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当红卫兵参加大串连胡窜大江南北去经风雨见世面、再回到故乡小城投身革命
造反大军盲目亢奋蹦跳的日子,来得快结束也快。转眼就到1970年早春,我们这些
在中学连板凳都没坐热的初中生,就不得不热烈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到农村去上
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了。所以我中学怎么毕业
的直至今日还没彻底搞懂,也许是搞“文化大革命”那阵稀里胡涂闹毕业的吧?到
了乡下好歹在农民眼里是喝过不少墨水的中学生,参加艰苦劳动之后还得四处搜寻
些杂七杂八的书来填补越来越空虚的精神饥渴。上学读书,似乎已是一个遥不可及
的梦境了。朴实善良的农民们倒也常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我们这些学生娃,他们也搞
不懂在这正是读书年纪的我们要跟自己这些半文盲大老粗接受哪门子再教育。就在
知青们心灰意冷近乎绝望之际,也应了天无绝人之路的世理,经过“文化大革命”
痛苦折腾的教育界又要开门招生了!这个热辣辣的消息如一团团炽热的山火很
快燎热了散布在全国各地上千万知识青年上学读书求取前程的青春激情,于是家长
们亲戚们连同知青本人都积极行动,不惜一切努力甚至不惜一切手段,目的只有一
个——就是要使滚了满身泥巴红心却还没炼成的孩子跳出农村再进学校。
那些远在重庆、成都或者更远的家长们为一个孩子能够读书简直煞费苦心,他
们从大城市带着那个年代的稀缺物品来到偏远山乡,由生产小队到大队再到公社、
区里、县里一级一级地活动和做工作,为博取一个上学名额哪怕倾家荡产也在所不
惜。我没有那些优势和条件,父亲病逝后全家只靠母亲四十几元工资维持生计,四
个子女有三个在农村插队落户都想上学争取前途,咋个办哟!那阵是由贫下中农推
举去中专或者大学读书的工农兵学员,知青们哪怕抓住一次机会就能彻底改变人生,
我虽然明知希望渺茫却又不能不硬着头皮去做踏实努力。万一能抓住希望的尾巴,
跳出农门去到一所哪怕是最差的学校呢!这也就是一生的最大幸运了。从生产小队
到大队的推荐每次都还顺利,日子本来贫困又增添一些知青负担的农民们真心希望
我们能有学校收留,去过学生娃们本来就该过的那种学生生活。而“公社研究”决
定名单是第一道难过的关口,知青们虽通过各种渠道向公社的书记、主任们说情或
者送礼,真能过这一关的人只在少数真正打通了“关节”的人。我上小学一年级时
的班主任此时正好是公社中心校校长,也是公社推荐审查小组的成员,我母亲同他
熟悉就拜托他在会上照顾自己的儿子,校长每次答应口气很诚恳而笑容很暧昧,这
种大事毕竟不是他能掌握的。“公社研究”每回都在半夜举行,会议室周围有民兵
守卫不让心急的知青们靠近偷听。那些书记、主任们酒足饭饱之后步入灯火通明的
会议室开始“研究”,我们则在不远的公社大院三五成群地守夜等待连蚊虫叮咬也
全然不顾。那看关系比条件的研究从来漫长,知青们打熬不住就歪倒在水泥乒乓台
或者台阶上睡着了。朦胧间觉得有人拍我的肩头然后是个干巴巴的声音,起来哟,
回队里去吧,这次又没你……哦,又没了,一次招生梦又遭夏日凌晨的冷风一扫而
光。我懵懂起身谢了校长沿着漫长的乡村小道走回插队的山村,又开始了一个知青
没了牵挂同样也没了希望的新的一天。
就这样,我在大巴山农村当知青当了六七个年头,每年夏天学校招生又燃起一
次上学读书的希望可很快就被失望代替,年复一年人也麻木了。经过自己的努力,
去附近小学或者中学代课,或者到县文化局编写文艺节目到县知青办为那些优秀的
先进知青写吹捧材料也混去一些日子,而希望找到一个机会上学读书的求学之心从
未死过,犹如一团深埋严冬冻土之下的野草每遇春风便会倔强地冒出新芽。到了1977
年的早春,连知青办的干部们也觉得我留在农村任凭怎么努力也弄不出个前途来了,
出于一种同情怜悯的心情,他们利用一个处理知青问题上级文件的精神,借口我是
高度近视特许我办了“病残知青”回城的手续。能从乡下回到城里吃上商品粮,对
我这个前途一团漆黑的青年来说也算是一种幸运了,母亲为此向知青办的干部们讲
了不少感激的话。前途依旧茫然的我虽然兴奋不起来,可也有一种解脱感,心想作
为城镇待业青年我至少可以去当代课教师挣钱维持生计啊。孰料,正在暗自庆幸能
离开贫困山村回到城里的时候,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国家决定恢复高考了!
而等看到正式发布的文件又让我傻了眼,恢复高考文件的最后一条竟然是“病
残知青”不得报考!这一打击不啻五雷轰顶更叫我欲哭无泪。我虽只是个民办中学
的初中生,可这些年在农村插队还是坚持了自学尤其文学名著读了不少还在写诗、
写小说、写剧本哩!一个“病残知青”的名头又无情地将我拒之于高考考场之外,
真是命苦!县知青办的干部们也后悔好心办了傻事,就绞尽脑汁想方设法要我参加
一次高考,哪怕了结一次心愿也要让我去考。有头脑灵活的人出了主意,将我的
“病残知青”返城和小妹的“困难知青”留城对调,这样我就没了“病残”的帽子
可以按文件精神报名参加高考了。主意是好主意,一直关心我这个大儿子的母亲犯
难了,她担心自己的小女儿成了“病残”,将来找工作嫁人家都会困难重重。在家
庭会议上,小妹哭着恳求母亲同意她成“病残”让我这个在农村滚爬了这些年的大
哥去高考,当时一家人都流下了不知是辛酸还是感动的热泪,母亲更抱着小妹泣不
成声…
…就这样,我以一个困难知青的身份在1977年深秋取得了高考“准考证”,拿
到那张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小纸片的那一天,离高考开考的日子只有五天了!
1978年3 月那个川东北寒气依然浓重的早春,我作为“文化大革命”后第一届
高考新生也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七七届大学生,满怀求知热情和人生抱负踏入了渴
望多年的大学校园,而这时我已是三十岁的老青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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