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按说我们是穷人，我们与一切被压迫、被剥削民族会发生天然的共鸣，新文学
运动中，鲁迅等人曾致力于译介弱国、穷国、小国的文学。这表明，当中国文学进
入“现代”，我们不得不在世界背景下建构我们的传统、确定我们的认同时，曾经
歧路彷徨，有过各种各样的思路和取向。但鲁迅等人当初推举的作家大多没有被我
们记住，这其中的原因极复杂，倒不一定是那些作品不好，我们的记忆并非一个公
正的文学院，所有作品在这里经受达尔文式的优胜劣汰，恰恰相反，那些对我们自
我形象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他者”优先、充分地进入记忆并留在记忆中。
对1840年之后的中国历史的叙述可以根本忽略土耳其、埃及、波兰或者希腊，但不
能忽略那些把中国推入持久的现代性焦虑的国家，我们的确看到了世界，但我们眼
里的世界并不像它本来那么大、那么丰富，它是一个简单的体系，这一方是中国，
那一方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所以，我不敢担保萨拉玛戈会在我的、或我们的文学世界中获得一个持久的地
位，即使有诺贝尔奖担保也未必行，比如现在谁会想起尼日利亚的索因卡、埃及的
马哈福兹、南非的戈迪默、波兰的博申斯卡娅？看起来事情是这样的：尽管身处西
方的东方，是第三世界国家，但我们具有远比瑞典文学院更锐利的势利眼———当
然，我们看到了昆德拉、看到了马尔克斯，但那是因为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梦想
中的自己：不是黑人、不是女人、不是伊斯兰教徒，由第三世界凯旋式地进入第一
世界的殿堂。

    但还是看看萨拉玛戈吧，尽管葡萄牙远在那个伟大欧洲的边缘———《修道院
纪事》由范维信翻译，曾获中国作家协会的彩虹翻译奖，大概是实至名归，“信”
字不敢说，我又不懂葡文，“达”和“雅”是肯定的。在我的想象中，萨拉玛戈的
原文就应该是这样的，神游天地，清明硬朗，这位全能的叙述者能写很好的白话文，
在操持汉语的中国当代作家中，有此造诣的也真是不多。

    当然这不是什么新发现，王小波就曾经表达过对诸如王道乾这样的翻译家在语
言上的倾慕，他们隐藏在译本背后，不断向我们展示现代汉语能够多么精确、文雅、
庄严、深微，———“文雅”是个刺眼的词，如果我写了一篇小说，你看过之后对
我说：语言很文雅，我就不知道你是夸我还是骂我。现代汉语的趣味中心从来不是
文雅，是尖刻、愤怒、铺张扬厉或者嘻皮笑脸，等等，但肯定不是文雅。我也想举
几个文雅的例子，比如周作人、比如张爱玲，比如张爱玲那个薄癰得深情的爱人胡
兰成写的《今生今世》，但偏偏这些人都有各种各样不体面的历史问题，胸中不正
则眸子目毛焉，在现代汉语中，似乎是胸中不正则笔头文雅，这其中的关节说起来
夹缠得很，暂且按下，另表一枝，那就是翻译家们的“文雅”。

    文学翻译是一种奇妙的经验，你用自己的文字把一部过去的、一个人用另一种
文字写下的作品重写一遍，这时你是另一个“这个人”。博尔赫斯在一篇短文曾谈
到《鲁拜集》的作者欧玛尔和英译者菲茨杰拉尔德，他猜测：或许欧玛尔的灵魂于
1857年在菲茨杰拉尔德的灵魂中落了户。

    所以，对于身处本世纪颠簸险恶的历史风浪之中的许多知识分子来说，翻译是
一种幸福，它本身就具备意义，这种意义不必经过检查和认可。当然这部作品可能
是“供批判用”的，但至少，你可以通过对另外“这个人”的忠诚维持对自己的忠
诚、对他的文化背景的忠诚，所以，翻译曾经意味着“生活在别处”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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