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安丰为兴化地区第一大镇,人口十万,土地一百平方公里。从兴化乌巾荡起始,
海沟河向东北方向由西鲍、钓鱼镇,缓缓绕了一个弯,经安丰、老圩、新垛、大营
四乡镇,进入串场河。这条河道应该是境内四条入海水系中最长的一条(测量数据
记录,从西鲍镇到出口处,计50.3公里),未通公路前,这条河道联结了兴化东北
部地区几个主要乡镇。安丰镇在沿河六乡镇中段,也是海沟河由北向东的拐弯点。
最近六十年兴化地区治水工程中提到最多的是中腹车路河,北面的海沟河相对比较
平静,2009年的兴化水利规划中,也只是提出浚理安丰下游二十公里长的河道,以
便出口畅通。现在我们已不太能够看出海沟河对于安丰镇的重要,但按照当日兴化
地区四大东西径河形成的地形来看,安丰成为兴化最大粮区以及东北乡镇商贸中心,
相信与海沟河的水利有关。当海堤挡住了海水倒灌后,海沟河安丰以东部分形成了
一片可供耕种的良田,尽管由明入清以后很长时间,安丰还兼带管辖串场河沿岸刘
庄、白驹、丁溪、西团四大盐场,但那是国家经营与专卖所特设,安丰本身却依赖
土地之利走向“物丰民安”。农业为安丰立镇根本,在1940年之前,土地虽见兼并
之势,但相对集中的土地耕作,却也使安丰镇成为东北乡粮食运储与交易中心,并
在此基础上促成了本镇商贸的发展。说安丰是兴化地区最有代表性的传统型农贸乡
镇,应该没有问题。也因为有如此经济社会,安丰镇在该地区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
初的地方政治传统中,乡绅阶级通过水利这一特定的地方需求,持续发挥着社会中
心作用。设立于清乾隆时期延至民国后期的“东北老圩局”,可以看做是安丰镇乡
绅政治的一个典型例子。
兴化旧制分为十镇六区六十六图,安丰镇分领兴化东北乡,所以称“东北”。
老圩,则是由海沟河与兴盐界河之间最早筑圩形成的一块三十多平方公里十五万亩
土地的圩区,该圩区从乾隆时期为东北乡主要农业生产区。后来圩区向西扩展到海
沟河中游的钓鱼庙,分别又有“中圩”和“下圩”加入。“局”是清初以来中国南
方乡土社会普遍设立的民间组织,有多种社会作用,安丰镇的“局”专为管理圩区
水利,由各圩区不同等级的乡绅组成,其中分总办、圩董、图董、庄董、段董等,
均由圩区内各图(图:纳粮单位,通常以多个村庄为组织,区域范围较乡要大)各
庄推举。每年4 月至9 月六个月,上述人员“在局”办事,按照制定的规约,处理
水情旱情。这段时间正是一年中水利与农业生产的关键,例如西水下注时的分工协
调堵坝筑堤,或旱情发生时水源的分配等,等9 月一过,秋收在望,大家就解散了。
写于1940年代的陈邦贤《自勉斋随笔》,其中一则关于安丰土匪李花魁的逸事,
从另一角度和层面可以看到乡绅政治在“乡治”社会中的作用。
李花魁的主要活动在二十世纪初的晚清末年,离陈邦贤的记述相距近四十年。
当年李花魁的横行不法,以及安丰人的同仇敌忾,在这部笔记里叙述得还算生动:
“兴化是一个水乡,他在钓鱼庙一带,横行无忌。到了秋天,那城上的人都要下乡
去收租,必定先要向他打一声招呼,由他派人坐在船上,保护那稻子出境;否则那
稻子或是卖出来的钱,休想带得回去。他在乡间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没有一个人
不愤恨他,也没有一个人不畏惧他。可是报到官厅里来,官厅里也没有方法去剿办
他。安丰镇到钓鱼庙一带,几乎都成了另一个世界。乡下人气愤极了,便私下集议
一种联防的方法,一遇匪警,鸣锣为号,那邻庄听得锣声,便随即赶来,以翻扒、
扫竹做武器,和匪尽量地抵抗。那庄有通匪的地痞流氓,便自己处置,把他活埋。
