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创作广泛受到博尔赫斯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作家
完全理解并接受了博尔赫斯的哲学思想,相当一部分人只不过是借助于他作品的幻
想色彩,为处于敏感政治学、庸俗的社会学、陈腐的历史决定论重压下的中国文学
找到一条可能的出路,这是一个权宜之计。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副作用的出现,
那就是对博尔赫斯的误解。
一位很有影响的当代著名作家(我在这里就不说他的名字了,但愿他看到这篇
文章能够发出会心一笑)在向我推荐《交叉小径的花园》的时候;曾经严肃地向我
指出,博尔赫斯是文学界的爱因斯坦,他改变了文学的基本格局发展趋势,从此,
世界文学将翻开新的一页。还是这个人,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当时,博尔赫斯已经
不那么时髦了),突然来到我的住处,再一次严肃地向我指出:我们的创作再也不
能这样下去了,像博尔赫斯那样装神弄鬼是完全没有前途的。我记得我妻子当时是
这么回答的:我们从来就没觉得博尔赫斯是在装神弄鬼,言下之意:你才装神弄鬼
呢。我的这位朋友当然很不高兴。坦率地说,直到今天,我仍然对博尔赫斯有所眷
恋。这被许多人认为不可救药。在八十年代,博尔赫斯是一个炙手可热的标签,一
经贴上,作品似乎立即熠熠生辉。而如今,情况又倒了过来,他成了一个人人避之
不及的猛虎,人们要去衡量一个作家是否还有前途,就要看他是否还在喜欢博尔赫
斯。这使我想到,自从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创作波诡云谲,各种思潮、观点、叙
事方式你方唱罢我登场,很是热闹。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横空出世,如过江之鲫,
各展身手,令人目不暇接。但仔细一想,热闹倒是热闹,若说在真正文学观念上有
什么长足进步,倒也很难说。非此即彼的评价方式,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文学史观,
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方式并无太大的改变。
说起非此即彼的评价方式,我想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
中一个场景:一名歹徒在深夜用手枪拦住了一名行路人,在打死他之前,给了他一
个机会,根据他的回答来决定他的生死。他的问题是:“你是喜欢民主党,还是共
和党?”行路人意识到,他活命的机会只有50%(而实际上他机会远远没有50%),
如果说错了,只有死路一条。小说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也不禁有些头皮发麻,我想
象我要是那个行路人的话,大概会用抛硬币的方法来决定。因为很显然,我无法了
解歹徒的政治倾向,只能任意选择一下,听天由命了。最后的结果出人意料。行路
人想了一下,回答道:“两个我都不喜欢。”歹徒满意地笑了:“你答对了,我饶
了你。”
事实上,我也经常碰到有人向我发出这样的逼问。不过,提问者手里没有枪,
无论我怎样回答,后果没有马尔克斯小说中的人物那么严重。比如,“你是喜欢巴
尔扎克,还是福楼拜?”“喜欢·还是塞尚?”“你喜欢德沃夏克,还是亚那切克?”
“你是喜欢《红楼梦》,还是《金瓶梅》?”诸如此类。这种二者必居其一的低智
游戏真的让人不胜其烦。当我碰到“你喜欢博尔赫斯吗?”这样的问题时,我总是
充满了警惕。
有一次,在华东师大,我骑车经过丽娃河上的大桥时,一个剃着光头的古代文
学专业的研究生把我拦住了。他说要和我谈谈,让我去他的宿舍好好谈谈。我根本
不认识这个人,但居然跟着他去了他的住处。开始我们谈得还好,但不久之后就说
到了博尔赫斯。他像是若无其事地问了我一句:“听说你喜欢博尔赫斯?”我点了
点头。他又问:“现在你还喜欢他吗?”我又点了点头。他忽然就不说话了。半天
才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向我宣布道:“你完了广我·—时没有回过神来,遂问他
是什么意思。这个人挠了挠头,充满同情地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你完了,彻底
完了,竟然喜欢一个三流作家。“
“你凭什么说他是三流作家?”
“他只会玩弄文学游戏。”
“你有什么根据?”
“他自己就说过嘛,文学只不过是游戏。”。
“他所说的‘游戏’,跟你所理解的‘游戏’也许不很一样……”
“一样,都是无病呻吟。”
接下来,他又发表了一通高论,大抵是人民养活了你们这些作家,你们却在玩
文学游戏,很不道德之类。我想了想,就问他是否喜欢王国维。“那当然了,王静
安这三今字可不是随便叫的。”
“王国维也说过‘文学是游戏’同样的话呢。”
“他说过吗?”
