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逛海王村的最大收获是在这里认识一批朋友,称为书友。朋友本为五伦之一, 是任何社会中都不可或缺的。可是,自五十年代以来各种整人的运动不停,大搞 “背靠背的揭发,面对面的批判”,这使得同在一个单位共事的人们不敢坦诚相见, 更不能成为无话不谈、推心置腹的朋友。十年浩劫当中,一个单位的人甚至不敢相 互谈一谈书,谈一谈文化,一谈就是宣扬“四旧”。然而,人是社会动物,天生有 交友的需求,特别是在人情淡漠和人际关系紧张的时期。黄山谷有诗云“千林风雨 莺求友,万里云天雁断行”,我们从中可见诗人对于友谊的渴求。在海王村的书友 之间可以纵谈古今中外,可以谈当时人们之间不敢谈、不能谈、或不肯谈的东西, 没有任何人会责备你。第一,大家有共同的爱好,有共同的语言。第二,热心跑旧 书店的人中也很少有“阶级斗争脸”(也许是因为到了那里身心完全放松的缘故), 很少有伺人之过的人物。第三,最根本之点在于书友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因此书友 之间可以完全放松,不必互相防备。书友之中除了谈谈书之外,有时也可以交交心, 解除下心灵的防线。 这些令我永难忘却的朋友,他们大多比我年长,许多是我的长辈和忘年交,在 与他们的交往中我是颇受教益的。现在他们有些已归道山,有些已经退休、颐养天 年,有些还活跃在各个领域。回忆昔日的交往,现在仍感温馨。由于已经过去二十 六七年,记忆有失,另外,书友之间都是邂逅相遇,忌讳刨根问底地打听人家的身 世,多是对方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因此,我的记载不敢保证完全符合其实际,也 许会与事实有些出入。 我的书友中年龄最长的是卿汝楫先生。当时他老先生就有七十多岁的高龄了。 老先生是湖南宝庆人,他有一次对我说:清末我父亲分到宝庆做知县,任满后就定 居于此,遂为宝庆人。他是《美国侵华史》的作者,这部书有三大本,一百余万字。 据他说,此书写于美国,四十年代,他在美国图书馆和国会搜集资料,作了许多笔 录。这些资料在文革中也没有被毁,有一次到他家去借杜牧的集子,他从一些书柜 的底层抱出这些“宝贝”给我看,可惜我不懂英文,只是呆呆地听他滔滔不绝议论 这些材料的重要,说它们都是从美国国会图书馆或美国档案馆抄录出来的。老先生 最愿意跟我谈的是旧诗,特别是谈他写的旧诗,他也很以其旧诗自负。有一次,我 同他逛完书店后,才十点多钟,我们一起坐十四路汽车到陶然亭去遛弯儿。到了那 里见到几位老人———就是邓友梅小说《话说陶然亭》里写的那样的老人,老人们 欢迎卿先生到来,看来卿老也是那儿的常客。卿老向我介绍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叟, 说他是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研究员,中国发射人造卫星的轨道就是他计算的。这位 数学老人向我低声介绍卿老时说:“年轻人,你知道吗?中国湖南有两位大诗人。 一个是毛主席,一个就是你眼前的卿汝楫。”卿先生的诗有油印本。我翻看了一次, 感到卿老旧学功底很好,也娴熟于诗律,气魄很大,是走杜甫的路子,而且是学他 的《诸将》《秋兴》等七律。多是歌颂之作,不免进入文革时期旧体诗的套路。我 倒是喜欢他的《小鸡行》一类写生活小事的诗(此诗有些学杜甫的《缚鸡行》), 描写鸡从小到大的种种情态,十分生动,特别是写毛绒绒的小鸡在院内吱吱乱叫, 出入牵人衣的情景,非常有趣。卿老也很以文章自负,他说起解放前他为某报(好 像是《大公报》)写社论,一天一篇,每篇大洋十元,往往头天晚上听新闻,然后 动笔,午夜前写完,第二天见报。 卿老家住西单的石板房胡同,距离其就职的教育部很近。他住的房子本来是自 己的,文革时期充了公。那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只给他留了五六间北房,东西南 房全让外人住了。他在北房面前砌了一堵墙,把院子分成两半,住东西南房的走南 门,南门是正门,大门;北门是个小门,在院子的西北角,他走此门。他的生活也 很古怪,从院子一进屋便看到一个简易的单人床停在房子中间,上面铺着被子,盖 着被单。