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相比于抒情诗意的肺结核而言，血吸虫病乏善可陈。它有着一种令人厌恶的、
过分的自然主义风格：腹部肿胀并伴有腹泻。它将身体内部的污秽暴露无遗，令人
不适。但其在疾病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却是由中国所赋予的。其浓重的政治意识
形态色彩，使得血吸虫病与其说是一种身体疾病，不如说是一种关于社会的政治隐
喻。

    血吸虫病建立起贫困的美学。体格上的衰弱和生活方式上的不洁，进一步暗示
着生活条件的贫困。血吸虫病俗称“大肚子病”，其基本症候如下：消瘦、贫血、
消化道症状（腹泻）、粪中带有黏液及脓血、肝脾肿大，伴有腹水。到了晚期，典
型的病容是人们所熟悉的：骨瘦如柴的躯干加上膨大如鼓的腹部。这些症状和体征，
描摹出一副穷人的面容。它很容易令中国人产生不愉快的联想。此外，血吸虫病还
威胁到国家的经济命脉，疫区集中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地区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易
感人群多为从事野外劳动的成年人，以及重要的农业生产工具——牲畜，严重削弱
农业生产力。巨大的经济学意义也是消灭血吸虫病的重要动机。

    寄生和吸血的两大特性，使得病原体血吸虫比任何一种寄生虫更接近于传说中
的“吸血鬼”形象。“吸血”含义进一步引申到政治学范畴，则是关于“剥削”的
暗喻。同样，“寄生虫”这一语词的政治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寄生性与社会主义政
治原则相抵触，社会主义对其敌对阶级的基本特征的判断即是“不劳而获”的寄生
性，而“血吸虫”、“吸血鬼”则更加严重地提示着剥削制度的残酷性。在社会主
义者看来，社会贫困归根到底乃是因为某一阶级像吸血一般吸取了公共财富，而且
往往是通过一种无形的制度化的剥削手段，造成了另一些阶级的成员陷于赤贫。这
样，消灭血吸虫病，也就意味着消灭一个旧的制度和阶级。电影《枯木逢春》即讲
述了这一疾病与社会制度之间的联系。片名“枯木逢春”对“春”的象征性，显然
是对毛泽东诗词中“春风杨柳万千条”的挪用。季节更迭成为制度转换的暗喻，
“春”是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生活的象征。

    在消灭血吸虫的行动中，国家建立起一整套严密的现代公共卫生制度。政府要
求人民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以符合新的生活制度对生活方式的要求。由政府推动
的公共卫生机构的建立和卫生制度的形成，很快将公共卫生学领域纳入国家制度管
理范畴。针对有限的公共卫生资源的动员、管理和调配，必要的隔离措施，集中的
检查和治疗，患者病历档案的采集和管理，以及针对流动人口的限制和监控。这一
切看上去似乎就是国家化的行政管理制度的翻版。

    防治血吸虫病的有效手段之一，是消灭中间宿主——钉螺。消灭钉螺，除了化
学方法之外，更为直接和简便的手段就是人工铲除：在冬季，疫区的河床和湖床干
涸之后，铲除钉螺赖以栖身的杂草，以火焚之。要在大面积的疫区内完成之一行动，
需要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它既是传统的“治水社会”动员体制的
翻版，又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动员的基本模式。被管理起来的身体在统一的号令下，
协调一致地投入改造自己的身体及其周边环境的运动中去。“万众一体”更有效地
保证了“万众一心”。

    灭螺运动使我们看到了“人民战争”的经典模式：成千上万的群众手持锄头和
铁锹，对成片的疫区草地实施分割包围，梳虱武地层层推进，搜索和清剿隐藏在杂
草中的小小的钉螺。发现一枚钉螺，就像发现了一名潜藏在林莽（或人群）中的敌
特分子一样令人兴奋。在有着高度警惕性和斗争经验的群众面前，“钉螺一敌人”
无处遁形，原形毕露，最终湮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种场面与其说是卫
生学行动，不如说更像一场群众性的运动，或是一次全民性的“行为艺术”，而且
染上了“大跃进”时代特有的“革命的浪漫主义”风格。

    这一场面的高潮是最后的“纸船明烛照天烧”的一幕。焚烧，既有卫生学意义，
同时也有驱除污秽，祈求吉祥的象征性的功能。这种毁灭与净化的双重功能，使人
们相信它能够驱除魔障。一个追求全社会清洁化的制度，正在从事着从物质上到精
神上、从卫生环境上到政治环境上的全面的“清洁化”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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