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94年编纂的《兴化市志》，对作为兴化地区“国营企业”重镇的安丰，有比
较详实的记述。

    安丰镇从1970年到1990年二十年工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工业人口的增加，使安
丰镇终于走完了“脱乡化”的最后路程。1980年代前后，安丰镇的显耀之处，实非
它的经济能力，而是它的工业人口指数，每年在全县范围内的“全民制”招工，累
计达到4 千多人的国营工人，由此产生的社会效应，不只在本区域，甚至在全兴化
地区，安丰镇都成为令人羡慕的地方。然而，这样的工业经济也许可以用来指证社
会主义“工业化”在乡镇二十世纪中期的实践，却不能内化为乡镇经济发展的真正
动力，上面那些固定资产、利税、利润等，固然谈不上有多雄厚，且都与乡镇经济
社会的建构无关。易言之，安丰镇既被“工业化”，它便不可能与传统的乡里社会
经济重建联系，而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复又通过这种“被工业化”所强制而致
“被城市化”，则又与现代经济无从接轨，最后结果只能长期处在静态的经济停滞
中。

    5 月19日上午，我们一行三人，经兴盐公路，一直向东北乡。在海沟河下游，
车转向以前圩堤改扩的乡村公路穿行，河岸两边有大小不等的麦地。今年春天天气
偏冷，小麦灌浆晚了一些时间，这时候，麦穗青芒上才带一点微黄。一路上，没有
太多需要注意的东西，这个季节里，油菜已经歇花，除了麦田而外，能够吸引目光
的不多。但有点奇怪的是，麦地周边及低空，无数白色飞蛾随风起落，有时密集得
像大片雪花。凭我以前的农业知识，我知道“麦秀”半个月是粘虫的活跃期。这些
飞蛾肯定是粘虫成熟后蜕生出来的。1970年代中期，兴化地区曾因大面积爆发粘虫，
每亩麦地最多高达10万只成虫，可怕地吞噬着即将成熟的庄稼，当年三麦损失超过
15万公斤。那么，这么多粘虫飞蛾出现，是否意味着今年遇上了虫灾？在大量使用
农药的情况下，应该不会再有如此多的粘虫，那么是停止使用农药了，还是粘虫又
增强了抗药性以致农药失效？不得而知。本地现在很少能看到关于农田病虫害的测
报，因为土地种植和粮食生产，好像早已不是需要关注的重点，人们只要知道每年
粮食丰收的消息就足够了。

    但眼前的虫情，让我将一年多来在乡镇观察中对于粮食与土地的关心，重新调
集起来，联想到我看到的普遍存在的粮食种植问题，让我又再一次为乡村与土地的
关系深感疑虑。去年秋天，参加一个村庄的村民选举，在等待收集票箱（要从各自
然村将投好票的票箱攒汇到村委会）的空当里，到这个村周边走了一圈。当时正逢
中季粳稻上场，那些已经脱粒过的稻谷，随便摊布在公路上晒干。且不说这种在农
村十多年来习以为常的晒谷方式，使粮食在经过农药后再受沥青二度污染，单是稻
子的成色，就让人对粮食生产起了疑问，那些谷粒细小，浆汁饱满度只有六七成，
外皮暗黄的稻子，真是今天农民们种出来的吗？但农民对此非常坦然，他们甚至满
意地说，产量很高的，每亩一千好几百斤昵。农民又介绍水稻的种植方法：现在不
需耕作，不需插秧，麦子收割后，浅翻一下，连麦秸根都不清除，上水后，密下种，
然后大量撒化肥催长，又是高产的种子，也不愁收不到粮食。问为什么？农民简要
回答省工啊。他们补充说，土地出不了几个钱，花费太多劳动力不合算，省下劳力
去城里和工厂打工。事实上，我所走过的村庄，现在种地的大都为老弱病残，很难
看到守着土地的青壮年农民了。粮食好坏只是一个表层现象，怎么样种地，为什么
种地，深层地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疏离态度。自从粮食统购统销的五十年瓦解了农
民、乡村与土地的感情与生存联系后，重建农民与土地亲密关系的可能性，在土地
承包制之初或曾萌生，却又随着社会经济的市场化转型而昙花一现。在获得了土地
种植权后，土地的价值却在新经济背景之下异化了与农民的关系。以粮食种植为观
察点，你可以看到“后农业”时期，土地的“失能”及在乡镇社会经济中的位移。
我的一位师范同学，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本市农业生产，作为本市主管农业的副市长，
他到处争取农业发展基金，用于本市农业现代化的推进，虽说也有一定成效，然而
今天“农业”何为？可能我这位当市长的同学最后的努力还是无功而返吧。这里面
当然纠缠了很多因素，我自然也未易说清，但有一点我很明确，当“土地”已经
“变性”，连所谓“红线”云云都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是我对安丰观察中的一个插叙，但也可以当做我对安丰乡里／区域经济社会
历史连续性叙事的过渡。在我后面的叙述里，“土地”会作为我对最近二十年来安
丰经济社会转型分析的主要着眼点。

