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随后有好一段时间我和弟弟经常去给爸爸送饭，除了送饭还帮父母传递纸条。

    这件事情我做得尤其出色，就在那些看守我爸爸的人的眼皮底下把纸条递来递
去，没出过任何差错。有一次我爸爸对我说剩下的饼干他不想吃了，让我把饼干筒
拿回家去。从他的眼神中我马上明白饼干筒里肯定不单单是饼干。这时看守的人开
口说：“拿过来我看看！”当时我反应极快地把我爸爸给我的另外一些东西：书还
有换洗的床单抢先一步捧到他的面前让他检查。他翻了翻书，又翻了翻床单，用眼
睛示意我爸爸把饼干筒递给他。爸爸双手捧着饼干筒一步一步向他走过去，当着他
的面慢悠悠地打开饼干筒盖——里面除了饼干当然什么也不会有。而我清清楚楚看
见那张折叠成一个小窄条的白色纸条就夹在爸爸的食指和中指之间，他把它像火苗
一样拢在手心里，在那人埋头仔细地检查过饼干筒之后又从容不迫地和饼干一起放
了进去。诸如此类的“历险”很多，但我总能应对自如，和爸爸配合默契，从未失
手。

    在我整个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这件事总是被我父母提及和夸奖，他们认为我
灵话机智，遇到事情有办法。而我其他的优点和长处都因此被忽略不计。

    那时候我芳龄8 岁，弟弟6 岁，除了爸爸被关起来之外，我们还是品学兼皆优
的好孩子。那时我开朗活泼，弟弟聪明可爱，我们两个走出去，真是人见人爱。尽
管年纪还小，但我们本能地会利用我们的魅力，没过多久我们就跟看守爸爸的那些
人混得很熟，还有一些在校园里很出风头的红卫兵，他们也非常喜欢跟我们玩，让
我们叫他们哥哥姐姐。我爸爸算问题严重的，关押的地点老是变换。但不管换到哪
里，我和弟弟只要出门和“哥哥”、“姐姐”们玩上一会儿，他们就会告诉我们确
切的地点。他们对我们就像真正的朋友一样，很友善，很亲切，从来不防范我们，
也从来不歧视我们；他们都比我们大，却并不居高临下，他们跟我们真是很玩得来。

    忽然有一天在校园里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毕业了，离开了学校，各奔东
西。

    根据当时的情形，他们绝大部分都应该是上山下乡了，成了新一代的农民。他
们是命运坎坷的一代人，一生之中经历了许多共同的难关。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
他们当中极少的一部分人有幸考土了大学，从此走上了另一条人生之路。而哪些，
没有考上大学的，尽管最终也纷纷离开了农村，回到了城市，但因为受教育的欠缺，
还有后来社会的转型，他们需要适应和面对的很多。他们普遍都属于中低收入阶层，
做着技术含量不高又很辛苦的活儿，其中不少还成了下岗职工。而在他们不计较阶
级成分和我们玩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个个根正苗红，被看作是未来社会的栋梁和希
望。

    我给爸爸送饭这件事还是引来了压力，压力是来自学校的。有一天我的班主任
突然在班上不点名地说有人给反革命的父亲送饭，这就是同情反革命，没有阶级立
场，等等等等，她说了许多，神情严厉，义愤填膺。她讲话的时候并没有一直盯着
我，但我能感觉到她锋利的目光从我的脸上一遍遍扫过，让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她的话尽管是对着全班同学说的，并没有指名道姓，但我心里完全清楚其实每
一句都是只针对我一个人的。我的座位比较靠前，跟她几乎脸对着脸，能看得见她
说话时飞溅的唾沫星子。记得当时我坐得笔直，紧绷着脸，比正常的认真听讲还要
加倍专心。在那个时候我还从未被老师批评过，有着超强的自尊心。而且这样的时
候该怎么样自处我也一片茫然。班主任的话就像焦雷一样打在一个小学二年级学生
的头上，让我濒临崩溃，但最后还是不动声色地挺住了。

