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青年时代,我的家庭被土地改革风暴撕成了碎片。孤儿寡母游离了依附的树干, 而成为天宇间飘零的两片枯叶。我在旧北京二中求学时,母亲就近在学校的对面一 个人家里当佣人。至今,我还怕回忆这段生活,因为我没能做到爷爷对我的要求, 在学校里成为一个好学生。在我的耻辱往事中,最亵渎母亲期望的是,我爱打篮球 不爱数理化;我爱看闲书,弄得英语和代数双双不及格;最为可耻的记录,是我的 代数得过零分,并为此而留级。我花着母亲的心血钱上学,而又亵渎了母亲对我的 期望,是我一生中对母亲欠下的一笔最大的良心债务。后来,由于解放战争的炮火 逼近了北京,母亲打工的那家人飞往台湾,我母亲不得不经由通县回了老家务农。 该怎么梳理我和母亲的感知呢?也许是这次母子分离,对我起了启蒙的作用,因为 从此以后,我要独立生活,包括在经济上都成了断线风筝。考入北京师范上学以后, 理工科虽然仍在及格线上徘徊,但在文学上却初露光彩;也许在这一刻起,我突然 感到了我对母亲负有的责任。当时,我已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当我给身在农 村的母亲汇去钱时,我感到它不仅仅是物质上对母亲的生存支持,更是对母亲艰难 地生我养我的感情回报。 1954年春天,我被调到北京日报文艺组工作不久,便把母亲接到了北京。按着 我个人的意愿,今后是我可以尽儿子对苦命母亲的孝道了。未曾预料到的是,母子 团聚的欢乐仅仅两年多光景,1957年反右派的强台风,重新拆散了我和母亲的亲情。 在这一年,我和妻子划右后又被加重处理,双双被送进劳改囚瓮之中。我们又把刚 刚生下年仅一岁的儿子,抛给了多灾多难的母亲。在空了一半的鸟巢里,母亲又开 始了新一轮的付出——她像抚育我那样,开始了老鸟喂养雏鸟的生活。这一老一小, 除去亲友给予的小补之外,惟一的生活来源,是我在50年代中期出版过的三本小说 集的稿费。多亏那时候稿酬较高,送我们双双劳改时,家里还存留下6000多块钱的 稿费——它成了一老一小以及我俩在劳改队中生活下去的惟一支撑。 1960年是中国的大饥饿年代。劳改队里的众多老右,都得了浮肿病;轻者蹬着 小马扎上炕;重者年纪轻轻就进了天堂。那个年代,我母亲扮演了搬运工的角色, 她手牵着年仅几岁的孙儿,拐着两只缠过足的小脚,肩上背着食品包裹,风尘仆仆 地奔向地处渤海湾边上的茶淀劳改农场。先从北京前门火车站上车,下车后要步行 几十华里,把防止浮肿的营养品,分别送到我和妻子所在的劳改分场。那儿是一片 荒芜的大芦花荡。夏天的花脚蚊子和成群飞舞于苇丛中的吮血的“牛氓”,是不分 善恶的,来者身上都要留下一串串被叮的紫包。 每每到了母亲拉着我的儿子,出现在接见室的时候,我的眼泪都要泉涌而出。 不知是母亲的泪腺已然干枯,还是她已然趟过了多条人生的苦河之故,在那个特殊 的囚牢,她从不落泪。有时她还帮助监督接见的队长,说上我两句:“哭啥!你看 小众(我的儿子)长多高了。你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家。” 儿子像我小时一样,还不知人世间的悲凉,睁大两只圆圆的大眼睛,提出令人 心酸而又使我无法回答的问题:“爸,你和妈妈什么时候能够回家?帮我捉院子里 的蜻蜓?” 无言。 沉默。 在无言和沉默之后,就是泪水的垂落。因为母亲在带来食品的同时,还背来我 冬天穿的棉衣——在那一时刻,我总是记起了儿时母亲青灯冷对飞针走线的形影, 我今天已经是个成人了,她还给我缝制这些防寒的衣物。昔日古诗中写的“慈母手 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中的爱意,尽在无言之中了。 她的无言期盼够漫长的,一等就是20年。20年折算起来等于7200个日日夜夜, 待我和妻子结束囚路归来时,我的2 1岁的儿子,已然考进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 成为一个年轻的雕塑家。我和妻子没能对儿子尽到一点责任,孩子落生那年我们一 块划右,儿子的成长都是在祖母关怀下度过的。儿子告诉我,他报考中央美院时, 首先要看作品,他的第一尊作品就是祖母的雕像。他力图在作品中展现祖母全景肖 像:泪河哭干之后的坚韧,沉默中的漫长等待;含辛茹苦的人性魄丽,知更鸟般的 期待黎明……当时这座中国美术的最高学府,政治审查是很严格的,一个双劳改的 后代,按说是无缘走进这座艺术殿堂的;十分巧合的是,美院雕塑系教授司徒杰, 是个十分爱才的长者,在过政审这一关时,他将此事辗转地告诉了胡耀邦——当时 身在中央组织部的“胡青天”,正在着手解决右派的平反问题,所以我们因右派罪 而双双劳改的事情,并没对儿子考入美院构成障碍。因而,当年全国在几百名考生 只录取5 名的情况下,儿子的名字排在了考生中的第三名。儿子的这尊祖母雕像, 是在那间不足10米的斗室里,面对祖母雕塑下来的——儿子说他在一遍遍为祖母塑 像时,包容进去了反右和苦难的文革年代,祖母为之所承受的各种折磨。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千千万万伟大的母亲,但我不知道有没有承受人生负荷如此 沉重的中国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