    戚家舍离安丰镇不到两公里，这个不大的村庄，现在叫戚舍村，以前属安丰镇，
后来划归永丰镇。可能由于建在安丰镇北坝头的戚家祠堂，与戚家舍有着宗姓血缘
联系，戚家舍人自视安丰镇与他们一体。我七十五岁的母亲和远在外乡的二姨母，
一直都讲自已是安丰人。这就是说，我的外祖父作为戚家舍的地主，从前作为安丰
地区的乡绅，也是这个乡里社会中风光的一分子。外祖父的糟坊，从我听母亲以及
舅族亲戚的介绍，可能是东北乡最大和最兴旺的制酒业之一。他由于拥有永丰圩里
一大片土地以及长时期粮食经营而成为本乡首富，因此有财力为戚家本族弟子们兴
办了一座义学，延请乡镇名儒坐馆教导。然后，在1946年的战乱中，外祖父病故，
同时家产破落。我第一次去安丰，就先到戚家舍，目的是想看看这里的村庄和土地。
我出生后，从未去过戚家舍，不知道我外祖父生活的这个地方到底如何，也不知他
的糟坊出产的白酒和米甜酒，怎样从这里、从东塘港河出发经海沟河水道，运往淮
东城镇那些市场。但去戚家舍，在村村通公路的今天，却意外困难，一路上到处都
是养殖螃蟹的水塘，将原先平展的土地分割为数量众多的水面，公路绕过这些水面
花了几倍于直行的时间，而我在戚家舍所见除了一些老人之外，就是太多的空屋，
和壅塞的河沟。种植庄稼的土地，收缩蜷紧在那些高高的人工水面之下，我外祖父
时代的一位后辈，如今九十多岁的老人王大贵，在村外指着那些刚刚收割过的剩余
土地，说当年他就在这儿为外祖父看护粮食。现在，我看到的是几块不大的稻田里
由小型收割机割下的稻谷，随便散铺在地里，与那些精心装置了养护栏网的庞大的
螃蟹养殖水塘比起来，显得多么不重要。对此，老农民王大贵没有其他说法，他说
能不能让镇里把这里的道路修好一点，方便我这样的老年人行脚？

    戚家舍所见，并非没有收获。这里的土地形势产生的观感，使我在感情上不能
满足之外，却对安丰地区乡镇经济取径另有了一种直观的现实的认知。也就是说，
当我已经注意到乡镇经济，在经历了1990年代后短期内的农业恢复以后，迅速面临
着全面的经济发展主义急切要求下的选择，尤其像兴化各乡镇，属于后发展地区，
农业成为经济贫弱的代名词，更是受经济发展主义的逼迫和驱使，而把选择的希望
投放到现代资本运作上，即所谓的“招商引资”。而“招商引资”，无论在哪一个
层面上展开，无论其名目怎样繁多，其经济作用以及对未来的影响，都无法回避土
地资源问题。随着资本对乡镇的进入，首先改变的就是“土地”性质，即“土地”
成为资本对象后其农业性能的转变与丧失。最近十年，安丰镇（包括邻近的永丰镇）
“招商引资”的经济效能，似乎不像别的乡镇那样完全集中在工业产业上，而是突
出反映为养殖业的兴起。至少我从安丰镇提供的有关材料中，能够发现安丰镇的经
济目标，其中有一个重点是放在通过新兴的养殖业，重建其农贸型社会经济，包括
它的“小城市”理想。当然，安丰镇并未放弃工业兴镇的思路，对“新型工业化”
的推进，仍然是他们“坚定不移”的发展理念。但引起我更多注意的，则是安丰镇
农贸经济在最近十年中的新崛起。也许因为安丰镇有着本地区深厚的农贸经济传统
支持，更容易从利用土地资源的角度开发新的特色经济类型，以此与其他乡镇的经
济发展模式区别开来，例如兴化戴南镇以不锈钢产业形成的绝对工业经济。与从传
统的粮食产业自然生长起来的农贸经济不同，养殖业在今天有着现代消费市场的指
定性需求，其短时间内能够迅速产生巨大的经济利益，因而成为安丰镇推进农贸经
济的首选。安丰镇能否用此农贸经济，另辟蹊径，发展出一个既能与传统接轨，又
能在经济一体化时代有独特乡镇经济社会内涵的新安丰，虽难设定，却是我的兴趣
所在，甚至是我专门只选取农贸经济来作为观察视点，而不顾“片面化”的原因。
因此，这次所行所见，昔日种植的土地大多改变为养殖的土地，农田日渐被“水田”
替代和淹没的情景，对我的触动自然不小。

