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钓鱼城结局如何？

    带着心中的疑问，我跨入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的护国寺。此寺前殿系罗汉堂，
后殿为药师殿，与别处庙寺亦无二般，惟有寺门的两幅对联引我驻足良久：

    城号钓鱼三江送水通巴堑，

    寺名护国孤嶂飞云控蜀疆。

    在护国寺右侧就是忠义祠，始建于明朝弘治年间，原只祀王坚、张珏。清乾隆
二十年（1759）合州知州王采珍，在原址重修忠义祠，增祀余蚧、冉琏、冉璞。乾
隆三十一年（1766），陈大文任合州知州吏目，加祀王立。陈后任合州知州时，又
加祀熊耳夫人和李德辉之位。光绪七年（1881），华国英任合州知州时，又重建忠
义祠，只祀王、张、余和二冉五位，迁王立、熊耳夫人、李德辉位于贤良祠，并在
忠义祠门柱上书题对联：

    持竿以钓中原二三人尽瘁鞠躬

    直拼得蒙哥一命；

    把盏而浇故垒十万众披肝沥胆

    竟不图王立贰心。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作上述之记，就在于这不仅彰明了钓鱼城的结局，还牵涉对
结局人物的思考。

    钓鱼城在张珏出奇制胜以解重庆之围以后，即由张珏的副手王立帅守。景炎三
年（1278）春，重庆为宋将赵安出卖陷落，张珏巷战不支，出走被俘。元军毕集钓
鱼城下，向王立招降。此刻钓鱼城形势，“危如累卵釜鱼，知其祸在顷刻”。虽然
城中军民皆同心协力，而主将王立愁感无计，乃谋于所认之义妹熊耳夫人。熊耳夫
人是被俘元将熊耳千户之妻宗氏，又是元安西王相李德辉同母异父的妹妹，她知其
兄李德辉在元政权安西王处亦即以前蒙军的西川行院任要职，遂乘机说王立向安西
王处请降，可保身家性命及山上十万军民不死。王立同意，即派亲信杨獬持蜡书去
成都李德辉处请降。祥兴二年（1279）春正月，李率数百人，单舸至钓鱼城受降。
合州安抚使、钓鱼城主将王立降元之举，结束了三十六年抗战守城的历史。一个月
后，在广东崖山的南宋流亡政权亦败于元手，陆秀夫背着幼帝赵昺蹈海，给宋王朝
画上了一个并不灰暗的句号，钓鱼城也以“独钓中原”的光辉留名史册。

    对于曾经使钓鱼城抗战方向转至降元轨道起关键作用的王立、熊耳夫人、李德
辉三人，历来争议纷纷，以致出现前述的入祀与外迁忠义祠的争议。到了现代，蜀
人郭沫若先生于1942年6 月2 日，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登临钓鱼城，考察了
古战场遗址，俯仰古今，有感题诗《钓鱼城怀古》抒怀：

    魄夺蒙哥尚有城，危岩拔地水回萦。

    冉家兄弟承磷蚧，蜀郡山河壮甲兵。

    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

    贰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

    郭诗景象雄浑，气势宏壮，正气凛然。尤其尾句不但是艺术上的点睛之笔，也
表达了鲜明的爱憎感情，古为今用，借题发挥，奏响了抗日战争时代的最强音。

    然而，当我们拨开历史的帷幕，重新探寻当年历史的轨迹，就会发现问题远非
这么简单，有些东西想来至今发人深省。

    蒙元起自漠北，生产方式落后，在西征亚欧和南灭金宋的战争中，表现得特别
的野蛮和异常残酷，这是不争的事实。人民群众揭竿举戈，为使自己的家园、生命
财产免遭蒙军铁骑的蹂躏，使社会经济免遭破坏和摧残而组织的守土自卫，无疑是
正义的。余蚧、王坚、张珏，作为南宋王朝的边防大员，自有守土之责。

