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俯首小溪,清流潺潺,吴潜这一段辛酸凄苦的故事在当年被这一汪幽泉洗涤得 苍白无力。现在,它让我思绪汩汩,在感受一种悲壮情怀的体验的同时,去寻找宋 朝滋养贾似道的宰相制度之源。 宋朝开国伊始,宋太祖赵匡胤综观自家发迹之路,沉吟治国驭政之略,断然拍 板,右文抑武,文治天下,遂使天下文士终生碌碌奔波于宦途而绝无怨悔。那年代, 的确给文人士大夫们带来可以手触肤碰的富贵之光、荣华之辉。于是乎,他们深切 地感觉到,治国平天下是难以拒绝的最大的道义和荣耀,当官做老爷这种受人尊敬 的感觉是人生最高境界,也是人生价值实现之中最宝贵的财富。至于路径设计嘛, 因人而异,或舔痔吸痈,或以德树名,或穷经皓首,或巧取终南…… 宋代士大夫阶层大部分来自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他们出身孤寒,背后没什么门 阀和家族势力,必定依附皇权,即使位极人臣,也不会对皇朝构成潜在威胁。开宝 八年(974 )二月,太祖在殿试时对举人们说,以前取中科名的,大多是豪族势家, 以致闭塞了寒族之路,非常不好,今天朕亲临试场,只以成绩优劣而取舍,就可尽 行革除前朝之弊啦! 然而,士大夫们无论如何了得,毕竟只是根毛,哪怕是鲜光锦亮的毛,也得附 在帝王之皮上。否则,是不可能光宗耀祖的。即若宰相,又怎么样呢? 当年开国宰相范质在廷议时,丞相们都是坐着跟皇帝谈话的。宋太祖心中嘀咕, 你们太不识相了,怎么跟朕坐而论道呢!于是,某日廷对之时,趁首辅范质上前奉 呈奏本之机,太祖着太监悄悄地将范质的坐椅拿走藏起。幸好,范质举手投足之间 均极仔细,落座之前总要看看屁股眼是否对座。否则,弄个大仰八叉子是必定的。 此后,宰相也得站着跟皇帝谈话。 北宋乾兴元年(1022),仁宗即位不久,太后垂帘听政,丞相丁谓掌政,权势 震主。当时的参知政事是王曾,因丁谓的荐引而入宰辅班子。王曾却设计独见太后, 尽言丁谓之盗权奸私,太后大怒。当天,丁谓这个势焰熏天的权相,让老太婆给罢 去相职,贬窜远方。就丁谓而言,其“阴谋诡诈,多智数”,真宗末年为首相,权 倾一时。太后新当政,国主幼弱,片言只语之间,就可使丁谓的所有权势冰消瓦解。 你说这皇权厉害不? 所以,赵宋王朝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外族入侵势力所攻击乃至颠覆,但从王朝 内部来说,横亘两宋三百多年,虽然间有宰相擅权之弊,却始终没有一股政治势力 膨胀到足以威胁到赵宋皇位的稳固。由此,对于皇帝来说,权力依然收纵自如,且 无尾大不掉之虞。我们不得不由衷赞叹宋太祖驭臣之术的功效无比和右文之法的精 妙绝伦,即若盛唐亦难比肩。 想想看,在两宋近320 年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仅仅发生两次类似于“宫廷政变” 的篡权,一次失败,一次成功。无论失败,还是成功,都没有使皇权国玺易姓而掌, 其中士大夫功莫大矣。 南宋建炎三年(1129)三月,杭州。 时值靖康耻之后,南渡伊始,高宗赵构皇位未稳,统制官苗溥和御营右军副都 统刘正彦率兵作乱,逼高宗让位于其子赵蒡,尊赵构为睿圣仁孝皇帝,退居睿圣宫。 ‘不到一个月时间,叛乱就被平定,高宗复位,升杭州为临安府。叛乱之所以迅速 被平定,内赖宰相朱胜非的安排调度,外靠张浚、吕颐浩鼓动组织的韩世忠、刘光 世等勤王大军。这是一次也是宋朝仅有的一次典型的武人势力扩张作乱的事例,士 大夫朱胜非、张浚、吕颐浩等人在平乱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事后,皇权未损 丝毫,高宗挥手轻掸皇袍角上的些许尘土之时,惟一想到的是文人士大夫们可信可 赖可倚靠,武人们则如太祖之训提防提防再提防。此后,高宗任用秦桧,夺张俊、 韩世忠、岳飞三大帅兵权,乃至自毁长城,诬杀岳飞,均出自此因。在他看来,即 便秦桧专权误国,总比这些武人们犯上作乱要好得多。 南宋绍熙五年(1194)六月,临安。 凤凰山麓,宫闱披白,皇家举哀,太皇宋孝宗在一缕缕香烟的缭绕中魂归太虚。 然而,梓宫之旁,在朝臣内戚的望眼欲穿之中,那个早被皇后李凤娘狮吼得四年未 上殿,已失去政务处理能力的光宗皇帝,不知是受制于李凤娘,还是疾恨太皇赵睿, 总之是坚持不到孝堂主持丧礼。 生命之源,血浓于水。光宗如此,公然违背“以孝治天下”的原则,损害了皇 帝治国的威仪。一时之间,朝野震撼,中外讹言。