第一次进他的房间时吓了我一跳,以为上面躺着一个人。每间房子的四壁 都是书,因为很久无人清理,蛛网尘封,取阅也极不方便。我看他吃午饭也很奇特, 一小锅牛奶,烤两个芝麻烧饼为主食,以果仁巧克力为菜。喝一口奶,咬一口烧饼, 吃一粒巧克力,非常独特。当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吃,他说一是在国外养成的习惯; 一是营养齐备。我想大约这是自我解嘲,藉以掩饰因为运动而造成的不正常的生活。 他告诉我,他的老伴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似乎是搞教育学的,下放去了“五七干 校”,尚未还京,他一个人生活。这可能是其生活不太正常的原因吧。我和卿老交 往一直到七五年,后来因为受到迫害,才与先生中断了往来。如果先生健在大约将 近百岁了吧。至今我手头还有先生的一本书,冯集梧注的杜牧诗集。 上面说过的孙念台先生是我所在学院(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的老师,我是中 文系的学生,本来是互不认识的,但是孙先生是师院的名流,五十年代末、六十年 代初在师院上过学的大多对他老先生会有点印象。孙先生很胖,那时又不流行减肥, 每天拖着大胖身子上班很不方便,于是他包了一辆三轮车天天拉着他到北师院教学 楼前。当时社会“革命化”程度已经很深,三轮车绝大部分已经改造为“平板车”, 用以拉货。除了病人之外,很少见有人坐三轮车,因此,孙先生是师院中特别引人 注目的人物。文革之中,孙先生也受到很大的冲击,在“牛棚”劳改时,因为不习 惯体力劳动还闹过许多“笑话”,至今还记得一则。说老先生在监督劳动时,管理 人员让他用胶皮水管冲洗大字报栏,水冲不到高处,孙先生想把管子举高些,但管 子很软,伸长了便弯了下来,水便浇在自己的脸上、身上、脖子里。很多学生站在 一边看笑话,旁边一位老师说:老孙,你把管头捏紧,水不是就滋高了吗?先生一 试,果然如此。孙先生笑了,说这是“小孔流速”啊,在物理上是有根据的。这个 笑话在师院物理系中流传颇广。 我遇到孙先生时,他已经“解放”。这时他已经瘦了许多,脸上也打了褶皱 (原先是红光满面的),带着一副白框子眼镜,两个眼镜片宛如香槟酒瓶子底。身 体衰弱了,但是买书的兴致不减,甚至可以说还很高。他每天斜挎着一个黄帆布书 包(当时很流行这种军用式的书包),从东城跑到和平门外,显得风尘仆仆,但是 每天在等书店开门时显得很兴奋,仿佛即将参加决赛的运动员。他购书面很广,但 是没有见过他买数理方面的书。其兴趣在文史,还向我借过清末怀来县知县吴永写 的《庚子西狩记》(现在据此书改编为电视剧《慈禧西行》),还的时候对我说: 写得真好!特别真实。那时红卫兵运动刚过去不久,因为小将们自比义和团,所以 人们对有关义和团的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有一天,他买了一本《中国佛教史》, 我还借来看了一个月。孙先生乐于助人,总是笑呵呵地帮助他人挑书,向人建议什 么书值得一读,与别人讨论读书心得。他是清末官至“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孙毓 汶的四世孙。我向孙先生问及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记孙毓汶与翁同争状元一 事。毓汶之兄毓氵桂是道光二十四年状元,毓汶与翁同都是咸丰六年进士,会试 完毕之后,二人书法皆佳(科举考试的名次的确定主要靠殿试时的书法),呼声最 高,二人都想名列第一。翁孙两家有通家之好,孙家住宅距殿试地点———皇宫比 较近,于是。考试的头一天,翁氏便到孙家来住。是夕,孙家安排人在翁同所住 的房屋之外大放爆竹,搅得翁同一宿睡不好觉。殿试之时,翁由于夜里没有睡好 精力特差,心想状元一准丢了。忽然想到,自己带了两根人参,放在卷带里,他掏 出来含在口中,于是,马上“精液流贯,神志奋发,振笔执书,手不停挥,一气到 底,无一懈笔”,被取为第一,人称“人参状元”。孙念台先生说:刘氏的记载是 错误的,与事实不符。第一,是翁家住离东华门近,我们祖上参加殿试时住在翁家, 不是翁同住在我们家;第二,翁氏之所以中状元,是因为他的书法很好,其字乃 是欧体,咸丰皇帝也喜欢欧字,所以受到皇帝的赏识。