某天大家齐集到了安丰镇,便把匪首李花魁打死,其余的匪党也就如鸟兽散,于是
各乡镇也就安靖了。”
李花魁,安徽人,为出身“安清帮”的一黑社会头目,在安丰地区纠结党羽,
盘踞多年。他在安丰上游十多里处的钓鱼庙私设关卡,掌控了整个东北乡往兴化城
的粮食运输与贸易水道,坐地抽税强制收费。这就危害了本地区经济社会利益,为
乡绅们所痛恨。事实上,并非一般民众“私下集议”,而是安丰乡绅以靖安地方的
名义,公开发起民众,将李花魁一党彻底铲除。安丰地方志作者对此有详细说明。
1906年秋天的这次地方治理运动,由六十六图总董中圩的赵士范策动,他邀请东北
乡各图董在安丰镇罗汉寺集会,会议商定农历8 月12日举事,各村庄每一“烟囱”
18岁至45岁青壮农民,自带农家工具作武器,到安丰镇上“除匪”。帖子发下,这
一天据说前往安丰镇的农民达到万人,而李花魁则在追躲中,被一农民发现,用大
锹铲死在一个猪圈旁的草堆里。当日之事,以李花魁的帮派势力,非以此万人之力
不足以清除,而以乡里社会而言,则非通过有威望的乡绅,不能有效组织如此强大
力量,以解决地方政府所不能解决的治理问题。
当我从安丰地方志资料中发现上述事例时,我觉得叙述安丰的方式,与其他地
区应该有所区别。就地理形势而言,需要从安丰周边地区展开观察,才能够理解安
丰实际所处政治经济位置。
按照近代历史上的区域划治,安丰镇统领东北38乡,但这说不上有多大的行政
意义。事实上,尚处“乡里空间”的时代,安丰作为兴化东部重要集镇,其地方政
治的重要性,覆盖了包括邻区“远东乡”的许多村乡。上述“老圩局”及来自三圩
各图、庄乡绅们的经济政治活动均以安丰镇为平台,从而体现出该镇的区域中心地
位。正是出于这种历史成因,在我看来要观察完整的“安丰镇”,不可不超出现行
的乡镇区划,把安丰东北各圩区纳入整体的乡里/区域空间中。
我在第一次去安丰时,因特殊原因已先去过安丰镇东南角位于旧永丰圩南端东
塘港河边的戚家舍,而第三次去安丰,又先后分两天去了东北的老圩、新垛、大营。
关于戚家舍后面再叙,却说老圩、新垛、大营。这几个乡镇至少在1949年至1994年,
在行政上甚至仍旧沿袭了“老圩局”时期的旧称叫老圩区。老圩现为乡建制,乡政
府设在肖家舍,一个千把人口的村庄。肖家舍大体保留了最近三十年的风貌,庄北
有一座老式瓦房,是1943年兴化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办公地,为该村唯一的“文物”。
庄中间最新的建筑为中国移动通信销售点。老圩当年为兴化东北粮区的基础,是因
为它在最早成功通过修筑围田堤坝,改造了受水害与卤害的土地。老圩与后来的中
圩、下圩,地形上极像三扇打开的屏风,形成了对安丰镇的水利保护和粮食后园。
由老圩往东,为现在的新垛镇。新垛是从大营与老圩分出来的新地区。为什么划分
新垛,理由不详。《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家乡施家桥,就在新垛镇。施家桥周边水
势复杂,依稀可见海沟河下游一带西水下泄与海潮倒灌留下的地貌痕迹。大营位置
在兴化最东北角,其区域为明清屯兵处,驻军可能兼有保护盐场与屯田垦荒之任。
大营有一些村庄以“营”、“屯”为名,如东营、陈营、屯南、屯北、屯军等自然
村庄。大营地形中有一条“官道”尤为特殊,它叫张官路,是在河道中间堆筑起来
的一条长达十多里的大路,由串场河东的刘庄,直通大营张庄。当年筑路的动因不
太清楚,民间认为是张庄出身的官员,退休回乡后专修,为了与官府来往方便,仅
此亦能折射当年乡绅势力在地方上的地位,但实际情况我觉得还是水利设施上的需
要。由“圩”成“路”反映的是水利上的变迁。
尽管上述三乡镇尤其大营乡部分村庄在政区所属略有变化,但我的观察中,在
