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2008年初冬,二哥从成都来电话告诉我,孙四叔去世了。二哥问我是否还 和黄粤生保持联系?喟叹说,这一家人啊,前两辈就剩黄粤生一个了啊! 我祖父刘云门是孙炳文的好友。我在二十多年前发表的《私人照相簿》里,公 开了祖父和孙炳文、李贞白的合影,以及孙炳文和任锐在北京什刹海会贤楼举行婚 礼的照片,当时我祖父是证婚人。 祖父和孙炳文在日本留学时都加入了同盟会。上世纪20年代初,孙炳文和朱 德赴德国留学之前,在我家什刹海北岸的寓所借住了多日,我父亲刘天演那时大约 十六七岁,朱德见他骑自行车很顺溜,就提出来让他教骑自行车,父亲也就真的手 把手教了起来,朱德没几下就学会了,这事给父亲留下非常美好的记忆。解放后, 父亲从重庆调往北京海关总署任统计处副处长时,曾往中南海给朱德写去一封信, 朱德马上回信约他去叙旧,父亲去了,朱德先把学骑自行车的往事讲出,高兴地呵 呵大笑。朱德、康克清留他吃晚饭后,回到家来,讲起会面的情况,妈妈和我们子 女都很兴奋。虽然临告别时朱德亲切地对父亲说,以后有事可以找他,但那以后父 亲再没有主动去联系过。有的朋友曾问父亲,如此重要的社会关系,为什么不再主 动维系?父亲说,一次足矣。父亲深知在朱德波澜壮阔的一生中,他与朱德的那点 接触,轻微得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何况建国后作为中央领导的朱德日理万机,自己 一个渺小的存在,怎能再去打扰? 孙炳文和朱德在德国见到周恩来,周介绍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没多久 就一起回国,投入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作为意志如钢的政治人物,他们也 有很柔情的非政治行为。那时我祖父先一步到广州投入大革命,任教于中山大学。 我父亲为生计漂泊在外。留在北京的后婆婆对我母亲非常不好,孙炳文和任锐听说, 就写了一封信给我母亲,让母亲离开苛酷的后婆婆,住到他们家。母亲到孙家不久, 孙炳文、任锐夫妇也奔赴广州,但他们对我母亲作出了妥善安排,让她再住到任锐 妹妹家去,而任锐的妹妹任载坤,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夫人。我妈妈说起这些社 会关系,不以男方为坐标,她管任锐叫二姨,冯夫人为三姨,大姨呢,是嫁给了后 来四川天府煤矿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黄志煊(黄爷爷是祖父的忘年交)。孙、冯两 家,以及三位姨妈,还有两家的孩子,对我母亲都非常好。在孙家,那时长子孙宁 世还是个少年,就热爱《红楼梦》,不仅读《红楼梦》,所有能找到的关于《红楼 梦》的文字都读。三女孙维世还是个儿童,很喜欢当众唱歌跳舞,大方活泼。在冯 家,三姨后来生下一个女儿名叫冯钟璞。后来我父亲结束漂泊找到稳定工作,才把 妈妈从冯家接走。 你看我家这些七穿八达的社会关系! 这些社会关系,也确实给我家带来过不少乐趣。 大约是1951年,那一年我九岁。父母带我到现在仍存在的那个剧场——在 东华门外路南,现在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去看歌剧《王贵与李香香》,检票员怎 么也不让我进。那时剧场入口处的墙边有个刻度标记,我不够那个高度,人家说这 戏不让小孩进,再说小孩也看不懂。我急得直哭,后来母亲跟他们说,我们这票是 导演孙维世送的。检票的望了望我父母,觉得不会是撒谎,就放我跟他们一起进去 了。开演前母亲嘱咐我,一定要像大人那样欣赏演出,不许顽皮!戏开演了,我看 得入神。还记得那戏里有首主题曲,“一杆子红旗,满天下红……”后来,我再大 些,孙维世又送票,我随父母去看了她导演的俄罗斯名剧《钦差大臣》、《万尼亚 舅舅》,对我进入纯艺术领域是一种宝贵的启蒙。不过我没看到孙维世导演的《保 尔·柯察金》,是她没有赠票,还是赠了票父母偏没带我去,已无从考证。我长大 成人后才知道,孙维世导演《保尔·柯察金》的过程中,爱上了饰演保尔的,比她 足足大十岁的金山,而那时金山的妻子张瑞芳,恰被安排饰演保尔的初恋女友冬妮 亚!孙维世是“第三者插足”啊!后来张瑞芳忍痛退让,金山娶孙维世为妻。大概 在他们结合一年多以后,邀请我父亲去他们家做了一次客。