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6世纪的欧洲病。与其风流浪漫的本性相一致，它又被称做“法国病”（Syphilis），
据称，1530年意大利医生兼诗人Girolamo Fracastoro 写的一首拉丁文的诗，题目
叫做“Syphilis sire morbus Gallicus ”，意思是《syphills，或法国病》。而
法国人则称其为“意大利病”或“拿波里病”、“西班牙痘”。波兰人说是“俄罗
斯病”，俄罗斯人说是“波兰病”，土耳其人说是“基督徒病”。当这个病到了亚
洲后，日本人说是“中国病”，印度人说是“葡萄牙病”。这个不体面的疾病，被
人们用来指称自己所不喜欢的民族。最能体现其浪漫气质的还是中国人对它的称呼
：“花柳病。”这一令人尴尬的疾病，中国文人却赋予它一个美丽的名字，颇有黑
色幽默的意味。

    正如寻花问柳是人类的通病一样，欧洲文人也用花朵的比喻来称呼梅毒病。这
个罗曼蒂克的疾病却以体表的溃烂作为主要症状，以示对放荡行径的惩罚。在诗歌
《Syphilis，或法国病》中，Fracastor 描述一个名字叫Syphilus的养猪人，因冒
犯了太阳神阿波罗，被阿波罗惩罚他得了性病。Syphilis这个词中包含有“肮脏的
猪圈”和“做爱”的意思。卡夫卡在《乡村医生》中，暗示性地写到了性爱与梅毒。
医生被深夜急诊的铃声催促前往病人家中，在他诊病的时候，他的马夫正在“肮脏
的猪圈”里跟他的女佣人寻欢作乐。医生看到了病人身上的病灶，他说：“你身上
的这朵鲜花，正在要你的命。”卡夫卡的《乡村医生》中所表达的，可以说是一个
关于性爱与性病的暗喻。

    而对于这朵绚烂的情欲之花，19世纪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表现得情有独钟。在
他的笔下，梅毒成为真正的“恶之花”——

    因此我想在一天夜里，

    等淫乐的钟声响起，

    朝着你浑身是宝的肉体

    像懦夫般无声爬去，

    要惩罚你快乐的肉体，

    要弄伤你无辜的乳房，

    并给你惊慌失措的腹部

    弄出个又大又深的伤口

    真是极其甜美！

    要从你新的双唇，

    那更加艳丽的双唇，

    注入我的毒液，妹妹！

    （波德莱尔《给一位过分快乐的女郎》）

    随着现代城市的发展，色情行业也生意兴隆起来。呼应着浪漫主义的文化潮流，
19世纪的欧洲性行为变得更加开放。梅毒也找到了最为便捷的传播方式，成为这个
世纪的标志性的疾病。寻花问柳的经历，在临床医学上称之为“冶游史”，是诊断
后天性梅毒的重要依据之一。在性爱的激情中，病原体正悄悄地入侵，伴随着情欲
的狂欢，在颤抖的肉体之上，梅毒螺旋体尽情舞蹈，并绽放出暗红色的花朵。最终，
梅毒终于烂到身体的深处。许多人死于梅毒性心脏病。

    梅毒的流行，给道德家的禁欲主义提供了口实。尽管维多利亚时代的到来，未
必与梅毒的流行有着直接的关联，但这个时代对于家庭伦理的刻意关注，正好对应
着混乱的性文化所带来的家庭危机。

    梅毒更为可怕的特性还在于其遗传性。梅毒的遗传性给这个病增添了魔鬼般的
恶名。19世纪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戏剧《群鬼》，将其视做中产阶级家庭的魔鬼。
父辈浪漫风流的结果，给后代留下了梅毒。如果说，遗产问题是中产阶级家庭内部
的核心问题，那么，对于身体溃烂的继承，则是浪漫主义性文化留给家庭的奇妙遗
产。《群鬼》是欧洲中产阶级家庭伦理神话的一个讽刺。

    抗生素的发明，在梅毒的治疗上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而预防问题依然是个
难题。禁欲主义和道德清洁运动，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情欲冲动和放纵的欲念。淫
乱和性交易，永远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生活的可耻补充。直到20世纪，借助科技手
段人们发明了一种特别的“隔离”技术——安全套，这一问题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
解决。安全套继承了麻风病时代的隔离理念。这个原为避孕用的阻隔精子和卵子相
遇的薄膜，同时也可以隔离病原体。放纵的性爱可以依旧如故。唯一有一点不同的
是，在激情的性爱之前增加了一个短暂的、理性的安全手续。如同一个古老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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