    回到家里我把老师说的那些话学给妈妈听，妈妈气坏了。我父母因为自己做老
师，在任何时候他们都习惯性地维护老师和学校，但那一次是例外。妈妈板起脸说
：“这人说话太没水平了！”在当时说一个人“没水平”在我看来是一句很厉害的
话，尤其这句话是说一个老师，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从根儿上把人给灭了”。

    班主任并不是说过一次就完了，她对我的态度从此也改变了，看我的眼神总是
冷冰冰的，偶尔我被同学欺负，她也绝不会站在我这一边，连句公道话也不说。我
在她的班里很受压，所有那些只有少部分学生有机会参与的活动肯定都没有我的份
儿。

    到学期结束她在我成绩报告单上写的评语也相当一般，说我娇气，操行评定只
给我“良”。而我的考试成绩非常好，得“优”是理所当然的。我把成绩单拿给妈
妈看，她很不屑。尽管如此，那一个学期我还是在同学的举手投票下被评上了“五
好学生”，我妈很欣喜，也很欣慰，把我和弟弟的奖状并排贴在墙上。一直到小学
毕业，我家的一面墙上贴了长长的两溜奖状，那是我父母的骄傲和炫耀。

    不知是谁告诉我妈向班主任打小报告的是我的同班同学小义。小义和我同龄，
是个瘦削机灵的女孩，性格活泼，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一笑两个小酒窝。她的父
母和我父母是同事，不过他们相互并不往来，“文革”当中他们不是一派的。那时
候人和人的亲疏远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是哪一派的，曾经听说过不是一派的夫
妻，尤其是对立两派的，会反目成仇，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那时候思想和政治态
度的分歧被极度夸大，甚至超越和压倒了亲情和男女之间的吸引，现在看来似乎很
不可思议。小义是我转学过来之后认识的不多的朋友之一，上学放学我们常在一起。

    有了这件事之后我妈提醒我少跟她搅在一块儿。但每天一早小义就准时准点出
现在我家门口，笑眯眯地来约我一起上学。她见了我妈很有礼貌，大大方方地叫人，
大大方方地坐在我家的椅子上跟我妈说说笑笑。妈妈背着她对我说这个丫头挺复杂
的，不过我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总觉得小义就像一个天真未凿的小男孩。她理一个
男孩头，穿一身运动衫裤，极有运动天赋。每年学校开运动会她都是当然的主角，
100 米、400 米、800 米、1500米、跨栏或者跳高、跳远都是她的强项，她参加的
项目个个都能拿到名次，而且往往是第一名，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打破某项被保持了
很久的记录。所以运动会上有小义的身影出现的地方就会有小小的高潮，对于我们
这些她周围的人来说，看运动会就是看她在比赛中夺得名次。小义是运动场上的亮
点，也是我们的骄傲。尽管我已经知道了她向老师打了我的小报告，我妈也及时地
提醒了我别跟她太近，我还是热情很高地写了一篇又一篇表扬稿投给广播站，每一
篇都是赞扬小义的，赞扬她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赞扬她夺得
的每一个成绩。广播员用声情并茂的本地普通话反复朗诵着，通过高音喇叭传送出
去，体育场上空回荡的都是小义的名字。

    一年以后小义转学走了，她跟着父母举家去了盐城下面一个县的中学，他们为
什么要走具体原因不详，隐约听说那个中学缺乏师资，去那里的机会肯定要比留在
这里多，而且下面的学校也没这么多规矩，天高皇帝远，总是会轻松自在一点吧。

    我记得他们一家是乘一辆大卡车走的，车里装着家具和锅碗瓢盆，大衣柜、五
斗橱都用旧棉胎和旧床单包裹着，还用稻草绳一圈一圈地缠绕起来，免得在颠簸中
碰坏了。小义和她的两个兄弟一起坐在车斗里，在家具和锅碗瓢盆之间露着小小的
脑袋。

