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2010年安丰镇党委书记常传林在七月的一次全镇干部会议上，提出“建设安丰
美好小城市”，虽说是在目前城市化刺激下的一种官方表达，但其中未必没有安丰
历史基础提供的信心。赵振云为安丰地方志的主要编撰人，在当地颇有声望，称呼
他赵三Bai （这是本地对伯父、叔父的方言称呼）。我想邀请他座谈，他因身体不
适未能前来。赵振云对安丰作为市镇近代以来的商贸史了解得非常详细，由他收集
整理的资料，不单单可作安丰地方知识，而且对规划和建设中的“小城市”安丰也
是一种历史支持。

    赵振云的记录主要为1930年前后安丰镇的商业活动及其组织。这份内容翔实的
《民初安丰商业》中，共叙述了安丰镇五大工商业类型，其中“行商”最能反映当
日安丰镇作为区域性“集市”的商业规模。如前所说，安丰镇既为兴化东北堤区农
业产品集中地，所以粮食贸易是安丰镇的商业支柱。安丰近百家行商中，粮行占到
近一半，可见粮贸执地方经济社会之牛耳。当时粮行称为“陆陈行”，“陆陈”即
指稻谷、大小麦、大小豆、芝麻等等可以长久贮存的粮食。农业经济社会，粮食不
仅是消费品，而且还是用来保证生活持续下去，保证社会安定的必需品。理想上
“物丰民安”，要的就是粮食这个“物”。“陆陈行”的兴盛，不在于它们的市场
额度和商业利润，而在于通过粮贸，体现了安丰这一区域／乡里空间的社会实力。
农业经济在像安丰这样的区域空间里，其活跃程度既依据粮食产量，又依据粮食的
贮运流通量，所以前述乡里社会“治水”的成效，以及粮食流通的安全畅达，最后
都集中到本地“陆陈行”的粮食贸易的繁荣上面，而后者则成为安丰区域经济的晴
雨表。

    再回到《民初安丰商业》的资料中。1930年代的安丰，其“市场”几乎全部围
绕农业经济。诸如牛行、猪行、草行、鲜行（青货、蔬菜类）、渔行以及粪行等，
由这些行业的经营形成了该镇每月“六集”，进行农产品交易。交易的对象为整个
兴化东北乡里的农民。适用于农业生产的手工业产品，亦通过集市贸易得以流通到
农民手中。例如犁木店与铁匠店，制造水犁旱犁、风车（车发）、拂板、榷子、戽
掀、翻扒、板锨、大小锹、镰刀、犁耳、篙子等，这些农具均为圩里外农民所需。
为农业产品加工的作场或作坊，统计数据称：全镇有磨坊5 家，垄坊9 家（后发展
出碾米厂4 家，周边地方则有更多的小型垄坊用于加工稻米），糟坊9 家，糠坊4
家，油坊2 家，染坊6 家，坑坊4 家，粉坊3 家，另有豆腐坊、糖坊等不计。农业
产品需要加工而成为日常用品，而这些日常用品为本地自给自足，亦是乡里社会稳
定运行的保证。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酒坊。1931年整个兴化地区有酿酒糟坊23家，对比安丰的糟
坊数，光镇区就有9 家，另外各乡各庄其数亦不低于这个数目，因此最新兴化县志
说，糟坊“大多数集于东北乡”，其原因自然与东北乡的粮食生产有关。糟坊原料
为稻米，大、小麦以及豌豆等，甚至稻田里的野生稗子，亦可用来酿造上好的白酒，
本地人叫“糁子酒”。足够的粮食产量保证了酿酒业的发达，除白酒以外，东北乡
糟坊出产的米甜酒19世纪中期在淮扬一带已广有名声，尽管当日销售量没有具体统
计数字，然而若非达到一定规模是不会有如此市场影响的。而米甜酒，须要用上好
的糯米酿制，这也体现了东北圩区粮食种植的一个特点。圩区内多为“老沤田”，
即每年只种植一季稻谷，秋收后就将田地灌水养土，利于来年水稻生长。（前述老
圩局为什么9 月即解散，从种植特点上说，这时候土地已经不再种植，无所谓水涝
干旱，而来年4 月则开始种植，就又必须水利管理了）这样的土地所产稻谷，产量
不高，但质量上等。兴化地区自14世纪中期水稻品种有44个，至20世纪中期这些品
种多有保存。“中秋糯”为著名品种之一，为农民喜种，想必这是酿制米甜酒的需
要。中秋以后，新糯上场，糟坊里的米甜酒酒味飘浮在整个东北乡。从一个角度看，
安丰的酿酒业，作为地方农贸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满足了日常生活与消费需要；
从另一角度，则可看做是粮食流通的一种方式，只是通过手工业的转换。