,我告诉他,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一文中曾明确写道:“文学者,游戏的事
业也。”
“他怎么能说这么糊涂的话呢?不可能。”
我也没有与他争辩,就起身告辞了。后来,我又在校园中碰到过他一次,说来
奇怪,仍然是在丽娃河的桥头。这一次,他告诉我,他已经决定抛弃王国维了,还
说,这个人最后自沉于颐和园,境界有问题云云。望着他那瘦弱的背影,我心里忽
然生出一种怅惘之感,总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对不起王国维。
至少就中国的文学界而言,博尔赫斯为人诟病最多的莫过于他的“游戏说”。
尤其是在那些以倡导所谓“终极关怀”、“精神归宿”、“现实苦难”为己任的批
评者眼中,“游戏”二字实在是过于刺眼了。他们全然不去考虑,作为一个人,博
尔赫斯所持有的严肃的政治立场,创作上一丝不苟的态度,他对极权、独裁政治的
憎恶与蔑视。他就是因为在反对庇隆政权的宣言上签名而被革去市立图书馆馆长一
职的。不去探究,博尔赫斯的游戏与阿根廷的社会现实的构成的隐喻关系。他们忘
记了,博尔赫斯所描述的主题,不仅在西方渊源已久,在中国亦是代代相续,从未
断绝。
除了“游戏说”之外,博尔赫斯还时常在文章和讲演中发表一些令人费解的惊
人之言。比如,一个人只能成为众人,而不能成为他自己;比如,作家创造他的先
驱,而不是相反;再比如,一个人其实并没有生命,他的无数个夜晚连一夜也不存
在;全世界的人都在写同·—本书;世界各个民族地区的文学都具有完全相同的价
值等等。
假如我们仅仅从这些话语的字面来看(而不去考虑他的上下文关系,不管他的
言论中所包含的隐喻),这些话无异于痴人说梦。我们不妨来看看,“一个人其实
并没有生命”这句话的上下文,他在耸人听闻的言词之下,究竟想表述什么样的思
想。
在1824年8 月上旬,伊西多罗·苏亚雷斯上校率领着秘鲁的轻骑兵队,决定了
胡宁的胜利;1824年8 月上旬,德·昆西发表了一篇对WilhelmMeiste~Lehfiahre
的激烈抨击;这些事件并非同时代的(它们现在是了),因为这两个人死去时——
一个在蒙得维的亚城,另一个在爱丁堡——都不知道对方的一切……每一个时刻都
是自立的。无论是复仇,宽赦,甚至遗忘,都无法修改无懈可击的过去。对于我,
希望与恐惧似乎也同样的虚幻,因为它们总是指向未来的事件:即指向不会发生在
我们身上的事件,我们是细致入微的现在。我被告知现在,心理学家们的似是而非
的现在,延续期介于几秒钟到一秒钟的一段微小碎片之间;那也可以是宇宙历史的
持续时间。也就是说,并没有这样的历史,正如一个人并没有生命;他的无数个夜
晚甚至一夜也不存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时刻存在,但不是它们想象性的联结。宇
宙,事物的总和,是一堆聚集物,同莎士比亚在1592至1594年间梦想的所有马匹的
聚集一样只在于臆想之中——一个,许多,没有?我补充:倘若时间是一个心理的
过程,那么成千上万的人——甚至两个不同的人——如何能够将它分享?
博尔赫斯在这里试图证明的,是历史和时间的非连续性,也就是说,我们习以
为常的连续性和因果关系只不过是一种假象,一种装饰物。卡夫卡曾经论述过这种
装饰物的各种变形。随着文明的发展,这种装饰物亦会变得更加繁多(用博尔赫斯
的话来说,“像镜子一样迅速繁殖”),令人眼花缭乱。这种因果关系、连续性表
面上看来是不言自明的,异常坚固,逻辑严密,而实际上却经不起推敲。从时间上
来看,伊西多罗·苏亚雷斯上校和德·昆西的不同作为,发生于同一时刻(1824年
8 月上旬),但这种时间上的重叠在博尔赫斯看来毫无意义,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
背景,不同的行为动机,行为也产生不同的后果,由此,博尔赫斯认为,这两个处
于同一时间段的人其实不属于同一个时代,每一个个人的时刻实际上都是自立的,
单独的,孤立的。另外,即使是一个人的生命,其实也是不连续的,因为一个人假
如因为犯了罪而被处死或监禁,惩罚是不能修改过去的。而对于未来,博尔赫斯进
一步论证道,我们对于未来有着无数的想象,希望或恐惧,但绝大部分对于未来的
想象都不会被证实。即便勉强被证实(比如一个人的命运兑现了他期待中的成功),
那也是一种假象(我记得歌德在《浮士德》中也表述过类似的思想)。博尔赫斯就
此得出结论说,一个人的生命的每一个瞬间其实也是不连续的,而我们认为它是连
续的,这是一种文化、文明进程带来的幻觉。你不会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河流早
巳变化,而你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生活于每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之中,这是个人
的命运的悲剧所在。
但是,博尔赫斯并不是在一个普泛的意义上决然否定文明进程的连续性和因果
关系,他始终是从一个个人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从人类、集体的角度来说,
哲学、科学,甚至心理学的建立起来的连续性当然可以自圆其说,但具体到个人,
一切都会成为问题。人类的文明、进步和愚昧都不能担保一个的幸福与不幸。正如
卡夫卡在极度悲哀绝望之中,也拒绝将个人的痛苦普遍化,荒谬或绝望只能是一个
单独个人的荒谬感和绝望感。一个人不小心于某一个时间段沦为一个不幸的人,只
不过恰好在这个瞬间,“上帝的心情不太好”。博尔赫斯引用萧伯纳的话进一步来
证明上帝的正义:谁杀死一个人,谁就毁灭了世界。
你所能遭受的是世上所能遭受的最大的一份。倘若你死玩饥饿,你将遭受曾经
有过或将有的所有饥饿。倘若一万人与你一同死去,他们和你共命运不会使你一万
倍地饥饿也不会使你的饥饿时间增长一万倍。别让自己被人类苦难的可怕总和所压
倒;这种总和并不存在。无论是贫穷还是痛苦都不是累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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