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语言上，翻译家同样“生活在别处”，这个“别处”有强硬的纪律，它要求
克制、谨慎，竭尽全力表达另外一种声音，你的语言因而与日常语言保持着距离，
你甚至会尽力避免日常语言的侵入，因为它携带着“此时此地”，它将搅扰那个来
自过去、来自异域的声音，而你应该让这个声音在你自己的声音中从容地流淌，在
这个过程中现代汉语在书面上———由书面到书面———被考验、被创造。

    如果你把文雅视为在深厚的文化背景中对纪律和规范的自由的遵从，视为从心
所欲不逾矩，视为带着镣铐的曼妙舞蹈，那么这种文雅的语言就在那些优秀的翻译
作品中，它们是现代汉语的另一副面目。

    经常有人指责现在的小说语言不好是受了翻译的影响，的确，恶译、滥译滔滔
者天下皆是，坏的小说、坏的语言也天下皆是，大概到二十二世纪仍然如此，你硬
说这之间有什么关系，也永远说得通，但千万别一回头碰上你们家大人，老爷子断
喝一声：怎么就不知道学好！

    因为好的翻译、翻译作品中好的语言是有的，比如《修道院纪事》。

    萨拉玛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你要知道，我有个越来越坚定的想法，那
就是我们全都是些可怜的魔鬼，全都是。”“我们都是可怜的魔鬼”，这句话被国
内期刊一篇介绍萨拉玛戈的短文用作题目，可见它很对作者的胃口，当然也合了我
们这些比较专业的文学读者的胃口，萨拉玛戈这么说了，我们会觉得他很深刻。

    但是，“魔鬼”在萨拉玛戈的语境中意思极为复杂，可不是《西游记》里的牛
鬼蛇神，他可能是欲望、是现世的欢乐，可能是理性、是现代性，可能是一个反叛
者。所以当萨拉玛戈说“我们都是可怜的魔鬼”，我很想知道它的上下文，否则就
不可能了解萨拉玛戈究竟想说什么。

    至少在《修道院纪事》中，萨拉玛戈是用一种庄严的声音说：“我们人民……”
当然，在中世纪末期的天主教语境中，“我们人民”差不多也就是“可怜的魔鬼”
；而且，当小说中的人们梦想着飞起来，终于飞起来，但最后又落回地面时，主体
和理性的力量与限度呈露无遗，这是一部“现代性”的神话，人宣告上帝死亡，魔
鬼胜利了，但魔鬼在胜利的同时发现了自己的可怜。《修道院纪事》是复杂的，有
多种解读的可能性在我们面前展开，但在我听来，“我们人民……”这个声音浩大、
悠长，它超越了嘈杂，在文本中回荡。

    读《修道院纪事》前，刚看完了王安忆的中篇小说《隐居的时代》，震惊地发
现她写的是“人民”，———这是一个多么复杂的词，令人百感交集，中国的当代
作家痛入骨髓地知道，当有人宣布“我们人民……”时，其中潜伏着深重的危险。
一种本能的写作禁忌由此形成：不存在“我们”，只有一个一个的“我”，这个
“我”是不可被代表、不可被化约的———这个逻辑推到极端，“我”也是不可被
超越的。

    但王安忆却坦然地描绘着“人民”的形象，在她为此写的创作谈《柔软的腹地
》中，她说：我其实是想写“人民”，但“人民”这两个字却是不好平常地出口的，
由于它的神圣，就显得有些夸张，不真实。可我真的是在写它，写它的浑厚、结实，
它是那样一种紧密的组织，紧密到质地变成柔软。它几乎是打不散的，外表打散了，
内里的力量则又将它集合起来。由于频繁地打散与集合，它看上去不免是变形的，
有失均衡，可是却更有力度。它艰难地汲取着养料，滋养着自己。由于汲取养料的
费力，它又一次变形，失去均衡，可是，纠结的力量再一次增加。这样的生命力不
是单纯依靠时间和智慧来成就的，它还是靠着一种渴望。渴望什么呢？渴望活下去。
这是最为现实的本能，许多虚无的思想非但没有消解它，反成了它生存的肥料。而
它的活下去又绝对不是苟活，不是动物性的本能，而是具有精神的攀高的意义。这
便是我所属的那个“人民”。

    我觉得王安忆已经说得很清晰，《隐居的时代》使“人民”由一个词变为丰厚
细腻可以触摸的质地，亲切具体而又沉静浩莽。

    实际上，在我们的历史视野中很少看得见人民。我们知道，人民与那些具有强
烈表面效果的历史戏剧之间应该是有联系的，但问题是这种联系究竟何在？法国的
年鉴学派认为，在长时段上观察，千百万人的生活和劳作，他们的日常性活动远较
个别的、具体的历史事件更具本质意义，正是他们从过去塑造了现在。比如对中国
历史来说，一艘商船上的无名商人把玉米、番薯的种子带入中国、无数农民在漫长
的时间里把它们撒遍大地，任何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相形之下都显得卑微，因为它
所带动的生存条件的变化、人口数量的增长构成了中国历史演进的基本力量。

    所以，我喜欢读布罗代尔的一切书：《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法兰西的特性》，在这
些书中，人民以及人民的生活不再是空洞的，他们被呈现出来，而且获得了雄辩的
意义。这使我们有了一个稳固的立场，在这个立场上，可以质疑一切关于我们的历
史和生活的戏剧性叙事。

    萨拉玛戈和王安忆是否喜欢布罗代尔我不知道，但我们在小说中作了同样的事，
正如《隐居的时代》这个题目所暗示的，相对于“时代”来说，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都在“隐居”，但正是这些无名的人们构成了“人民”，构成了现在与过去和未来
的真实联系。在《修道院纪事》中，萨拉玛戈所写的也是一个“隐居的时代”，三
个主人公隐于人群，他们是无法被“历史”识别出来的“人民”的成员，但他们的
梦想和痛苦，他们从人群中采集起来的意志却消解了君王、教会的神圣权力。故事
的时间是在十八世纪，我们知道，当时和未来的时代都肯定不属于君王和教会，但
即使是布罗代尔也不能让那些伟大的无名者发出声音，这只有小说能做到，小说家
能够以想象逼近真实，特别是这位小说家意识到：“这就是我所属的‘人民’”。

    但王安忆和萨拉玛戈的声音是不同的，《修道院纪事》的叙述全知全能，庄严、
高调，极具权威性，看得出来，萨拉玛戈对于用“人民”的声音说话有一种无可置
疑的自信；而《隐居的时代》则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远为审慎、克制，即使在宏大
的规模上写“人民”，王安忆也尽力维持个人化的角度和语调。这当然与两部作品
不同的题材、两个作者不同的艺术气质有关，但恐怕更根本的，他们是在各自极不
相同的语境中选择了自己的声音。不过尽管声音不同，这两个相隔万里的作家都说
出了：———我们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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