    由粮食贸易产生的市场，自然带动了安丰镇的其他各业。如饮食服务业中的茶
馆，镇上共有茶馆六家，进入茶馆的主要为“各行”生意人，茶馆成为行市中最方
便、最有成效的集聚地，同时也是解决生意纠纷的合适地点。甚至医药业也作为特
殊的社会服务在安丰发展起来，1930年的安丰十数家中医诊所中的东街陈氏诊所，
前来就诊号脉的人数最高达一天156 人；而此时镇上的药店计有杏春堂、回春堂、
同春堂等18家。医药业的发达，为乡里社会安全提供了保障，“物丰民安”当中的
“民安”，同样把“物丰”的经济影响力扩展到了生存健康需求的层面。

    地方志的叙述不可避免遮蔽了乡里社会的另一面，相信1930年代的安丰，亦非
尽如历史所记录的这样，民生艰难对于当时的乡里社会是一个普遍性的状况，无论
从自然经济格局相对封闭带来的不利，还是从国家政治治理、时代造成的社会动荡
等方面看，乡里社会都还远非一个理想的社会。然而，我这里复述安丰地方志史录，
重点在于指出安丰这一乡里／区域空间，通过粮食经济所塑造的社会基体，在一定
的历史条件之下，或者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段里，具有模态性的意义。安丰镇在20世
纪初期体现出来的中国传统市镇内发力量，仍然可能通过自然经济的能动性，建构
乡里／区域空间经济主体。中国乡里社会的存在及发展自有它的途径和方法。这样
来看待问题，我们就不会陷入所谓“历史美化”的叙述困扰当中。而且，正如我以
前所引梁启超的说法，中国乡土社会各地殊异，安丰虽非特例，但以兴化各乡各镇
之历史悠久的积累，在1930年代本地区相对稳定环境中，有足够的结构力量，按照
其自然发展方向，促成乡里社会繁荣面貌。

    1940年代的10年期间，由于战争原因安丰作为农业经济社会遭到全面破坏。日
本侵略者占领的1941到1943年，安丰集市贸易彻底关闭，军事封锁和公开的粮食等
资源抢夺，再加上侵略军的横征暴敛及敲诈勒索，不到三年时间，肆意破坏之下，
甚至安丰镇那些商业性建筑和名宦大宅都成了瓦砾。不仅安丰镇各业萧条败坏，同
时也切断了周边各圩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需求，而出于战争的直接需要，各圩区圩
堤被挖断，地形的改变严重影响了农业种植，水旱侵袭，过去的水利保护组织如老
圩局，亦无组织农民的可能（1941年春天，成立一百多年的老圩局被拆除）。由于
土地失去安全保障导致的粮食歉收，使安丰经济遭受17世纪以来最深的重创。1943
年安丰先期从侵略者手里夺回，但随后国共之间在本地区展开的军事斗争，亦无法
使安丰经济在战后得到恢复，只有等新政权成立了。

    1949年后（安丰为兴化“老解放区”，这个时间可能会稍早一些），安丰的社
会形态和经济发展并没有越过其历史规定性而另有变更。新政权既提供了社会稳定
的基础，而无论农业合作化还是人民公社的出现，事实上也未从根本上打破乡里／
区域空间原有结构。但从这一时期，到1980年代末，以粮食经济为基体的农贸安丰，
一方面生产条件充分良好，另一方面却因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发展路径的改变而离开
了“传统”的自然模态。

    首先，治水成为安丰地区主要社会任务。与旧时代相比，新政权利用其政治动
员力量，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社会主义”协作，按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关于中国
的“公”的研究，实质上延续了地方公义之观念，将乡里社会传统“相互扶助”的
道德伦理，发挥到了新的集体主义动员之中，起到了传统的“善举”所不能达到的
组织效应。有资料记录，几乎每年或隔两三年，冬天会汇集几百上千甚至万人的大、
中、小型河工，改善和强化所有各圩的水利功能，圩区内农业生产由此得到充分保
证。

