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心灵之树上的果实。

    近些年来，国人喜把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及一些有趣的群体行为，均提纯到文
化的层面去追根溯源，去诠释阐解，并成为一种习尚和时髦。酒文化，茶文化、食
文化、陶瓷文化等古老传统文化，纷纷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这自在情理之中；
园林文化、建筑文化、服饰文化等等，成为学人的研究课题，当也不穿凿附会；至
于猴年有人话猴文化，鼠年有人说鼠文化，兔年有人论兔文化，便显得“文化”的
价值大为贬值；再至于新近有人在小报上提出什么烟草文化、厕所文化、厨房文化
等等，不免令人觉得是凿空之论，郢书燕说了。当今，“文化”一词使用频率之高，
已使我们感到这个词汇的“通货膨胀”。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有专家学人亮出了“蟋蟀文化”的旗帜。不明就里的人们
听到还有这种“虫文化”，难免忍俊不禁。历史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见证，只要
我们对古往今来的中国有关蟋蟀那卷帙浩繁的典籍进行研读，只要我们从万签插架
的书海里，去搜寻那些关于蟋蟀的忽明忽暗的历史鳞片进行组合，便会惊愕地发现
：那藏在书页里“小精灵”之迷人的歌唱和勇猛的交斗，所折射出的人性大宇宙，
足令我们在传统文化的长河里沉浮；而与“小天使”相关连的诸多学科与艺术领域，
会把我们引进虫学与美学的“高等学府”。

    琴棋书画、花鸟鱼虫，古称“八艺”，向被视为高官贵爵、文人骚客、隐士逸
民修身养性的雅文化。在“八艺”中，惟有蛐蛐可走出高堂华舍，普及民间。秋野
劳作的农夫，捉得一对斗蟋，就地挖坑，便可席地而观；山间秋牧的顽童，捕到一
只蛐蛐，放入苇编小笼，投进几颗青豆，便可夜听其唱……

    人在亲近自然的静观中，在渗透自然的默察里，与“欢乐小天使”的心灵得以
同化，这就孕育出蟋蟀文化的雏形。

    《诗经》中的大部分篇章，是由草木鸣虫所引发的。自春秋战国以来，吟述蟋
蟀的诗文不可胜记，自宋代以后，关于斗蟋的民谣、歌诀也不绝如缕……斗蟋之戏
的普及性及博彩性决定了斗蟋文化的雅俗共赏，瑜瑕互存。

    恶贯满盈的乱臣贼子，死后总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生前所做的某些
善事，也往往随着其尸骨入土。“蟋蟀宰相”贾似道却似乎是个例外，他编纂的《
促织经》竟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看来，这位奸相不仅只善于渔猎美色与
宝玩，而且还工于搜罗天下关于咏记蟋、蟀的妙文及民间畜养斗蟋的秘方及歌诀。
《促织经》分上下两卷，集“论赋、论形、论色、论养、论病”于一册。今人读来，
除觉个别处缺乏科学依据外，通篇都是人们长期捕蟋、畜蟋、斗蟋经验之结晶。致
使后来的蟋事研究者想绕也绕不开这奸相的著作，成为蟋蟀行家和玩家的必读书。

    习俗往往是人类文化生活的向导。随着斗蟋热的久盛不衰，更多的文化人也情
不自禁地加入到研究蟋蟀的行列。以诗文灼闪才华的明人袁宏道，于万历年间著有
《促织志》。此文分“论畜、论似、论体性、论色、论形、论病、名色、养法、治
法、总论”等章节，对蟋事抽丝剥茧，言必有中，读来文采郁郁，辞藻华赡。写有
《帝京景物略》等著作的崇祯七年进士刘侗，也撰有《促织志》。文中分“产、捕、
辨、材、斗、名、留、俗、别”等段落，也将蟋事写得如画如真，妙趣横生。自明
至民国，有关蟋蟀的鉴谱、秘要之专著多达十余部。其中民国时期李石孙所纂集的
十二卷《蟋蟀谱》，是自宋以降，文人学者与玩家歌咏、研究蟋事的集大成之作。

    爱因斯坦有言：“科学所追求的是概念的最大的敏锐性和清晰性。”

