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每当我看到上高中一年级的女儿捧着《机器猫》或《糊涂老爹》等连环漫画津
津有味地看时，感到这些有趣的书确实适合天真单纯的孩子们阅读，但又觉得这一
代孩子阅读能力下降。无论在内容还是文字上，他们都不愿意阅读稍微深奥一点儿
的书籍，嫌读那些书太费力，于是，不由得想起我初接触书的日子。

    记忆中能够呈现在我的脑际的第一本书是北京解放前夕，一个冬夜，在观音寺
街一家文具店里（当时文具店兼卖小书），父亲给我买的三十二开本的彩色连环图
画《史可法》。当时只四五岁，这本给我留下的唯一印象是穷书生史可法进京赶考，
夜宿北京的郊外破庙，巡坊的御史侯恂巡夜时发现这个穷书生和给他盖皮裘的情景。
然而，就这一点印在我的潜意识上，那就是：好学的人们即使贫穷卑微也会受到社
会的尊重和爱护。

    我印象中第二、三本书便是家中两本发黄残破的旧书，一是《三侠剑》、一是
《名贤集》。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每天下了学便跪在凳子上看那本令人似懂非懂的
《三侠剑》，每当有事时我便用蘸了印泥朱色的毛笔帽在读到的地方一按，于是便
在黄色的纸张上留下一个小红圈圈。一年以后，这半本残书上到处都是红圈，但除
了“胜英”、“夏侯商元”等一些频繁出现的名字外，其他什么也没有记住。可是
《名贤集》中“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但问耕耘，莫问收获”、“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少年莫笑白头翁，花开能有几日红”等
等却使我至今不忘。我读的第一部可以称之为文学作品的是巴金的《家》，那是在
高小五年级的时候，记得我连夜把它读完，母亲为了催我睡觉连关了三次灯，书中
的故事吸引了我，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对于雪的描写。尽管读书对我的作文似
乎没有什么帮助（现在老师和家长们一谈到指导孩子读书就与作文联系起来），读
小学时我的作文的开篇，几乎篇篇都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毫无进步，但是
书还是给我打开一个与教科书完全不同的新世界。教科书仿佛是时时刻刻不忘教诲
责任的老师，课外书才是真正亲密的朋友。

    清代的袁子才在《黄生借书说》中曾说“书非借不能读”。文中说自己年幼家
贫乏书，向人借书，归来必然认真阅读、抄录；后来做了官，有了钱，买了许多书
“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谭灰丝，时蒙卷轴”。书多了，心想它属于自己，什么
时候读都成，一来二去，反而不读书了。现在孩子的读书情况也是这样。妻给我们
的孩子买了《上下五千年》、《中国通史故事》、《达尔文环球科学探索历险记》、
《美国少年百科知识宝典》、《中国少年儿童百科知识全书》。这些大部头的书是
我少年时连想也不敢想的。当时给孩子买的时候我就说：“白花钱。只有自己攒钱
买书才会看。”事实证明，果然如此。买大部头书只是为出版社作贡献了，孩子仍
然在读她自己攒钱买的《机器猫》，从第一到第四十四本，一本不落，全都买了齐
整地摆在床头，时时反复阅读。家长再反对也没有用。

    我自己走过的读书道路也是如此。记得初中一、二年级时最爱读武侠小说，那
时还有租赁书铺，二分钱一本。我是一天两本，常常看到深夜。老师苦口婆心地劝
说，报刊对武侠小说也大张挞伐，历数这些作品的“罪行”，然而，没有用，只能
增加我们这些半大孩子的逆反心理。于是，不敢公开看，我们就偷偷看，夜里在走
廊或厕所看，眼睛看近视了。我最爱看的是郑证因的小说，其次是徐春羽、白羽的。
想当初令我如醉如痴的《鹰爪王》正续集四十四本，以及旁集《子母金梭》《子母
离魂圈》等等加起来有六十多本，我是一本不落，全读完了。前两年当我研究游民
问题，写《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要引这些作品为例证，再拿起来读时，很奇怪，
记忆中的趣味一点也没有了，简直是味如嚼蜡，读这种小说真是受罪。我想，家长、
老师对孩子的读书要加以引导，不要立足于禁。禁只能起反作用，只能激起孩子们
偷尝禁果的欲望。每个成年人都从青少年经过，大多数人也都有过偷越雷池的隐秘，
可是一长大，特别是那些长大后从事教诲青少年工作的人们，就把这些全都忘了，
热衷于教导孩子们做这做那，不尊重孩子的意愿。鲁迅先生写过《我们现在怎样做
父亲》，曾就这一点发表过现在看来还十分正确的意见，近半个世纪尊崇鲁迅，可
是他的许多意见没有受到尊重。

