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青年时代，我的家庭被土地改革风暴撕成了碎片。孤儿寡母游离了依附的树干，
而成为天宇间飘零的两片枯叶。我在旧北京二中求学时，母亲就近在学校的对面一
个人家里当佣人。至今，我还怕回忆这段生活，因为我没能做到爷爷对我的要求，
在学校里成为一个好学生。在我的耻辱往事中，最亵渎母亲期望的是，我爱打篮球
不爱数理化；我爱看闲书，弄得英语和代数双双不及格；最为可耻的记录，是我的
代数得过零分，并为此而留级。我花着母亲的心血钱上学，而又亵渎了母亲对我的
期望，是我一生中对母亲欠下的一笔最大的良心债务。后来，由于解放战争的炮火
逼近了北京，母亲打工的那家人飞往台湾，我母亲不得不经由通县回了老家务农。
该怎么梳理我和母亲的感知呢？也许是这次母子分离，对我起了启蒙的作用，因为
从此以后，我要独立生活，包括在经济上都成了断线风筝。考入北京师范上学以后，
理工科虽然仍在及格线上徘徊，但在文学上却初露光彩；也许在这一刻起，我突然
感到了我对母亲负有的责任。当时，我已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当我给身在农
村的母亲汇去钱时，我感到它不仅仅是物质上对母亲的生存支持，更是对母亲艰难
地生我养我的感情回报。
1954年春天，我被调到北京日报文艺组工作不久，便把母亲接到了北京。按着
我个人的意愿，今后是我可以尽儿子对苦命母亲的孝道了。未曾预料到的是，母子
团聚的欢乐仅仅两年多光景，1957年反右派的强台风，重新拆散了我和母亲的亲情。
在这一年，我和妻子划右后又被加重处理，双双被送进劳改囚瓮之中。我们又把刚
刚生下年仅一岁的儿子，抛给了多灾多难的母亲。在空了一半的鸟巢里，母亲又开
始了新一轮的付出——她像抚育我那样，开始了老鸟喂养雏鸟的生活。这一老一小，
除去亲友给予的小补之外，惟一的生活来源，是我在50年代中期出版过的三本小说
集的稿费。多亏那时候稿酬较高，送我们双双劳改时，家里还存留下6000多块钱的
稿费——它成了一老一小以及我俩在劳改队中生活下去的惟一支撑。
1960年是中国的大饥饿年代。劳改队里的众多老右，都得了浮肿病；轻者蹬着
小马扎上炕；重者年纪轻轻就进了天堂。那个年代，我母亲扮演了搬运工的角色，
她手牵着年仅几岁的孙儿，拐着两只缠过足的小脚，肩上背着食品包裹，风尘仆仆
地奔向地处渤海湾边上的茶淀劳改农场。先从北京前门火车站上车，下车后要步行
几十华里，把防止浮肿的营养品，分别送到我和妻子所在的劳改分场。那儿是一片
荒芜的大芦花荡。夏天的花脚蚊子和成群飞舞于苇丛中的吮血的“牛氓”，是不分
善恶的，来者身上都要留下一串串被叮的紫包。
每每到了母亲拉着我的儿子，出现在接见室的时候，我的眼泪都要泉涌而出。
不知是母亲的泪腺已然干枯，还是她已然趟过了多条人生的苦河之故，在那个特殊
的囚牢，她从不落泪。有时她还帮助监督接见的队长，说上我两句：“哭啥！你看
小众（我的儿子）长多高了。你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家。”
儿子像我小时一样，还不知人世间的悲凉，睁大两只圆圆的大眼睛，提出令人
心酸而又使我无法回答的问题：“爸，你和妈妈什么时候能够回家？帮我捉院子里
的蜻蜓？”
无言。
沉默。
在无言和沉默之后，就是泪水的垂落。因为母亲在带来食品的同时，还背来我
冬天穿的棉衣——在那一时刻，我总是记起了儿时母亲青灯冷对飞针走线的形影，
我今天已经是个成人了，她还给我缝制这些防寒的衣物。昔日古诗中写的“慈母手
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中的爱意，尽在无言之中了。
她的无言期盼够漫长的，一等就是20年。20年折算起来等于7200个日日夜夜，
待我和妻子结束囚路归来时，我的2 １岁的儿子，已然考进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
成为一个年轻的雕塑家。我和妻子没能对儿子尽到一点责任，孩子落生那年我们一
块划右，儿子的成长都是在祖母关怀下度过的。儿子告诉我，他报考中央美院时，
首先要看作品，他的第一尊作品就是祖母的雕像。他力图在作品中展现祖母全景肖
像：泪河哭干之后的坚韧，沉默中的漫长等待；含辛茹苦的人性魄丽，知更鸟般的
期待黎明……当时这座中国美术的最高学府，政治审查是很严格的，一个双劳改的
后代，按说是无缘走进这座艺术殿堂的；十分巧合的是，美院雕塑系教授司徒杰，
是个十分爱才的长者，在过政审这一关时，他将此事辗转地告诉了胡耀邦——当时
身在中央组织部的“胡青天”，正在着手解决右派的平反问题，所以我们因右派罪
而双双劳改的事情，并没对儿子考入美院构成障碍。因而，当年全国在几百名考生
只录取5 名的情况下，儿子的名字排在了考生中的第三名。儿子的这尊祖母雕像，
是在那间不足10米的斗室里，面对祖母雕塑下来的——儿子说他在一遍遍为祖母塑
像时，包容进去了反右和苦难的文革年代，祖母为之所承受的各种折磨。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千千万万伟大的母亲，但我不知道有没有承受人生负荷如此
沉重的中国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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