毕竟我祖父是孙维世父 亲的挚友,又是其父母结婚时的证婚人,这份世交之谊她还是认的。父亲赴宴归家 带回一瓶葡萄酒,告诉母亲和我们,“维世送的。知道她哪里来的吗?是周总理给 她的!”那时候人们都知道,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干女儿,爱如掌上明珠。那瓶酒在 我家多次展示给客人,客人们得知来历,都很羡慕,有的说:“你们怎么舍得喝啊!” 但是,到过春节的时候,父亲还是开启瓶盖,给家人分饮了。 孙炳文在1927年国共分裂的“四一二”政变中,由蒋介石亲自下令,被残 暴地腰斩于上海龙华。我祖父写了《哀江南》长诗,痛斥蒋对孙中山的背叛。那时 任锐刚生下小女儿,从广州抱到上海不久,据说反动派来搜查住所时,刺刀挑起尿 片,气势汹汹,倘若那刺刀稍一偏斜,小女儿也就结束生命了。任锐为继续革命东 躲西藏,无法抚养小女儿,就把她送到大姐,也就是我母亲所称的大姨即黄婆婆那 里,因为这个小女儿生在广州,就取名为黄粤生。 大约1956年初秋,忽然又有人到钱粮胡同海关宿舍大院找“刘三姐”。我 在《兰畦之路》一文中解释过,我母亲何以被亲友们一贯以“刘三姐”称之。就像 我二哥告诉我“孙四叔去世了”,“孙四叔”也是孙家大排行的称谓,其实他是孙 炳文和任锐的二儿子,孙维世和黄粤生的二哥,她们还有一位三哥孙名世。且说那 次来找“刘三姐”是一位风华正茂,脸蛋红苹果般放光,穿着“布拉吉”(苏联式 连衣裙)的女子,她走进我家,母亲迎出还没站稳,她就热情地扑过去紧紧拥抱, 还重重地一左一右亲吻母亲脸颊。我在母亲身后看得吃惊,因为那样的见面礼只在 外国电影里见过,偶然目睹的邻居也觉扎眼。那位来客就是黄粤生,她在黄家长大 后,养父母告诉她她的亲生父母是谁。父亲牺牲许久了,母亲任锐曾与姐姐孙维世 和哥哥孙名世齐赴延安,同入马列学院学习,两代三人成为革命学府的同学,一时 传为佳话。任锐在1949年初病逝于天津,未能等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 孙名世则牺牲在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中。父母和三哥的牺牲是容易理解的,也是足 可自豪的。孙维世后来到苏联学习戏剧,解放后年纪轻轻就担任了中国青年艺术剧 院的总导演。黄粤生1949年从重庆转道香港到达北京,携着姐姐的亲笔信到中 南海找到邓颖超,也被接纳为义女,在周总理出国访问的时候,一度就睡在周总理 的床上。后来黄粤生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攻读俄罗斯与苏联文学,她那次来看望 “刘三姐”时,已学成回国,并被安排到北京大学由曹靖华担任系主任的俄罗斯语 言文学系担任讲师。 我祖父在1932年著名的“一二八”事件中于上海,在日本飞机轰炸中遇难。 他在生命的后期已经从政治潮流中边缘化,我父母以政治坐标论,更是越来越边缘。 但我家虽在边缘,却总是与社会中心人物有着若即若离的剪不断的联系。抗日战争 胜利后,我家住在重庆,父母有时会带我到黄爷爷黄婆婆家,也就是黄粤生养父养 母家做客,在我童年记忆里,有这样的画面——黄家举行婚礼,不记得是黄粤生那 一辈的谁的婚礼,少女黄粤生充当伴娘,我呢,和一位小姑娘,各提一只装满鲜花 的花篮,在婚礼中走在新郎新娘和伴郎伴娘前面,那时候,粤姑姑(父母教给我的 对黄粤生的称呼)全盘西化的装束,像西洋画上的天使下凡,仿佛全身闪着银光。 那几年里我母亲和粤姑姑走得很近,粤姑姑苏联学成归国来看望“刘三姐”,见面 惊呼并且热烈拥抱亲吻,显然完全出自真情。 人世间有些事情真是巧上加巧。粤姑姑到北大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任教,听她授 课的学生里,就有我的小哥刘心化。小哥影响了我,使还是个中学生的我就读了许 多俄罗斯古典名著和苏联文学作品,而且还生发出许多心得。1958年,我自发 投稿,给《读书》杂志寄去了一篇《谈〈第四十一〉》,竟被刊登出来。那一年我 才十六岁。《第四十一》是苏联“同路人”作家拉甫涅尼约夫的一部小说,由曹靖 华翻译为中文。而就在刊登我文章的那一期,《读书》编辑部约请黄粤生写了一篇 介绍苏联小说《我们来自穷乡僻壤》的文章,凑巧就跟我的文章刊发在前后页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