    从1999年开始，作为“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安丰镇实施“农业结构”
调整，确定养殖业为本地区经济重要发展取向。这一年安丰有三万亩土地被用来进
行淡水养殖，养殖的产品主要为河蟹。说起来，河蟹养殖在兴化地区并不陌生，东
北乡亦为水网地带，1950年代后即有专业水产大队从事捕捞和养殖，其中河蟹也在
1980年代后逐渐成为养殖品种之一，只是数量偏少。1990年代中期后，南方城市及
港台地区螃蟹消费市场需求量急速增长，促使养殖业向河蟹养殖集聚，安丰兴起河
蟹养殖应是受此市场需要的影响。然而，就乡镇经济增长模式而言，安丰在“农业
结构”的调整上，将推进本地区农贸经济的重心放到河蟹养殖业上，与其说是建立
在市场的吸引力上，不如说是追求规模型经济发展的结果，而要达成地区规模型经
济目标，资本的投入与吸纳，就不能不成为主要手段。所以，2004年通过地方政府
主导下成功的“招商引资”，成立了本地区最大的“红膏蟹”养殖基地和集团公司，
这才是安丰地区实现“农业结构”调整，进入新农贸经济的真正起点。

    让我先做一点关于河蟹养殖方法的说明。与十年前本地农民零散的养殖方法不
同，目前大规模的螃蟹养殖，采用“人造湖泊仿野生稀养”，专业性的简称又叫
“提水养殖”，主要方法是“框堤，提水，种草，投螺，稀放”。具体地说，通过
围堤，将原先土地填高，提升积水高度，从而便于养殖中的水质水量的控制，同时
将池塘面积扩大连片，大的可达到2000亩以上，形成“湖泊”式的水面，并且用种
草方式将农耕性土壤土质改造成具有“湖泊”特点的沙泥土质，以提高河蟹的养殖
质量。

    从养殖方法上，我们看到这些不只属于养殖技术问题，而且主要涉及到土地资
源的集合和使用。承包制以来，农民掌握的土地是分散性的，规模化的现代养殖业，
需要将各家各户土地“流转”过来，才能聚集为如此大型的“人造湖泊”。因此，
租用并改造、合并土地，有效地整合农民、村庄各种利益关系，靠政府与农民之间
的合作与协调是不可能的，只有更多靠投资式的资本运作才会实现。红膏蟹公司以
其巨大投资，一进入安丰，便迅速建成一万亩土地的养殖基地，成为本地区养殖业
的龙头老大，显然是资本运作的成果。

    规模化的河蟹养殖产业，其经济发展能力又需要通过规模化的市场经营来显现。
为此，安丰地方政府同时还须借助于充分的资本，在“产销一体化”，“营销体系
化”，以及如何建立完整的“河蟹产业链”，等等方面“做大做强”。在安丰镇，
现在最引人注目、也最繁盛的商业区，是“河蟹销售一条街”。据介绍，每年秋天
螃蟹交易季节，这里人头攒集，车流如潮，连日继夜，为安丰贸易史上所仅见。这
还不够，政府打算在今年吸附和利用新的投资，兴建设施完备现代化的河蟹销售市
场，统领整个地区的产业。对此，这届镇政府表示，他们将以坚定的“务实态度”，
和“敢想敢干的创新精神”，做好这件“服务”于本镇经济发展的工作。我相信，
对安丰镇政府来说，河蟹市场项目的建成，正是他们“狠抓有效投入”以实现经济
“集约发展”的有效体现。