安丰以东沿海沟河北岸排列的这三个乡镇,与安丰镇构成了一个以海沟河下游为地
理域度的“乡里空间”。这个区域/乡里空间,不仅存在和结构了历史上该区域乡
里社会形态,实际上在今天仍然适宜采用同样的眼光来加以描述。以地形而言,
“圩”不仅仅代表这一区域典型的水利特点,而且更突出了该区域土地与农业的治
理与社会发展的乡里联动关系。这是为什么对安丰的描述,我会首先注意它的“乡
治”或“地方自治”历史的原因。一方面,由于“乡治”在该区域主要通过“圩董”
的作用而达成,反映出与其他地区乡绅阶级领导“乡治”的不同特点;另一方面也
可以看出“圩董”的力量,以其特有“水利”强势身份,实际上维系着该区域的社
会生产关系,他们在组织农业社会的同时,也保护着农业社会诸如粮食的安全。这
使安丰作为区域/乡里空间越发得到彰显。19世纪末的一则记录,可以用来作为补
充说明。当时连接海沟河与白涂河的纵向水道东塘港河,穿过安丰南万乡、戚家乡
一带,两岸农田因河道淤积,水旱频发。晚清政府财政严重短缺,官方无力加以治
理,只能靠地方组织财力疏浚。于是,由安丰两位董事万清选与翁绂牵头,发动乡
民“义浚”,经过1890年整个冬天三个月时间,完成了对此河流的全部整治。万、
翁二人分别获得政府发给的奖牌“谊笃梓乡”。这个例子不仅重申了“乡里”社会
道义关系及运作的可能性,而且它也通过其“自治”活动,有效地塑造了这个空间
的社会特质。
也因此,当我现在涉笔安丰镇时,对于有关“乡治”资料叙述,并非要作专题
研究(实际上,安丰地方“乡治”在清末民初这个时间段里,故事很多,恰恰应合
了那个时代中国乡土社会的总体政治趋势;而且安丰一直到四十年代,乡里社会还
保留了一种叫“乡老”的古老称呼,乡老的工作主要为调解地方矛盾,由此可知
“乡治”在该地区的传统),而是依据历史现场,重构安丰的区城/乡里空间。与
一般“乡里空间”的地缘性和亲缘性不同,我要重构的安丰这个区域/乡里空间,
是以地形为依据展开的,也就是说,当安丰以东沿海沟河南北两线各处圩堤的修筑
形成了至少五个方整的粮区,这个区域/乡里空间呈现了它特殊的经济社会力量。
就我的叙述而言,其有利之处,不但能够在地理上描述它的位置,而且主要还可以
通过时间性的描述发现其社会结构价值。而重构安车区域空间,在今天的乡镇政治
经济发展情势下,也许能够为我们对于该区域现状以及未来走向的观察,提供一种
历史方法。
回顾有关中国小城镇的叙事,我想安丰镇在这个区域/乡里空间中,是可以作
为小城镇的典型案例的。我不太清楚,费孝通先生十多年前来兴化考察时是否留意
过安丰镇,如果说小城镇在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具有更大潜力,是费孝通持之以
恒的见解,那么安丰镇应该是一个首选目标。
与长江下游南部发达的小城镇相比,安丰镇不仅具备与之相似的基础,甚至还
有超出之处。14世纪末明王朝在安丰初设巡检司时,虽说出于政府特殊的经济要求,
但亦能看出这一管理性的设置,对当年这个叫安仁乡的地方日后影响肯定不小。中
国传统的权力构架,基本上只达到县级,安丰设巡检司,自然是特殊需要。与兴化
县级七品官员相比,安丰巡检为九品小吏,但有独立管辖权。巡检司所管盐场,为
政府重要财政收入,虽与地方经济有着分别,但司衙所在地为当地私盐贸易之集散
地,则有效地扩展了地方市场。安丰逐渐形成入口繁盛的市镇,与此当有一定关系。
二十世纪初,安丰曾被设为“市”,这一年是宣统二年,在国家制度“维新”末期,
虽说带有模仿西方的意思,但也说明安丰这时候社会经济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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