加之首相留正逃离京城,襄阳归 正人陈应祥亦谋为变。百姓慌骇,军心不稳,事态的发展已足以威胁到赵宋皇位的 稳固。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等二府宰辅大臣,借太皇太后圣旨,扶持皇子嘉王登位, 尊光宗为太上皇。由此,政局苟得稳定,形势转危为安。一场即将旋转而起震撼朝 纲的政治飓风,在士大夫宰相的惕心谋虑之下,终于平息下来。 伫立葛岭,思维飘飞。我在那斑驳的青石苍岩上,探寻年轮的轨迹,纵览千年 的沧桑。我试图聆听那久违的古铜钟声,回荡远古的琴音。耳畔,却萦绕着历史老 人的幽思和感叹:宋朝对相权的强化,亦可从皇权对后妃、外戚、宗室、宦官的抑 制得窥其一斑。 穿过飘零的落叶,攀上记忆的枝头,凝望这一片片如历史典籍中汗青页页的黄 叶,我立即感觉自己仿佛一双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手轻轻拈起这沉重的时光。那远去 了的兴亡,虽然歌者还歌,泣者还泣,但却明明白白地向我揭示着历史的伤痛。 秦朝,宦官赵高乱政,将那个英武如神的秦始皇掀了个底朝天。 汉朝,吕后专权,尔后外戚跋扈,再往后就是宦官干政,将那刘氏大汉的江山 时时搞得风雷进发,雨电交加,最终灭于魏手。 西晋,祸起萧墙,亡于宗室的“八王之乱”。 唐朝则更甚,论宗室之祸,兄弟、父子相残或反目成仇屡见不鲜,如唐太宗兄 弟、唐玄宗父子、唐顺宗父子等等;论后妃之祸,武后专权已致江山易姓,韦后干 政几乎李唐颠覆;论外戚之祸,杨国忠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索;论宦官之祸, 晚唐帝王的拥立、生杀大权皆操纵在这些身体残缺、人性扭曲的阉竖手里,成为唐 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之一。 正因为此,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宰相吕公著对神宗皇帝说:“自古亡国乱家的, 不过亲小人、任宦官、通女谒、宠外戚等数事而已。”是的,唐鉴在前,宋朝皇帝 与士大夫达成了共识。 满是红艳立春风,脂粉飘香醉温柔。后妃们是皇帝生活中最亲近的一个群体, 也是最靠近政治权力中心,最容易卷入政治漩涡,代替皇帝发号施令的一个群体。 人们对于权力都有一种追求的欲望。一旦权力在手,就如同鸦片上瘾,难以释 手。后妃当政时,亦必如此。宋代太后垂帘听政共有九次,只要假以时日,让她们 坐稳权力的龙座,她们就无论如何不肯自动让出政权,至死方休。 宋真宗皇后刘氏在乾兴元年(1022)二月,仁宗以12岁冲龄登基时起,垂帘11 年,直至明通二年(1033)三月去世,23岁的仁宗才始亲政。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哲宗以10岁幼龄登基,太皇太后高氏掌政8 年,直 至元枯八年(1093)九月去世,18岁的哲宗才始亲政。 其余七次太后垂帘,或根基未稳即被迫还政,或只是被抬出来作为一种象征而 不实际操纵权柄,或适逢亡国,匆匆了结,都没有时机或时间让其独擅国政。 对于后妃掌政,哲宗曾以无比怨恨的语气爆发自己身处傀儡时隐忍不发的恼怒 而戏言:朕只见他们屁股上的肉团! 宋代经常发挥抑制后妃势力作用的是以宰相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南宋度宗时, 册立杨妃,司仪赞请宰相下拜,宰相叶梦鼎将笏一挥,昂然而去。第二天,奏请回 老家种田,只是皇帝下诏勉留,这才罢了。这种态度,来自于士大夫以为自己的权 势和地位当在内宫之上的自信,来自于与士大夫共天下的赵宋祖宗家法。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O 一有一段记载颇有意思:北宋嘉枯八年(1063), 仁宗死,继位的英宗因病废政,曹太后垂帘听政。不到一年,宰相韩琦欲罢垂帘, 便一天取十余件重要奏疏禀报英宗处理,英宗裁决如流。于是到东殿将此十余件奏 章处理意见报告曹太后,太后认为诸事处置得当。退朝时,韩独留下禀告太后,呈 请退休。太后说:“相公怎么可以说退休呢?要退也应该让老身先退呀!”韩这才 告诉太后说御史台那里有章疏恳请太后还政于英宗,只是未定何时撤帘。太后心中 有数,立即起身,韩琦高声命令司仪撤帘。帘落之时,还可见屏风外太后的衣袂在 微微飘动哩! 后妃如此,外戚亦然。,宋朝皇权对外戚的限制,一是不许任侍从官,二是不 许任二府要职即宰辅机构。