第二章

    我4 岁时，父亲病死在国民党的重庆陆军监狱，那时她正年轻——从那时起，
痛苦的十字架就背在了她的身上。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永远清晰如初的一幅画面，
是一盏孤灯在北国农村的土炕上闪亮，母亲一针一线地为我做鞋，或一缕一缕棉絮
地为我絮制棉衣。窗外北风在吼叫，窗户纸在风中发出扑通扑通的声响；风从窗棂
缝隙中吹进来，那灯苗便左左右右跳动起来。待我躺在热被窝里一觉醒来，母亲还
坐在那里穿针引线。她见我醒了，总是为我掩掩肩头的被角，怕我受凉。那时我还
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在更残的午夜，不知对母亲说上两句宽慰她心的话。直到我年
长了，我才知道母亲青灯冷对时，体躯里深藏着无尽的悲伤，她正在独自咀嚼着年
轻时丧夫的悲凉。

    我是个无兄、无弟、无姐、无妹的独根苗苗，自然成了她生存下去的全部精神
寄托。可是那时我正年少，根本不知母亲的心里长着一棵苦苦的黄连树，常常逆她
的意志而行：她不让我下河玩水，我则偏偏到村南和村东的两条河里去玩水。那时
候为了制止我下河，母亲惟一的办法是说河里有水鬼，专拉小孩的腿。其实凡属少
年，都有好奇之心，母亲越是说有水鬼，我和那些小伙伴们就越想看看水鬼的模样，
因而每到夏天，下河玩水成了我的爱好。母亲为此曾拿着扫帚追我打我，她的两只
脚都缠过足，是无法追上我的。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曾经为此而暗暗哭泣。爷爷最
疼爱长孙，何况我又是失去了爸爸的孙儿，因而爷爷与母亲联手，制止我下水嬉戏。
爷爷检查我是否下过水了的办法是：用指甲划我的胳膊，只要划出白道道来，就证
明我是下过水了。爷爷不谈水鬼拉腿，不谈水怪吃人，而是不断对我进行家庭伦理
说教——他是清代最末一茬秀才，可谓满腹诗文。记得最清楚的往事，是他让我看
“二十四孝图”，并让我一个个背出那些古代孝子们的故事，以此警示我要听信母
亲的每一句话。

    当时，我倒是记住了爷爷的古训；但我当时毕竟是个娃儿，一旦进入伙伴群体，
便把那些东西丢个精光。记得，最让母亲伤心的一次，是我与小伙伴们玩“打仗”。
村东有个破旧的空墙圈，八九个男娃分成两摊：一方演守城，另一方演攻城。我被
分在攻城的一方，我们老家是山村，双方使用的武器，都是沾着泥土的石片，那东
西锋利如刀，贪玩的娃儿谁能想到它的后果呢！而战斗正酣时，一块飞来的石片，
正好打在我的鼻梁骨上，血立刻流淌了下来。这是使母亲伤透了心的一件事。记得，
惊愣了的小伙伴们吓得东逃西散，待我母亲闻讯赶来时，先是揪下棉衣襟上的一团
棉花，擦着我鼻梁骨上的血，然后就面对旷野呜咽了起来：“还算是老天有眼，要
是石头片子再往左歪半寸，儿呀，你就成了独眼龙了。你真是伤透了妈的心了，你
要是瞎了一只眼，妈还能活吗？”她哭得泪人儿一般，直到今天我还能记起她那撕
裂人心的嘤嘤哭声。这时家里的叔叔婶婶们，也都到这荒山野地里来了，爷爷当机
立断：“立刻套车去县城医院。”

    冬日苦短，此时已是太阳落山的黄昏。吃罢晚饭，绰号瘸老五的长工摇动皮鞭
上路，我母亲坐在古老的铁轮车里，用棉被先把我捂了个严严实实，并把我紧紧搂
在她的怀中。我那时不知分担母亲的忧愁，反而连连喊疼。我年长了，才想到那是
妈妈心里流血的一夜。刺向母亲心窝的东西，不是长矛，不是短剑——而是与她心
脉相连的儿子。她心里分明在流血，嘴里还要不断地哼着转移我伤痛的乡间民谣：

    小耗子

    上灯台

    偷油吃

    下不来……

    多少年后，每每对镜看见自己鼻梁上那块浅浅的疤痕时，我都感到那是我年幼
时，对母亲犯下的罪过。那一夜她是无法入睡的，到了县城门口，日本鬼子还没打
开城门。多亏城门脸外有个“仁育堂”中药铺，是我大姨夫家开的，拂晓时分叫开
了中药铺的门，大姨夫为我热敷上一些草药。也算是歪打正着吧，免去了进城到东
洋医院看病的麻烦（当时进城不仅要受日本人盘问，还要向城门脸子站岗的日本兵
鞠躬）。

    是不是我险些成为独眼，对我爷爷刺激太大之故？我无法知道爷爷的心思，反
正我伤愈不久，全家人从乡村搬到了城关来了。山村里那座古老的大宅院，甩给了
家里的几个长工管理。我的童年多灾多难，外伤刚刚好了，内病又找上了我，一场
瘟症又把我瘦成了皮包骨头的肉干。大病闹了半年之久，好容易活了下来，在街上
剃头时，由于剃头挑子有失卫生，染上了一头的秃疮。县里无法医治，爷爷指令母
亲带我到了北京。30年代末期的北京，留给我两个最深的印象：一是遍地跑着拉洋
车的车夫；二是晚市上卖的各种颜色玻璃球。我的秃疮是在协和医院医治的，记得
那是一次我永生难忘的恶治：可能因为麻药用得不够剂量，一位金发碧眼的洋大夫，
在用医疗刀给我刮疮的时候，我疼得哇哇哭叫。后来读《三国演义》的时候，找到
了感觉——那很像关云长“刮骨疗毒”。人家关云长一声不吭，我可是哇哇地哭叫
不止，致使那位洋人不得不在手术中途再一次给我注射麻醉药剂。据母亲事后告诉
我，她听见我在手术室内哭叫，曾几次想冲进去看个究竟，但是头戴白帽的护士，
无论如何也不许她进到手术室内，母亲说再也不到洋医院来了，听我大声哭叫，若
同撕裂她的肝肺。但是经过这次恶治以后，我那满是秃疮的头，开始长出了头发。

    母亲笑了——那是母亲脸上少见的笑靥。

    爷爷也笑了——爷爷是为母亲的笑脸而心安。

    全家人都说还是北京（当时叫北平）医生好，不然我将是个秃疤头，长大了连
个媳妇都找不到。从这之后，爷爷禁止我在剃头挑子上理发，由他亲自持剪操刀。
爷爷对我说：“丫头（我的乳名），你可要记住你母亲的养育之恩，大了即便是做
不到古代的‘二十四孝’，也一定要成为一个好学生，你爸爸可是北洋大学毕业的
……”爷爷略去了我爸爸已然逝世的消息，当时我还不知道爸爸早已亡故的悲耗。
尽管我的生命年轮一圈圈地增长，但我始终不知道为母亲解忧。我是个贪恋玩耍乱
看闲书的孩子，对其他一无所悟。可以这么说：母亲是在自舔伤口、自吞悲情的日
日夜夜中，把我带出少年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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