    当我漫游于自宋以来国人对蟋事研究的书林里，不得不惊叹：即使最博学的昆
虫学家和最精到的解剖学家，也难以对小小蟋蟀做出这般纤毫无误的钩稽与考究。

    在一般人看来，蟋蟀这个小精灵，虽然五颜六色，但不外青、紫、黄、黑、红、
白等，而经历代玩家及爱好者的辨析，仅青色蟋蟀，古谱上就离析为紫青、黑青、
淡青、蟹青、油青、稻叶青、竹叶青、芦花青、生虾青、熟虾青、蚰蜒青、青麻真
青、青麻铁青等凡30余种，而且每种青色均有歌诀描绘。即使对色彩尤为敏感的油
画家，见青之色竟有这多种，也会击碎唾壶。

    古谱中对紫、黄、黑、白、红诸色，也复如斯。在寻常人看来，除雌蟋三尾外，
雄蟋皆两须、两牙、两尾、六爪，在形体上差异并不大。而历代虫家凭着那机敏锐
利的目光和对大自然多种昆虫的感知，却将斗蟋的形状进行了细化加形象化，古谱
记有“蝴蜂形、蝼蝈形、蜘蛛形、螳螂形、蚱蜢形、玉蜂形、枣核形、龟鹤形、土
狗形、虾脊形……”等近20形，且每种形态，亦有歌诀论之。如《论蚱蜢形》歌日
：“头大肩尖腿脚长，秀钉模样最难当（难以抵挡之意）。侧生身分高而厚，斗到
秋深赢满场。”

    选虫如选将。经历代玩家之实践，古谱上对蟋蟀的须、头、额、眼、牙、项、
背、翼、爪、腹、尾等每一个部位，都有精到的辨析及破说，就连人们用肉眼极难
观察到的比米粒还小的蟋蟀之铃门（即肛门）及其排便情况，古谱上亦有准确的考
释：虫粪细小且坚实，说明虫之强壮；粪粗且酥软，证明虫之孱弱；如果铃门红若
涂朱，是为难得的骁勇之将；倘若铃门色成姜黄，则虫已近垂暮之期；而铃门发黑，
则是罹病之兆……

    历代虫家薪尽火传，对小小蟋蟀的食、饮、住、行乃至生活隐私，也记述得细
致入微。明本《重刊订秋虫谱》中，载有“促织三拗”，说的是蟋蟀有悖常规的三
种行为：一是斗蟋在交斗时，胜者呜叫而败者无声；二是雄、雌蟋交配时，雌蟋压
在雄蟋背上；三是交配后的雄蟋，斗时情绪亢奋，变得更加勇猛……

    辨别蟋之鸣声，是选将拔帅的要诀之一。令人嗟讶称叹的是，历代“九段捕手”
及高超的玩家，其耳朵灵敏得如同当今的声谱仪，在一片蟋鸣中，他们竟能分得出
：哪是独处的蟋蟀怡然自得的“呜叫声”；哪是受扰蟋蟀向其同伴发出的急促的
“警戒声”；哪是相斗的蟋蟀吟出的高亢的“竞斗声”；哪是寻欢的斗蟋向雌蟋唱
出的缠绵的“求爱声”，乃至哪是雄蟋在交配时哼出的亢奋的“做爱声”……

    国人对小小蟋蟀的研究可谓卓矣，越矣，显矣，著矣，精矣，绝矣。倘若自明
以来的袁宏道、刘侗、李石孙辈再世，他们足可挟其著述，款款走进当今的高等学
府，去客串讲授——“动物界之节肢动物门之昆虫纲之直翅目之蟋蟀科”的知识，
即使将他们聘为昆虫学博导，也能名至实归。

    在蟋蟀文化中，还有一道奇异的风景线：历年斗蟋，每岁产生的虫王，皆堂而
皇之地登上由文人雅士编写的《功虫录》。录中，对每秋“殿试”中跃过龙门的
“虫状元”、“虫将军”皆“诰封”赐名，并对虫的形貌、体长、身重、颜色及所
斗场次及战场表现，皆一一形象化地备述。述后，还附有或五言或七律的颂诗。

    清《功虫录》载，宁阳有一小虫独占整头后，即被“诰封”为“骁勇大虫王青
金翅”。对该虫，录中有无名氏颂诗四首，其三云：

    项阔头圆体像奇，

    青金翅背美容仪。

    诸雄胆破仓皇北，

    清口威名竹帛垂。

    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蟋蟀文化中的一畸形现象，这是旧中国有闲阶级和帮闲文
人对小虫“嗜痂成癖”的折光。