    就以上两点而言，安丰通过资本运作所建立起的养殖业，是否能够连接其农贸
经济传统，重建一个完整的现代农贸经济，我不能凭此断言；而且是否可以通过养
殖业在安丰兴起，来证明这样一种农贸型经济可以达成未来乡镇稳定持续的发展，
更非我有能力所预期。但我要说明的是，今天乡镇实际上采用的是一种“混合式经
济”，在越来越高的经济发展指标之下，哪种经济方式能够迅速带来地方产值和财
政增长，就会使用哪种方式，因此，当安丰镇不仅把养殖业作为一种地区特色经济，
而是借此致力于对农贸型经济的重塑时，让我看到了乡镇经济在面对发展主义要求
和竞争性情势下，可以采取的合理路径和适用模式，同时也有了对这一路径和模式
的优势以及隐含的困境进一步分析的依据。

    安丰镇主管农业的一位党委副书记告诉我，2010年河蟹养殖量，全镇已达5 至
6 万亩，也就是说，有着十万亩土地的安丰，养殖面积占56％。5 月19日下午，在
有三个村支书参加的座谈会上，我听到这个数字后，并没有多少惊讶（我还得知，
在土地总面积比安丰小的永丰镇，河蟹养殖量达到8 万亩，几乎是永丰镇的全部土
地了）。但我还是问副书记，那么你们是否进一步鼓励和扩大河蟹养殖业，或者随
着养殖与粮食种植面积比例越来越大，你们将怎样在两者之间平衡？副书记虽然没
有正面回答，但已有犹疑，她说，农民们会用更高的价格租出土地，也会因更高的
价格更多地租出土地，农业面临的矛盾更多也更难。这些问题，也许提出来还不是
时候，而且也没有更多时间深入讨论。

    然而，安丰观察后，我一直将思路固定在“农贸型经济”与土地资源上面，一
份来自上级政府部门关于河蟹养殖的调研报告，可能加强了对上述问题的认识。这
份以正面肯定河蟹养殖具有“高效农业”经济价值的报告，其中也指出了河蟹市场
不稳定性及其风险，河蟹市场其容量是有限度的，一定的时候就会饱和，供大于求
随时会发生，而且其消费无论怎样庞大，但都是“即时性”的，一个很小的因素，
例如食品安全都会带来市场的锐减，甚至毁灭。这样看来，确实如该报告所言，河
蟹养殖业“固有的劣势”在“可持续发展”上面暴露无遗。因此，建立在这一养殖
业基础上的农贸经济，其脆弱性亦可想而知，如果拿传统的粮食经济来比较，则养
殖业市场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农贸经济，实难稳固持久。

    由此，我有更深一层的思虑。我认为，市场产生的危险，其实不只是毁败了一
个产业和一种特色经济或一种经济模式，而是直接威胁到土地资源。当河蟹养殖业
有一天丧失了市场，不再具有经济发展价值，那么大量用于养殖的土地，能够退养
还耕，恢复种植功能吗？询问有关农业与土壤专家，回答说经过改造为“人造湖泊”
的土地，是不能复耕的，至少在短时期内不能复耕用于种植。那么，以安丰镇来说，
照最保守的估计，就会有五万亩良田一段时间里废了。我不知道将来很有可能出现
的这一后果，对一个乡镇是不是一场沉重的土地灾难？

    无论现在乡镇经济中还有多少可知的和不可知的问题，也无论这些问题的预后
有多么严重，但现实中所有这些与乡镇发展相关的选择，几乎都不可逆转。不用说，
“发展主义”已经左右了乡镇的各种经济要求，扼住了乡镇通向未来的方向和道路，
今天的乡镇之所以冒着包括环境破坏、资源丧失等等在内的种种危险，也要“敢想
敢干”地把经济发展推进到最快速度，正是“发展主义”所致。然而，或许我的态
度应该尽量撇开这种“发展主义”的纠缠，来理解安丰的乡镇发展观。我在查看安
丰镇近年来多种政府文件时，发现他们在表述其社会建设目标时，用了一个核心短
语：富民强镇。并且，安丰镇政府朴素而坚强地将这个短语解释为“最大的政绩”。
这不仅无可指责，而且的确让我看到了一个务实的乡镇政府奉行的政治责任和信心。
与安丰镇在上个世纪初“物丰民安”的历史表述相比，安丰镇政府有关“富民强镇”
的目标设置，更突出地反映了现代经济观点，以及隐含其中的政治观点。两者的分
别在于，“物丰民安”是将乡镇的物质（经济）繁荣，归之于“民”所构成的乡里
社会的稳定，而“富民强镇”，则在于通过经济积聚，达到乡镇的强大，以保证一
种竞争性的能量。由此我隐约感到，今天乡镇发展的可能性，是不可能回到传统中
去了，新的安丰也将是一个富有竞争性的“城市空间”中的安丰，它的强大力量随
时都在粉碎乡里社会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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