    她脸上挂着微笑，却并没有多少要去一个新地方的激动和喜悦。我和她只是远
远地相互看着，笑一笑而已。我没有走上去和她告别，好像那样做特别地不好意思，
也不知道那些话该怎么说。

    后来跟小义又见过一面，是几年以后的一次学生运动会上。小义代表她所在的
那所学校到地区来参加比赛，那时我和她都已经是中学生了，有十二三岁。我们在
体育场门口碰到，她还是短短的头发，穿着短裤和短袖运动衣，一身运动员打扮。

    她的个子没怎么长高，所以比我矮了许多。十二三岁的女孩有许多已经是粉面
桃腮了，但她看上去还像个没发育的小孩，干干瘦瘦，肤色黑黑的，说话嗓子粗粗
的，而且不修边幅。很有一点像是一个昔日的明星。那一次运动会她好像并没有什
么突出的表现，显然已经不再是大家的兴奋点了。现在想来以她当时的身高条件还
想在运动会上占据霸主地位的确是不容易了，也不知她背后付出了多少艰辛的努力，
而这些努力最终也是付诸了流水。她好像就此黯淡下去，以后的学校运动会上她再
也没有成为璀璨的明星的那一刻了。那一次我见到她觉得远不如小时候机灵活泼，
也不像小时候那样左右逢源，她好像多了几分拘谨，和我说话都有一点小心翼翼的。

    我听人说她学习成绩不佳，父母在下面牛学混得也不太如意，总之没有什么好
消息，我觉得她挺可怜的。其实她走了之后我还是时常想到她的，也盼望。能再见
到她，真见到了，却又无话可说。她告诉我她住的旅馆，我没有去找她。我们在人
头攒动的体育场门口分了手，我心里竟然有几分说不出的伤感。

    跟我的那位班主任老师，在多年以后也见过一面。有一次我和妈妈上街，看见
她正在马路边上不紧不慢地走着。我们跟她打了招呼。那时我已经是大学生了，上
的又是名牌大学，所以我妈底气十足。我们站在街边和她说话，无外乎叙些阔别，
问问近况如何。彼此都是客气的，语气里也充满了好意。老师明显地老了，也胖了，
举手投足不如从前敏捷，眼镜片后面的目光也是涣散和柔和的，脸上一团和气。她
和我们谈得十分投契，说的都是些非常亲近非常体己的家常话。我妈照例要感谢她
多年前对我的教育之恩，她听了居然是很欢喜的样子，反过来又对我夸奖了一番。

    看来她是完全不记得当年的那一节了，想想也是啊，在我之后她带过一茬又一
茬的学生，她尚能记得我是谁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可她不知道她当年滔滔的一席
话对我有多厉害，当时我真希望自己根本就不存在。我可没有她那样健忘，不过我
倒也并不恨她，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其实她也是“对事不对人”的，她之所以那
样做，是由她的认识水准决定的，也是那个时代一个革命群众所应有的革命立场。
那一次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没想到仅仅几年一过她就变得如此臃肿和面目模
糊，和大街上挎着菜篮子的家庭妇女别无二致，身上没有一丝一毫的书卷气，更谈
不上师道尊严。而她在批评我的时候，声色俱厉之下是有一股子锐气和威风的。那
时的老师年轻气盛，正处盛期。可惜转眼就消逝了，就像过季的草木一样叶落枝败。
她真太让我失望了。

    外婆在盐城陪我住了一个多月就走了，家里就是妈妈和我们姐弟二人。我很快
就适应了和我妈妈一起生活，帮她做她让我做的一切事情，并且从心里非常乐意，
每一样都做得尽心尽力。血缘的可怕力量开始发生作用，我心甘情愿地就回归了，
并且很少想到之前一起生活了八九年的我的外婆和外公。我的弟弟在我眼里是世界
上最讨人喜欢的孩子，他长着苹果一样的脸蛋，安静听话，从来不像别的男孩子到
外头打架闯祸。除了星期六，每天晚饭之后妈妈都要到学校去参加政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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