终宋一朝,宰辅班子成员494 人中,此规除韩胄、贾似 道少数几个例外,基本得到遵守,可谓宋代宰相制度的成功之处。 北宋仁宗即位初年的枢密使钱惟演,以其妹嫁皇太后之兄刘美。于是,宰相冯 拯请求说,惟演之妹嫁刘美,属于太后姻亲,不可参与机要,请出之。确实,在赵 宋家规来看,当皇家姻亲与执掌政要乃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于是,钱惟演立即被罢 免。 宋高宗虽偏安江南,用秦桧,杀岳飞,殊为可恨。然在家规上,颇为清醒,要 不然怎么能稳坐皇位三十多年,开创南宋之基?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甲集卷一记载,高宗娘舅韦渊性情暴横,不循法度。高宗怕其任官难以守法,就是 不授官职。十多年后,高宗生母韦后自从金朝迎还之时,这才封给他平乐郡王之爵, 亦仪崇爵厚禄而已,不介事权。 宋代偶尔也有外戚官至宰辅、进入中央权力核心的,毕竟为数极少,有宋一朝 执政494 人中,仅有钱惟演、王贻永、孟忠厚、钱端礼、张说等人。宰相132 人中, 仅韩忠彦、郑居中、韩伲胄、贾似道4 人。其中,独柄国政、把持朝纲、弄权谋私 的只有韩伲胄和贾似道,他们都出现在南宋后期朝纲混乱、王室暗弱之时,已是亡 国之前的非常之态。不过,韩、贾擅权,虽有外戚身份,前者系高宗贾皇后之姨甥, 后者系理宗贾贵妃之弟,都无外戚意识,其执政后并未引用同姓宗亲占据要害,把 持朝政,亦末形成以血缘关系构成的政治权力网和同姓外戚集团。倘若这种网络和 集团一旦形成,就会对皇权构成莫大的威胁。这也是皇帝容忍韩、贾专权的原因之 一,与其说外戚专权,不如说是权相专柄,已被士大夫意识所同化。 即若贾似道,宋人周密《癸辛杂识》后集亦有公允之评:似道误国之罪,上通 于天,不可悉数。然其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等事,亦是所不可及者,固不可以 人而废也。 宋代对宗室干政的控制,最为严厉。即若南宋,高宗的态度依然是,祖宗不用 宗室为宰相,其虑甚远。宗室之中有贤能者,可用至侍从而止。只有如此,皇朝才 能安全。两宋只有一次例外,就是南宋时赵汝愚曾官至宰相。赵汝愚既是太宗七世 孙,已在五服之外,且参加科举考试得中状元。绍熙四年(1193)三月,除同知枢 密院进入二府,就已被言官所谏,赵汝愚也家居力辞,未许。后在拥立宁宗的过程 中又立大功,才于八月得拜右相。次年二月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社稷”之由罢 相而去。宁宗朝史弥远独相二十六年,权势熏天,其姻家赵善湘属皇家宗室,虽 “日夜望执政”之职,欲图丞相之位,史亦不敢破祖宗家法,而加以坚决拒绝,可 见皇权对宗室控制之严。 宦官弄权,多数时间给朝廷带来的只是混乱、黑暗,唐鉴在前,宋代是中国历 史上基本免除了宦官擅权乱政的少有的朝代。 宋真宗说:“前代内臣恃恩恣横,蠹政害物,朕常深以为戒。”宋代帝王三令 五申,外廷宰相有权过问内廷事务,参议宦官之任用或升迁,而内侍则不许干涉朝 政。 绍兴年间,宰相赵鼎一日入朝,见新近从外移竹栽入宫内,便唤来主事的内侍 黄彦节,斥责说:“前些年(宋徽宗时期)艮岳花石纲这些扰民乱政的事情都是你 们这些人干出来的,难道现在还要重蹈覆辙吗?”而且勒命军令状,限当日停止移 栽工程。事后,赵鼎知道宦官也是秉承高宗旨意,但高宗依然夸奖赵鼎“防微杜渐, 如此可谓尽忠”。有宋一朝,此类事例,枚不胜举。 风雨一次次击打着历史的苍颜,却无法抹去它不泯的记忆;岁月可以断绝古铜 钟的余响,也难以搬动它旷古的沉淀。宋代帝王摒除了其他一切政治势力预政的可 能,剩下的只有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了。宰相们在皇帝之下,便可以真正统揽所有大 权。 综观唐宋两代相权演变,唐朝相权的强弱与国力成正比,宋朝则相反。为免蹈 前车覆辙,宋朝抑制地方和中央的其他政治势力,以宰相为代表的士大夫势力一枝 独秀。这样的权力体现模式,能够脱离皇权独立运作,相权对皇权的离心力越来越 强。对相权的抑制主要倚赖赵宋帝王和正常的朝纲制度,一旦朝纲废弛国势衰弱, 相权必然走向恶性膨胀,以致出现宰相专权。北宋末年和南宋末年屡出权相,制度 缘由,均源于此。 如此;南宋末年,就权相而言,出了个贾似道,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