    知识的摇篮———图书馆家里没有读书人，也就没有什么书。小时候我只见到
过家里有《皇历》《万年历》《尺牍大全》和半本《论语》。我在上大学以前，先
秦典籍基本上读了一过，这都是在图书馆读的。袁枚说，只有借来的书才能读；我
再加上一句，只有在图书馆借的书才能认真读。向人家借的书往往也就是读一遍而
已，在图书馆里借书读大多是先抄后读。我现在还保留着上高中时，在北京图书馆
抄的《老子》《孟子》《庄子》《孙子十家注》《心经》等书。那时很珍视这些作
品，又买不到、或买不起，只读一遍等于没读，于是只好抄，抄回家再反复读，因
此在图书馆读的书才是认真读。

    北京图书馆原在文津街，距离我读初中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仅五站地，坐
14路公共汽车可直达。北京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不接待高中以下的学生，我便在
一个大同学的指点下把学生证上记载学历的一页（当时师大附中的学生证是个布皮
小本本，大约有五六页之多），撕下，冒充高中生。到了高中便光明正大地办了一
个北图“阅览证”。上高中时，除了学校中必须参加的各种会以外，几乎每天四点
半下学后必到北图看书，看到九点多闭馆时再回家。当时北图似乎是九点半闭馆，
九点一刻清书还书，酷暑和严冬，七点半以后往往就剩一两个人了，偌大的阅览室
中只亮着一两盏台灯，空阔而寂寥，但是管理员先生们每天都能坚持到点，直到现
在想起这些还是满怀感激的。现在的中学生，特别是高中生完全浸泡在课本教材之
中，很少有时间学习课外的东西。我上北图就是为了看课外的书，而且，是学校图
书馆没有的书。我是一个特别好奇的人，对于奇特、有趣、我不了解的东西都有兴
趣。我对古典诗歌是因为初中一年级语文课改为“文学”，其中收了许多古诗词，
又十分偶然地买了一本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一个周末的晚上我拿了这本书
在学校教师俱乐部读（当时我住校、俱乐部又很少有老师去，很安静），正碰上我
的初中班主任王树声老师，他看我读诗很高兴，给我背了李后主的词，激发了我对
诗词的兴趣，至今未改。我对先秦哲学发生兴趣是因为有位高年级的同学给我讲过
“白马非马”的故事。可见好奇、追求有趣的事物往往是我读书的动力，因此，在
北图看过许多对当时一般的中学生是不会接触到的书。如先秦诸子、弗洛依德心理
学、催眠术、千里眼（催眠术之一种）、佛学、战争学等等。大多是似懂非懂、囫
囵吞枣式地看，这些书籍，虽然对我日后的学习工作没有多大的帮助，但是它们的
确开拓了我的视野，原来除了课本外，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有趣的书。

    五七年反右斗争之后，社会上开展了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这时学
校出现了一个非常独特、古今中外都很少见的景观：学校里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
许读书（当然这样说绝对了一些，但是从那时过来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希望
读者不要以辞害意）。学校里实行“三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
化），每天有开不完的会，向党交心，红专辩论、批判个人主义、插红旗、拔白旗、
放卫星（指体育上的五达标，要通过三级运动员、三级裁判、一、二级劳卫制等）、
大炼钢铁、普及超声波、全民除四害（打麻雀）等等，还有许许多多回忆不起来的
运动，搞得热火朝天，轰轰烈烈，唯有对读书则另眼相看。我从学校图书馆借了一
本《古文观止》看，被同学发现了，说是“厚古薄今”（这也是当时批判的一个
“封建主义观点”）；借一本大学的化学课本看（因为大跃进中帮老师搞小化工厂），
说是“走白专道路”。如果同学老师知道在北京图书馆看上述那些书，这还得了！
准成为众矢之的。

