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逛书店和跑图书馆加强了我的读书意识。我最早逛的书店是琉璃厂的旧书店。
我的家住在米市胡同南口，1954年至195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初中，每天
都从琉璃厂过。那时书店尚未公私合营，比现在书店要多多了，鳞次栉比，一家挨
着一家，而且各有特色。几乎每天我都要到这里流连一会儿，可惜当时没有钱，看
到过许多想买的书，因为囊中羞涩而失之交臂。其中使我数十年而不忘的是《郁达
夫十年集》，那是由《沉沦集》、《寒灰集》等十本郁达夫作品编成，皆为精装，
出版于三十年代初，纸已发黄，封面与书脊还很新，索价十元，那是我一个月的伙
食费还有余（当时中学生伙食费每月8 元5 角），捧着书，摩挲再三，终于放下了。
其他如旧杂志《新青年》《现代评论》《语丝》《拓荒者》《词学季刊》等名刊，
也不难得，只是数毛钱到两元钱一本，这对一个中学生来说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像现在视为“文物”北大学生1957年办的《红楼》（“整风”时学生的“鸣放”文
章多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只五分钱一本，我买了一整套（可惜后来送给一个同学了）。
那时的琉璃厂不像现在的金碧辉煌，有富贵气，无书卷气；当时的名店来熏阁、富
晋书社等都是青墙灰瓦，非常朴实的。我们穷学生在那里站着看书，而且一看就是
两三个小时，店里的老板和伙计也很少不耐烦，应该说我是在这些现在看来很不起
眼的狭小的书店领略了知识海洋的无限宽广。

    北京五六十年代的新旧书店我都跑遍了，西单商场和东安市场的旧书摊，隆福
寺夹道的“修绠堂”都是令我流连忘返的地方。东安商场旧书摊最大，新旧书全有，
绵延有百米之长。我在六十五中读高中时，中午吃完午饭就利用休息时间跑到这里
读书，有时甚至误了上课。那时最时兴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海鸥》
《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勇敢》等几乎是中学生必读的书。有位同学在东安商场书
摊买了三本一部的《勇敢》，只一元一角钱。打开书的扉页，写满了娟秀的小楷。
大意是勉励友人向书中的英雄人物学习，两人联翩前进。从词意和赠书者的名字看
是位充满热情的女郎。可是墨迹未干，书就上了旧书摊，真是令人悲哀。那时我们
也正在青春期，买到此书的那位同学颇有感慨，在扉页最末写道：“少女一片痴心
意，换得书摊一块一。”那时正逢“反右”之后，谁一划为“右派”，他写的书马
上廉价处理，上了旧书摊。刘绍棠是较早划为“右派”的青年作家，他的《运河的
桨声》《山楂村的歌声》《青枝绿叶》就卖五分钱一本，哪个摊子上都有。秦兆阳
是较晚划为“右派”的，他的描写农村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被处理，
一角钱一本，旧书店中的书架上常常被该书排满。巴人的“人性论”被批判，他的
《文学论稿》也只是卖两三毛钱。

    那时的书店与书摊的从业人员们不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小辫子”，而大多是中
老年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东安市场的中国书店一位老年女售书员，五十年代末到
六十年代初在那里工作，她高高地坐在收款台上，却还是显得那样的干枯瘦小，看
来她近六十岁了，表情严肃，极富敬业精神。去得勤了，我们也熟悉了。她很爱读
当时很流行的马南村的《燕山夜话》。有一次与我闲聊：“作者真博学，三教九流、
声光化电，仿佛他什么都懂得。”我说：“他大约借助了类书。”她谈吐不俗，经
常介绍给我一些好书。《杜臆》《三家注李长吉歌诗》《道咸宦海见闻录》《世载
堂杂忆》都是通过她介绍而买的。我非常喜欢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称赞她有
眼光。她说作者还有一本《洪宪纪事诗》更有意思，可惜解放后没有出版过。我很
奇怪，问她，您很早就爱读书吗？她说：我还是大学生呢，国立女子师范大学的，
听过鲁迅先生的课。我们一下便感到亲近了，因为古往今来这么多思想家、作家，
我最喜欢的就是司马迁、杜甫、鲁迅。一位坐在书店收款台的女店员竟受过我最崇
敬作家的亲炙，真是不可思议！她说：由于家庭的原因，大学未能念完。结婚成了
家，没有工作，虽然也时常看些书，但学问荒疏了，解放后便不能从事文化工作，
只能卖卖书，总算和文化还能沾点边，每当说到这些时，脸上便会掠过一丝凄凉的
苦笑，不知到其中蕴涵着多少辛酸和艰难。她的心很细也很善良，有一次，我在书
店看书，旁边有个高中生模样的青年匆匆地将几本书塞到书包里。店员似乎都在忙
着上架，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我十分感激书店让我们这些经济不宽裕的学子们
到这里自由浏览，因此便特别厌恶这种所谓的“窃书”的行为。我悄悄地把这种情
况告诉了那位女店员。她的表情马上严肃起来，向那位青年瞟了一眼，又叹了一口
气。她把那位青年带到后屋，大约几十分钟之后。那位青年红着脸走了。后来她跟
我说：那个学生是个高三生，爱看书，家里很困难。我没有为难他，快毕业了，因
为公开了这件事，说不定会影响他的一生。以后，我在书店还看到过这位青年，说
明他没有受到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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