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毛主席逝世的那一年，我又来到了赵庙，并且第一次走进了赵庙人民公社“革
命委员会”的大院。

    那段日子里，无论是校园还是村庄里，到处听得见低沉悲哀的音乐，尤其是我
看到奶奶和几位老人在一起忆苦思甜时失声痛哭的样子，我的心情同样是肝肠寸断，
悲痛欲绝。

    自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子起，都是给地主打长工，吃不饱穿不暖，饥寒交迫。我
爷爷兄弟两个，二爷是个“傻子”，在我的爷爷、二爷、二奶奶被相继饿死的时候，
村人们都说，我们家彻底完了。好在我的祖母凭着坚强的意志，拉扯着我父亲兄妹
几个挺了过来。全家吃烂红薯馍差点中毒致死，我的父辈、叔辈们被那些富户人家
当成小偷打，名受欺凌，受尽苦难。随着毛主席在天安门—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
来了”的呼喊，我们家也告别了水深火热的苦日子。

    毛主席追悼会的那天，我被作为学校的优秀学生去赵庙参加由公社组织的悼念
活动。

    戴着黑袖章，心情沉痛地按照统一指挥，跟他老人家三鞠躬。在这里，我听有
的同学悄悄说，那前一排站立着的，都是领导。也就是在这时，我见到了赵庙这个
集镇上最大的“当官的”。他们是穿得和我们村子里的人不一样：中山装，洋布的，
四个兜，脖颈里系着黑围脖，还有一个肚子挺大的，又矮又胖，穿的还是我在一个
亲戚家见过的“华达尼”外套，看着真让感到威武和新鲜。看到他们，我想到了我
父亲和村人们穿的衣服。粗布对襟子棉袄，补着补丁，有的还露着“破套子”（破
棉花的意思）。有的穿着棉袄里边，也没有衬衣，村人们说那是“刷瓦筒”，透风
不保暖。其实是说法好听罢了，因为买不起或者说是舍不得买才那样的自从见了那
几个“当官的”，我的幻想又多了一个内容：企盼着有一天，我也能在这个“革命
委员会”的院子里，像模像样地“发号施令”。当我看到他们从衣兜里掏出“洋烟”
的时候，我留意了这“洋烟”的名字：淮河牌。在我们村子里，我没见到有人抽过
这个“淮河牌”香烟，我见到大人们抽的都是烟袋，抽一口吐出来，浓烈得呛人冒
眼泪。有一次，父亲的耳朵上夹了一支“洋烟”，我兴冲冲地问他：“大，你这烟
是啥牌的？”

    父亲见我一脸的疑惑，笑着把烟从耳朵上取下来说：“好烟，一毛找。”

    “一毛找？我咋没听说过？”我问。

    “丰收牌的。”父亲说。

    “怎么叫‘一毛找’呢？”我又问。

    原来，父亲说的是一句含蓄的话，因为买这盒烟只需9 分钱，一角钱还要找回
一分从一支烟的区别上，我知道干部和农民的级别是不一样的。难怪村人们编了一
串顺口溜：农民都是“一毛找”，大队干部“大铁桥”，区里干部“淮河”就很少
……言外之意，“黄金叶”、“金叶”、“玉簪”之类的“锡皮”、“金箔”的香
烟也只能是公社干部的“专用品”了。

    我们班里有个同学，他不知道从哪里偷来一个亮闪闪的锡皮样洁白的烟纸，撕
了一点点，贴在牙齿上，笑起来，故意露着。几个女同学朝他笑，惹得其他男同学
又羡慕又嫉妒……现在想起这些来，那是一种美好的回味。当时我曾讨好这位男同
学也撕给我一块“锡皮”，也想贴在自己的牙齿上露一露让女同学看个稀奇，可还
没要到手时，就被老师没收了……

    在学校里，只要班主任老师通知说“下午放假”，那准是赵庙来了领导检查工
作。有一次正上数学课，班主任韩从众走了进来。数学老师和全班同学的眼睛刷的
一下都对准他。他说：“公社教办室的领导来了，下午可以放假半天。”他的话还
没说完，全班欢呼雀跃。中午放学的时候，同学们都探头探脑地往校长办公室张望，
看看来的公社领导是男的还是女的。

    那次放学后，我没有回家，我跟陈彪、小虎、蛤蟆还有建华四个人一商量，说
下午去赵庙公社里玩玩去。一拍即合，我们便飞也似的去了赵庙，一路上见到客车
驶过来，还礼貌地站在路边，向车窗处挥手表示问候……

    赵庙街的下午，一点都不热闹。路边的烟摊处，商店门口，三五个人闲谈着，
说笑着，不时将陌生的眼光瞄一眼结伴而行的我们，视而不见一般。有几个年轻女
子边走边嗑着瓜子，有一两个人还打着毛线。惟有路边一个摆花生摊的老头，两手
插在袖筒里，笑眯眯的眼睛在望着我们。我们友好地走了过去。老头关心地问我们
是哪个村的，怎么没上学跑到街上乱窜？我们回答着，早就对他面前摊在塑料布上
的花生馋涎欲滴了。一面问着价格，一面蹲下来拣他的花生。我们专挑那颗粒饱满
的，老头专挑那又瘦又瘪的往秤盘子里放。一个说要一毛钱的，一个说要两毛钱的，
还有的说干脆一个人两毛钱的，叫老头左右为难，一气之下说：“我不卖了！”我
们乐呵呵地站起离去时，每个人的袖筒里都偷装了几个花生—…·看来，我们几个
没有一个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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