    当然，北京图书馆也不是世外桃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没有放过它。那
时，文化单位主要靠大字报自我检讨和互相揭发。北京图书馆也开了一间大字报间，
就在文津街主楼的西北侧，现在的敦煌阅览室。大字报间里有北图领导写的号召读
者互相揭发、互相“帮助”的大字报，于是，这间不算小的房子里只过了一两天就
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大字报，这大约也是其他国家不曾有过的新鲜事。对于这类的活
动我是没有兴趣的，但是却没有躲开被“帮助”的命运。那时赵树理的《三里湾》
刚出版不久，有一次和另一个年轻读者谈到这部小说，说我们学校同学读这部小说
的人不多，这是当时社会风气决定的。可是这些话被一个华侨读者听到了，他便在
大字报室给我贴了一张大字报，他在用讽刺的口吻说：图书馆最近来了一个“白面
书生”，他说他们学校的同学没有人喜欢看毛主席表扬过的作家赵树理的小说《三
里湾》。当时赵树理被认为是特别先进的无产阶级作家，这个大字报意在暗示我的
感情是与当时的“插红旗、拔白旗”的运动是大相悖谬的。不过读者之间毕竟没有
直接的利害关系，好事之徒也是少数。我想那位华侨读者也不是立意整人者，因为
他很年轻，是个学生，又刚回国不久，想融入这个新社会，又不知道怎么办。他从
观察中感到在国内只有主动出击他人才能有个人的位置，当然这是符合当时实际的，
可惜的是，他不懂得把这种手段用在与个人前途和位置毫无关系的图书馆，真是用
非其所。

    大学期间，北图仍是我常去的地方，查阅一些校图书馆没有的书籍。文化大革
命一开始，北京图书馆这个文化的摇篮首当其冲，其结果自然是关门大吉。后来，
运动中毕竟还是有一些与文化相关的事的，如查查资料、翻翻过去的报纸杂志，这
都要在图书馆干，因此，文革中期，北图便重新开门，又接待读者了。当然，此时
也不是谁都接待，阅读者都要凭介绍信和工作证双重证明。我在农村工作，拿的是
农村教师工作证和农村中学介绍信。每次去看书时，出纳人员都要反复审视我的工
作证和介绍信，一脸的不信任的神气，仿佛我到这里是要盗窃什么似的，这可能与
我多看史学和佛学书籍有关。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若干年之后，当我调到中国社会
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以后，一次，我拿了当时副所长许觉民先生（许先生曾在北
图某部任领导职务）写的介绍信去办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有位出纳人员似乎认识
我，他反复地看了介绍信和我的工作证后说：“你怎么钻到社会科学院去了？”这
句话问得我哭笑不得。大阅览室有个负责借阅工具书出纳柜，那几位管理员都是图
书馆中负责编目的或者研究人员，他们颇能与我聊得来。这几位刚刚从“五七干校”
回来，常与我谈在农村的感受，颇多牢骚，与我相处得不错。从他们那里我得知，
当时图书出纳组有公安局文化保卫处的工作人员，负责监视读者。有一次，工具书
柜上的一位管理员说，你别看佛学书了（其实看的无非是唯识宗一些经典、赵朴初
的《佛学概论》以及《指月录》之类），后面“文保处”的已经注意上你了。这使
我出了一身冷汗。

    尽管在北图看书过程中遇到一些不痛快的事，但这都是当时社会大环境造成的，
与图书馆没有什么关系，总的说来，我还是十分感激北图的。如果我现在还有点知
识的话，那么其中十之五六是在图书馆得来的。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解除了书禁，
在北图看书宽松了许多。在此之前，连借阅地方志都要局一级以上单位的介绍信。
我感到不可理解，工作人员对我说：方志上有地图，那是国家机密！这真是令人哭
笑不得。现在除了淫秽描写较多的通俗小说外，几乎所有的书都开放了。给学术研
究带来很多方便。我的八十余万字的《古典诗歌要籍丛谈》，涉及历代线装书一千
余种，这些书大多是在北京图书馆的普通线装部看的。就这一点，北京图书馆就使
我感激不尽。特别是北图普通线装部迁至柏林寺期间，那里条件特别简陋，我在这
里读书数年，亲眼看到北图同志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当新馆建成、普通线装部
搬离柏林寺，我写了一篇《写在北图乔迁之际》，登载在《人民日报》上，作为对
普通线装部工作人员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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