是历史真相如此,还是孙先 生有些为先祖讳呢?写在这里为研究近世历史人物者参考。 八十年代初,有一次我坐电车经过崇文门外大街,在车上看到大街西侧有位老 人,拄着一根拐杖,斜挎着一个书包,艰难地行着,非常眼熟。车飞驰而过,我忽 然想起,这是孙念台先生。后来,我数度去琉璃厂的中国书店,也向老店员问起过 孙先生,但是,再也没有见过他。 吴慧先生是相识于七十年代,至八十、九十年代还有往来的书友。现在的吴慧 先生是商业史和经济史学界的名人,著有《中国商业史》《桑弘羊研究》等大部头 的著作,这不待我介绍。在七十年代,他还是商业部研究室的一位研究人员。那时 商业部的干部大多都下到“五七干校”,吴先生因为患血液病而留在北京治病。这 时他的商业史、经济史的研究已经中断,把多余的创作精力用来写旧体诗,而且一 天能写十几首,令我佩服不已。吴先生的旧学很好,但在那无书可读的时期,有 “学”是最痛苦的,为了淘书,他也老跑旧书店。正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他,我对 中国诗歌史有兴趣,吴先生特别喜欢李商隐,并对李有所研究。认为冯浩注的《玉 */生诗集》错误很多,尤其是有关李商隐生平部分,因此他想对李商隐的作品的历 代的注释加以整理修订,在排比总结前人各种意见的基础上,最后以己意折衷,搞 成一部集大成的著作。我从中学就能背李商隐的一些《无题》诗,“梦为晓别啼难 唤,书被催成墨未浓”,“风波不集菱枝弱,月露偏教桂叶香”,“曾是寂寥金烬 暗,断无消息石榴红”等诗中所透露出的无可奈何的悲哀和朦胧美确实非常吸引年 轻人。此时李商隐的《无题》诗就成为我和吴先生的共同话题。我也搜集了一些有 关李商隐的资料,在吴先生后来搞李诗集注时,把这些资料供给了他。吴先生用了 一年多的时间搞了一部《李商隐诗编注集成》,据吴先生说有一百多万字。可惜吴 先生在十年浩劫之后又全力从事商业史和经济史的研究,无暇再顾文学,所以他的 这部关于李商隐研究的著作一直没有能够出版。 修泽云先生是在一个保密单位工作的人,为人也比较拘谨,不太爱说话。他的 具体工作是英语翻译,英文当然是非常好的,可是他专力搜罗的却是中国古代笔记 小说和诗词。他是杭州人,杭州大学毕业生,是夏承焘先生的高足,书信和讲话都 讲究文彩,又很瘦弱,很有点江南才子的派头。他曾对我说非常想买到张岱的《陶 庵梦忆》和《西湖梦寻》这些写杭州的笔记,以慰对家乡的渴念。我曾帮助修先生 找到一本《西湖梦寻》,他很高兴。书友之中,我与修先生的书信来往大概最多, 现在还保留若干封。在集中谈诗论文,托买书籍,更重要的还有用文言古体翻译的 英国诗人的作品。在一封信中抄了几首,四十年代的在浙江大学读书时所翻译的华 滋华斯的诗:畴昔冶游地,三载去复还。山泉送清响,仿佛含旧欢。高岗绕周匝, 平野相绵阡。地远无杂尘,杳然天地宽。兹土已足取,何必恋华簪。 独坐幽林外,林高垂余阴。举首一瞩目,万象入我襟。历历园中果,郁郁远人 村。乔木荫后檐,绿野耀前门。何处炊烟起,依依在中林。应有岩穴士,林中烹野 羹。 我不懂英文,不知是否忠实原著,但就译文的风格恬淡、文字的古雅来看,与 我对华滋华斯的粗浅的理解还是很接近的。修先生所采用的古体是颇有点陶渊明风 格的。修先生的夫人与我有先后同窗之雅,大约比我早两三届,1975年的春节招待 我在他家吃了一顿饭。 可记的书友还有许多,因为篇幅所限,这里暂且从略,并非忘了艰难时期曾在 精神上相濡以沫的友人。 新时期以前,人们都忙于自保,很少有非分之举。许多整人运动打出反对“小 集团”的旗号,其实那时没有什么小集团。于是,一块儿打打桥牌、聊聊天都有可 能被归入一个“小集团”,受到打击。现在许多人真是想拉成“圈子”、组成各种 各样的“小集团”。于是,各种“同学会”、“同乡会”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 一起集过邮的“邮友”,一起跳舞的“舞友”,一起买过书的“书友”,一起洗过 澡的“澡友”……总之人们要通过各种渠道结成关系,以图互相照应,在生存竞争 中能助自己一臂之力。而我对书友的回忆则是想告诉人们,即使在那个特殊时期人 性也没有完全泯灭,人际关系中也存在着温馨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