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揣想,黄永玉是在1988年底萌发写这本自传体长篇小说的念头。那一年,沈 从文先生去世,黄永玉在香港写下了近三万字的《这些忧郁的碎屑》。 这不是简单的回忆,是一种带着哀痛、绝望,近乎慌乱的打捞,他写他眼里的 沈从文,写沈从文从来“一声不吭”的“滚烫”的家世,写沈从文和他共同的家乡, 那些山水、人情、气味。黄永玉的哀痛里,有一种巨大的遗憾,“我是特别喜欢从 文表叔写的《长河》的”,“他写小说不再光是为了有教养的外省人和文字、文体 行家,甚至他聪明的学生了。我发现这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 的书。一个重要的开端……为什么浅尝辄止了呢?”伴随哀痛和慌乱一起降临,我 猜想,一种对故乡文化情感上的使命,也如茫茫夜色降临般、无可推卸地落到了黄 永玉的身上。没有人可以推让,表叔去世了,“真的死了”。只有靠自己一个人, 去度过暗夜,迎接黎明了。 在这篇文章里,黄永玉说出了他对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给外省有教养的人 看呢,还是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 那一年,沈从文八十六岁,黄永玉六十四岁。 沈从文写作《长河》的时候,四十岁。将《长河》与《无愁河》比,萌芽于黄 永玉六十岁的《无愁河》,可以看出明显的递进。两部作品之间,从个人成长来说, 黄永玉大了二十多岁,从外部世界来说,时代又前进了四十多年,这些时间因素, 对他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沈先生在《长河》题记中说:去乡已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 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一种堕落 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 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敬 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 泯灭了。 这个支配了《长河》的视角,是很“现代”的。 汪曾祺先生曾说过:“读沈先生的作品常令人想起鲁迅的作品,想起《故乡》、 《社戏》(沈先生最初拿笔,就是受了鲁迅以农村回忆为题材的小说的影响,思想 上也必然受其影响)。”这里所说的鲁迅思想,是在“哀其不幸”的大前提下的思 想,是被家族国民的内忧外患控制住的一种时代思潮。一个从山里出来的孩子,到 大城市受了种种“文明”的洗礼,特别是了解到家国和民族令人悲愁的地位,被震 慑住了,既摆脱不了对家乡的爱,又克服不了用外来人的眼光去打量它,默默衡量 它在将来的出路,他看到出路了吗?“除了自然景物的明朗,和生于这个环境中几 个小儿女性情上的天真纯粹,还可见出一点希望,其余笔下所涉及的人和事,自然 便不免黯淡无光。”(《长河》题记) 沈先生的笔,对故乡的一切是“爱抚”,深邃,却也带着一种软弱的气质, “我觉得惆怅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 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 是不是爱必然伴随着软弱呢?当没有读过黄永玉这拿木刻刀作画的人写出来的 文章时,没有读过这本来是打猎的人写出来的文章时,我以为那是必然的。但是, 不。 当黄永玉四五十年后再来面对这个题材时,那个时代的思想之象已没有将他罩 住。他爱这条河,就像一个雄强的儿子爱着母亲,既得到太多,亦毫无保留地爱, 和崇拜。这种爱不曾让他软弱,反而让他美满、强大。黄永玉好像比沈从文从故乡 继承了更多,更解得故乡的一些妙处,如厉辣、浓野、深刻的威望……对沈先生笔 下种种“无望的美”,黄永玉出现了一个肯定:“是的,也许无望吧,可是,还是 美的!”看看这部作品,每一个字都在赞美!凤凰城改名为朱雀城,想来一方面是 黄永玉希望能自由不受拘束地抒写刻画,同时也寄寓了他对现实有所超越的理想吧。 比较起来,沈先生的“长河”,有点像挽歌,它的庄严与悲哀,是有一点自然 主义的;是一条“奔流到海不复回”、似乎单向的河。黄永玉的“无愁河”,却重 在一个“无”字。因有这个“无”,忧愁的长河婉转、反复起来,有了两个互为张 力的方向。无,并非形容一个没有忧愁的世外桃源,无,是一个动词,寄放着作家 逆流而上的身影。故乡与时代,把他顺流送到外面的世界来,现在,他要凭自己的 力气逆流而上,不仅是回家,更是肩负为故乡、为自己,把忧愁打扫干净的使命。 现在来看看,他是怎么逆流而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