    南宋王朝值不值得保卫？史料记载，当蒙元铁骑纵横大江南北，抗蒙军民浴血
长江上下之时，西湖边上的元宵佳节，皇家御苑之内，到处金鳌衔光，玉螭垂虹，
火树银花，城开不夜，真个是富丽堂皇，气象万千，歌舞江山，上下如狂！可是那
些挣扎在蒙骑铁蹄之下的北方百姓，却是破屋号风，柴门拥雪，痛苦呻吟，星火全
无。即便如此，生活在十三世纪，深受传统儒学纲常陶冶的余蚧之辈古人，是不会，
也不敢对此产生丝毫怀疑的。充其量认为，权臣当道，蒙蔽圣聪而已。文天祥柴市
死节，陆秀夫崖山殉难，张珏竭尽愚忠从容就义，这都是历史赋予他们的悲剧。人
们怀念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死忠一姓，而是由于他们的高风亮节，更因为他们的抗
元活动，在客观上适应了人民对生命财产、社会经济、先进文化免遭毁坏的愿望，
故誉之为民族英雄。

    然而，随着南宋王朝的覆灭，忽必烈统一大业已成定局。何况，钓鱼城三年王
命不通，张珏兵败被俘，重庆陷落，再坚持孤城抗战，事实上已不可能了。值得注
意的是，蒙古统治者在处理占领区的政策上，以忽必烈登汗位为限，前后有很大的
不同。此前上溯至成吉思汗，既尽显其倚天拔长剑、弯弓射大雕的飒飒英姿，亦显
露其野蛮狂虐的落后根性。

    到了忽必烈登汗位，他检讨多年征宋的方略得失，不但改变了不合时宜的由成
吉思汗延续下来的大迂回、快分割的军事战略，而且取消了屠城的军令。

    当年耶律楚材向成吉思汗劝戒屠城未成，史天泽历事蒙元四朝，多次亲临战阵，
本身就是一个杀人狂，亦因所见太多，内心不安，临死之前托人转奏忽必烈，请求
在对宋都进攻中，不要杀人掠货。忽必烈慨然允诺，并诏令践行，这不能说不是一
个进步。尽管如此，钓鱼城毕竟是蒙哥大汗的死地，且有屠城遗诏，特别是蒙军东
川行院主攻重庆方向多年，与钓鱼城死冤多多，一旦陷落，屠城遗命是否可免，实
难肯定。王立议定降元之时，向远在成都的西川行院投降，固然有熊耳夫人和李德
辉的因素，亦何尝未有降东川行院而遭屠城之虑？

    事实上，王立降元后，东川行院不顾李德辉招降时的承诺，即将王立下狱，力
主杀掉王立以雪先帝之耻。如此，钓鱼城能免难么？西川行院安西王急派人赴大都，
通过大都留守使贺仁杰向忽必烈报告。忽必烈责问意偏东川行院的枢密院大臣说：
“你们还要以杀人为儿戏么？假使王立侥幸还活着也就罢了，死了的话，你们就跟
着王立一起死！”如此，王立化险为夷，且投合州安抚使之职。

    王立死里逃生，固不足为喜，即若死了，亦无须叫屈。但令人深思的是，王立
携城降元，免遭屠城之灾，倒是历史事实。

    王立作为南宋王朝的一名将领，曾以勇武之躯力保钓鱼城，在南宋灭亡之后，
战至山穷水尽，也算是尽了愚忠。最后，举降旗挽救一城军民，事后几经危难才免
一死，死后又落得个“贰臣”骂名，历史对他所开的玩笑未免过分了吧！

    正沉吟着，屋外传来了几声清脆的鸟鸣，仿佛在催促我，该回去了。我跨出忠
义祠的门槛，眼前，落叶带着一份沉甸甸的缤纷，营造了下坠入泥的悲壮。我忽然
怀疑，当历史的岁月和现实的日子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在我们的心灵深处，难道还
会有那一丝丝一点点无谓的矜持、平静或浮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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