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皖派”学术大师戴震迈向“四库馆”的步伐义无反顾。

    乾隆二十年（1755年），戴震33岁，风华正茂之年，他迎来了一生的转折点。
《清史稿》称他“避仇入都”。所避何仇，《清史稿》没有说，纪晓岚在戴震的《
考工记图注》的序文中说了，是与同族的豪门为一块祖坟起了争执，对方勾结官府，
给他治罪，他连忙逃到北京，匆忙中，连行李衣服都没带。他寄旅于歙县会馆，连
粥都喝不上，却依旧放歌，有金石之声。戴震因祸得福，正是在这一年夏天，他结
识了纪晓岚、钱大昕这群哥们儿，也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他的《勾股割圜记》、
《考工记图注》这些著作成功刻印，一举成为京城的学术名流。

    尽管戴震影响巨大，但他的科举之路一直没有走通。到京17年后，一个天大的
馅饼才掉到他的头上。由于纪晓岚向“四库全书馆”正总裁于敏中推荐了戴震，于
敏中向乾隆帝汇报后，将他召入四库馆任纂修官。这一年，戴震已到了天命之年。

    戴震就这样穿上了青蓝的官袍，由一个民间知识分子变成政府公务员，这一选
择在当时士人当中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认为他是在向体制投降。戴震不为所动，
因为在他看来，在体制内做学问和在体制外做学问没有什么不同，只要所做的学问
是真学问。

    话是这么说，但在皇帝眼皮底下搞学术，与在刀俎上舞蹈没有什么分别。最高
领袖的关怀，有时是危险的同义词。尽管乾隆是一个懂业务的领导，但他代表的帝
王意志，依旧严峻凌厉。工作中出现的错误，不仅是学术问题，而随时可以被归结
为政治问题，干得好升官，干不好杀头。征集图书最积极的江西巡抚海成，因为他
征集的书里有一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惹怒了乾隆，被革职拿办，后来又
被处以“监斩候”，就是死缓；编书、抄书者因失误而被罚俸成了家常便饭，连总
纂官纪晓岚也曾在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冬天被记过3 次，第二年，纂修周
永年被记过多达50次。另一位总篡官陆费逵甚至被罚得倾家荡产。

    因此，入馆编书，也是一项高风险职业，用今天话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纪
晓岚全身而退，并不是因为他有“铁齿铜牙”——即使他真有，也会被修理得满地
找牙——而是因为他既才华盖世，连乾隆都成了他的粉丝，同时不失阿Q 的精神胜
利法，带着一种好玩的心态看待荣辱赏罚，他还利用职务之便给自己抄了不少禁毁
小说，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没事儿偷着乐。

    除了最高权力者带来的震慑，戴震还要面对知识群体的谩骂。对于皇帝意志带
来的学术不公正，桐城派古文家姚鼐入馆一年就扬长而去。尽管倡议成立“四库馆”
的朱筠推荐了他的弟子章学诚，章学诚却宁肯一生潦倒也绝不入馆，更对乾隆朝的
第一学者戴震嗤之以鼻，与他老死不相往来。道不同，不为谋，但他们最终在学术
史里相遇，成为大清王朝文化苍穹上两颗不灭的恒星。

    应当说，戴震走的，也是一条孤绝的路，一条孤绝的学术之路，甚至是一种皈
依。他了却红尘，把目光收束在苍古斑驳的经卷中，它所需要的勇气、毅力，丝毫
不逊于伯夷、叔齐，不逊于顾炎武、黄宗羲，更不逊于将与他相识视为生命中“头
等重大事件”[12]，却又终生不相契阔的章学诚。汉人的江山被夺走了，但文化的
江山还在，这个江山，谁也夺不走，不仅夺不走，那些夺了宝座的帝王，还要削尖
脑袋，对它顶礼膜拜。这文化，不仅考士人，也考皇帝，迈过它的门槛，才是一个
合格的皇帝，也才配得上这无限江山。他们终于悟出了，一纸书页，抵得上千军万
马。不知不觉之间，时代的话语权，又回落到了士人的手上。

    当袁枚在遥远的江南踏雪寻梅，戴震正踏着斑驳的石砖地和砖缝里蓬勃的杂草，
走向庄严的“四库馆”。一进馆，他被冻得发木的面孔就会舒展、丰润起来，那世
界如一片丰饶的园林，让他觉得妥帖、温暖和自由，正像袁枚在湖山之间的感觉一
样。袁枚的理想生活藏在随园里，正如戴震在理想生活在“四库馆”。戴震的世界
里，“余花犹可醉，好鸟不妨眠”，那余花、那好鸟，就是他触目可及的琳琅文字。
戴震贪恋着那片文字的园林，在其中游刃有余。在校勘《水经注》时，他以《永乐
大典》本《水经注》为校勘通行本，凡补其缺漏者2128个字，删其妄增者1448个字，
正其进改得3715个字，长期以来困扰学术界的经文、注文混淆的问题迎刃而解。除
此，凡是天文、算法、地理、文字声韵等各方面的书，均经其考订，精心研究、校
订。

    人各有志。无论披着布衣还是官袍，他枯瘦的身体里，都藏着一份不灭的信念，
那就是对“道统”的坚守，对学术的信念。无论多么庄严的“政统”都有它的极限，
八百年的周朝，够长久了，也有灰飞烟灭的那一天，所以他叩拜乾隆，虽五体投地，
但当他瞥见御座上方那块“建极绥猷”匾，心底都会感到一种彻骨的悲凉；而周朝
小民孔子创建的儒学，已经延续了两千年，超越了所有的朝代，超越了焚书坑儒的
毁灭，仍然香火传递。文人身处帝王的朝廷，心里却有自己的朝廷、自己的江山—
—那亘古不灭的“道统”，是他们真正效忠的对象。一股手传手的力量，历经两千
年，把戴震推向“四库馆”。他守着如豆的灯火，面对着先人的语言沉默不语，却
感到自己的血液里有一种已经酝酿了两千年的力量。

    在戴震身后，越来越多的士人奔向“四库馆”。当时的大学者，除戴震外，还
有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杨昌霖。徐珂写《清稗类钞》，将他们五人称为“五征
君”[13]. 戴震不再孤独，“四库馆”里，成百上千的编书、抄书者仿佛潮水，迅
速湮没了他枯寂的身影。

    由于字数庞大，当时又没有复印机，刊刻是不可想象的，抄写是最快捷的办法，
于是成立了缮写处，前后聘用的缮写人员多达2840人以上[14]. 他们按照半页8 行、
每行21字的格式统一抄写。每书要先写提要，后写正文。两百多年后，在故宫图书
馆，面对着它们的影印版，我仍然体会得到他们的细致和耐心。那一刻，我似乎听
到了“四库馆”里，所有人都摒住呼吸，唯有笔尖齐刷刷落在纸页上的沙沙声。那
种声音轻盈绵密，若有若无，一个敏感的人，能够从它们疾徐有致的节奏里，听出
笔划的起承转合。纸是浙江上等开化榜纸，纸色洁白，质地坚韧。那时，定然有一
只飞虫轻轻降落在某一张正在书写的纸页上，混迹于那些蝇头小字中，但缮写者的
写字节奏没有丝毫的零乱，假如笔触刚好到达它停泊的位置，那悬起的笔尖一定会
停顿在空中，等待它的重新起飞。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十二年，历经十年，第一部《四库全书》缮写完
成。三年后，第二、三、四部抄写完成。又过六年，到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
最后一部（第六部）《四库全书》抄完了最后一个字，装裱成书。至此，七部《四
库全书》全部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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