    天地间，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独具的自然法则。小小蟋蟀从羽化成虫到死，仅有
三几个月的时光，故被称为“百日虫”。它们钻土为穴，以五谷杂粮为主食，间啜
其它昆虫。蟋蟀是宽厚仁慈的大地之母怀中的小乖乖，上苍给了它们最大的自由。
然而，当它们被人们玩于股掌之上后，尤其从唐代开始被“召进”皇宫后，它们在
失去自由的同时，也虫分五等，身有九级。这小乖乖们被人为地拉开了“阶级的差
距”，生活的差别。

    皇族鼎贵，为炫示富有和满足人性中的虚荣心，对小虫儿的吃住，进行了极为
奢华的安排。金编银铸的小笼，玛瑙雕成的虫楼，碧玉镂镌的虫室，无不小巧玲珑，
精美绝伦。这足令身栖草棚茅舍的农夫发出“人不如虫，虫比人贵”的喟叹。

    至宋代，玩家们渐次发现，小虫儿有喜阴避光的习性，这才将它们从金玉之舍
中解脱出来，让其改为盆居。在英语中，陶瓷是中国的同义语。而小虫盆居，更能
让皇室巨富去显示花样繁多的奢靡。从宋平章盆（“平章”乃南宋奸相贾似道官号）、
元至德盆，到明宣德盆、清慈禧的御用虫盆，其盆体、盆盖上，莫不描金绘彩，有
的甚至镶有珍珠和宝石。盆体、盆盖上的塑雕及图案，或仿青铜，或摹汉魏，或肖
脸谱，或雕云鹤，或镂狮球，或刻龙描凤……在不大的虫盆上，魏紫姚黄，争奇斗
艳，竟把中国古老的陶瓷文化推向了极致。

    皇室里的虫盆中，蟋蟀的小食板多为玉制，饮水用的水盂，居住婚配用的铃房，
提蟀交斗时用的过笼，皆由官窑烧制，其图案之精美，颜色之绚丽，足也令人眼花
缭乱。

    雄蟀只有在人的撩拨下才会交斗。农家小儿折根黄草当芡草，既能顺应虫性也
能玩个尽兴；而皇家和贵权用的芡草，则常是鼠须或貂鬣所精制，而芡筒则是象牙
镂空而成…—。

    如果将这些宫廷及王公们使用的集“诗、书、画、镂、塑、雕、铸、锻、烧”
于一体的虫盆、虫具汇聚一起，足可组成一道充分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长廊。

    难怪当今最负盛名的大鉴赏家、大收藏家、学者王世襄老先生，在饱览民国时
富家养虫的精舍美器后，在《秋虫篇》一文中，不乏风趣地写道：“……我有时也
想变成蛐蛐，在罐子里走一遭，爬上水槽呷一口清泉，来到竹林啜一口豆泥，跳上
过笼，长啸几声，悠哉！悠哉！”

    我常想，自宋至清，皇族显贵为蟋事，曾消耗了国人多少聪明才智，曾挥霍了
国象多少金银资财！倘若明清时当权者把玩蟋的浓兴移出半分去倡导科学与民生，
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心，也不至于在清末被列强那一条条、一款款辱国条约的利刃，
戳成碎片……

    《论语》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云：“智者不惑，仁者不
忧，勇者不惧。”儒家文化那庞大而影响深远的思想体系，早巳无孔不入地渗透在
国人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感情状态之中，当然也不会不氤氲于
“蟋蟀文化”里。以松竹喻人格，以牛马比君子，常被历代有良知的文化人，来阐
释做人的道理。清人王浣溪曾提出促织有“三德”，同是清人的冯芫霁云则云蟋蟀
有五德：“鸣不失时，是其信也；遇敌必斗，是其勇也；寒则归宇，识时务也；伤
重致死，是其忠也；败则不鸣，知耻辱也。”但这种声音，在沸反盈天的清代斗蟋
大潮中，毕竟显得力弱音微。

    ……

    中国的蟋蟀文化，不谓不博大精深；但它又是一颗多味的果子，今人咀嚼起来，
很难分辨它是涩，是甜，是酸，是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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