    其次，种植技术的集体推广，也提升了粮食生产。以乡或人民公社为单位的农
技站，在改良品种、科学种植等方面，不仅起着引导性作用，同时适应土地集体化
和公有化以后的大面积生产。与传统的水稻种植相比，过去的品种通过改良与选择，
大部分被淘汰，一些产量高的新品种成为本地区主导性作物；土地改良也成为人民
公社时期“科学种田”首要方法，从前的“老沤田”几乎全部“沤改旱”，一茬水
稻后，接着再种植大、小麦，土地利用成倍提高。过去极少种植的棉花，在土地改
良后，也进入本地种植序列中，成为国家购销的重要农业经济作物。棉花收购站与
粮站是人民公社并列的两个重要经济机构。其他如人民公社后期的农业机械化，部
分替代了劳动力，增强了粮食生产的效能。

    第三，生产制度化将农民组织在一个固定单位，先是互助组与合作社，后来为
生产大队与生产小队，这一方面仍然保持和利用了乡里空间的原有连接，例如亲缘
与地缘关系；另一方面则又重组了乡里社会权力架构，使这些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
归置和服从政权安排。这就把传统乡里／区域空间政治功能中的自治部分化约到了
“社会主义”统一性的公正平等之中。过去村庄、个体农民之间的“利己”主义引
起的矛盾冲突，诸如争水、开坝等相关“公事”，无须通过“调解”而自行解决，
由此大大增强了生产力，减少了粮食生产成本。

    然而，如同所有中国那一时期农业经济产生的结果一样，安丰区域内的粮食生
产，却未能对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多大推进作用。以安丰镇来看，过去那种由
粮食贸易带来的社会景观，再也未能出现，其原因显然与粮食生产在此期间由于制
度和政策限定，失去流通性，从而退出自由贸易有关。人民公社制度，作为独立核
算单位，将原先富有流通性的乡里社会，区划成相互隔离的经济单元，计划经济则
从更高的制度要求上，用分配形式在人民公社内处理各种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而
关键的则是，随着1954年“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推进，国家范围内开始实行粮食统
购统销政策，从1955年1 月，兴化地区的全面“统购统销”，终结了像安丰这样的
乡镇传统粮食自由市场，从而扼制了乡里社会经济自然发展的主渠道。当粮食只是
国家征缴的计划生产品，而不再是商品时，至少在农村乡镇，粮食的生产意义就只
剩下单纯的食品价值了。后来农民一直称为“口粮”，就是说明。即使到1970年代，
“以粮为纲”将粮食需求提高到最重要的“国民经济”，却也不能改变粮食生产与
乡镇经济社会的脱节。最近有人认为，1950年代后造成农村经济贫穷的原因主要在
于粮食统购统销，虽然还不能说全部如此，但至少统购统销使乡里社会剥夺了粮食
流通，从而失去了自然经济的内发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粮食是传统乡里社会的
经济血脉，一旦这条血脉被堵塞，那么乡里社会就失去了生气和活力，仅此可以想
见安丰镇1950年代以后，是不可能复原当年的曾经繁荣的经济基体了。而那些围绕
粮食市场而展开的乡里社会的工商业，亦因无关于粮食市场的基本需要，不得不改
头换面，被纳入一种配给性的计划经济之中。

    那么1950年代至1980年代“改革开放”前后，安丰镇通过什么维持它在本地区
的重要性呢？除了行政设置外，如从1956年3 月起它一直是统辖数个人民公社的
“老圩区”政府所在地，安丰镇实际上是通过“脱乡”方式，来突显它在原乡里／
区域空间的地位。我说的“脱乡”方式，是指在人口设置上，将安丰镇置于“全民
所有制”中，即人口全部城镇化。这个任务完成于1960年代中，安丰镇郊三个蔬菜
生产大队的农民，全部转为城镇人口。而在这种利用1950年代后设计的城乡二元制
度进行“脱乡”化的同时，安丰为了适应其社会变化需要，则又另谋经济出路，走
上了工业发展之路。从1958年开办社办工业安丰机械农具厂开始，1970年到1980年
代，为安丰“工业化”最显著的十年，几座本地区的“大型”国营工厂都兴建于这
个时期。通过不断壮大的“国营企业”，安丰镇从原来的经济社会传统中悬浮起来，
从而形成了不是城市却又是城市的工业化经济，在周边地区农业经济越来越困顿、
越来越贫穷的对照下，显示出乡镇“工业社会”的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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