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全部七套《四库全书》在这藏书七阁中安放完毕还不到80年，就已经毁了四套，
还剩下三套，裸露在变幻无定的岁月中，吉凶难卜。由此我们感受到了纸质文明的
脆弱、易毁。无论多么宏伟的纸上建筑，都经不起践踏和摧毁。乾隆以10亿字的篇
幅创造了中国书籍史的一个极端，优雅地书写着自己的文化野心，清代皇家的藏书
七阁，实际上就是纸的大本营，或者说，纸的大型仓库。这是纸页对时间的一次示
威，但无论纸的势力多么庞大，都会在时间中不堪一击。规模的宏大并不能抵御火
焰的野蛮和嚣张，即使那些藏书阁在物质上已经做好的充分的防范。

    自西汉发明纸张[31]以后，中华文明，很大程度上是由纸来承载的，包括文学、
绘画、宗教，甚至民俗，不像西方，用纸历史只有最近的几百年[32]，在更长的时
期内，他们寄情于石头、羊皮、金属。在巴黎卢浮宫，面对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
我对欧洲艺术家的创造力深感叹服，他们为冰冷的石头注入了灵魂，使坚硬的石头
有了弹性、节律、表情甚至情感。艺术家的才华，在石头的声援下永垂不朽。与此
同时，又对中华纸质文明的易碎性深感惋惜。在北京故宫，我看到过东晋顾恺之的
绘画（《洛神赋图》），看到过唐代李白仅存的书法真迹（《上阳台贴》），我一
方面庆幸它们穿越千年时光，另一方面又感叹更多的艺术品被岁月无情地毁灭了—
—如果中华文明不是更多地依赖纸页，就一定会有更多的艺术品保留下来，我们可
能会拥有成百、上千个卢浮宫，才能容纳下它的全部。正因为我们的文化过于依赖
纸页，所以它与时间的搏斗变得更加艰难。它是那么惧怕雨水、火焰、白蚁，更不
用说战争了——那些精美绝伦的纸页，或许可以战胜自然界的蚕食，却很难战胜人
为的灾难。乾隆皇帝或许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七座藏书阁中，除了文宗阁，另外
六座藏书楼名字的部首里都带三点水，是出于水可救木的心理暗示。但另一方面，
它们的名字，又犹如谶语，预埋了它们的悲剧——文宗、文汇、文澜、文源四座藏
书阁，全部毁于火烧。文宗阁的名字里没有“水”[33]，有人曾就此问过乾隆，乾
隆回答说：“镇江金山在江中，不淹就算万幸，何忧无水？”仿佛天意，最先遭到
噩运的，正是名字没有“水”的文宗阁。

    既然纸质文明如此脆弱，中国人为什么还对它如此迷恋？天者，夜昼；地者，
枯荣；人者，灭生。这是农业社会赋予中国人的朴素世界观。中国人从不怀疑，万
事万物，无论是一张纸、一个人，还是一个王朝，都有自己的寿限，但他们同样相
信，天地万物，都处于一个轮回的系统中，生而死，死而生地循环往复，所有死去
的事物，并不是真死，而只是转换了存在方式而已。纸页可以消失，但文化不能。
物质载体的消失，并不会导致文化的灭亡，它可以转移场地，可以进入话语、进入
戏曲，不断地寻找着新的载体，重新搭建起他们的记忆之宫。犹如我们今天的电脑，
硬件的不断淘汰与更新，并不能阻止信息传播的连续性。中国人发现了文化超越时
间、超越自然的力量，因此不再惧怕那实体的消失，中国人的木构房屋（不是欧洲
的石质建筑）拆了建、建了拆，纸质书册抄了烧、烧了抄，文明的长河却从未断流，
所有消失的实体，不过是向未来传递信息的一个跳板而已。

    中国人当然也可以寻求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案——毕竟物质世界里的天长地久并
不是一件坏事。但自从纸张发明以来，中国人就放弃了对于石器和青铜的迷恋，一
方面追求着文化的永恒，另一方面却选择了速朽的纸页，将我们的文化置于速朽与
永恒的双向拉扯中。这一奇特现象的出现，不仅因为纸张易于书写、携带和传播，
更因为纸张的易碎性从反面确认了它所承载的文化的珍贵性，从而让人们的目光超
越那些具体的载体，投向文化本身的意义，去铸造一套强韧的自我循环程序，这套
程序本身，远比一页纸、一栋房、一座宫殿更重要，犹如一只蜥蜴，肢体残缺之后，
还能顽强地生长出来。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

    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
斯文，匡人其如予何？[34]

    意思是说：“文王死了以后，一切文化遗产不都在我这里吗？上天如果想要毁
灭这些文化，那我也不会掌握这些文化了；上天若是不想毁灭这些文化，匡人又能
把我怎么样呢！”我们的文化只是暂时存放在纸页上，犹如灵魂只是临时寄居于肉
身，肉身可以泯灭，但灵魂永在。中国的文化是计整不计零的，在这个整体中，
“每个断裂的片断都被接驳起来，形成完整的时间长链。”[35]火焰与纸页的形而
上关系就这样确立了——死亡的意志越是强大，再生的冲动也就越大。归根结底，
是因为在那些纸页的背后，挺立着文人的身姿。所有的书册，只有依托于一代代的
文人才能活起来。有他们在，那些死去的文字就能在新的纸页上复活。

    这样，面对书册，我们就不再感到忧伤，因为那些藏书阁里，存在的并不只是
“千箱万帙”的书册，而是知识，是思想，是千年不易的信仰；书册中的一笔一划，
横横竖竖，都是文人们的骨骼。文人的骨头，比时间更硬。

    与明代遗民进入“四库馆”的扭扭捏捏相比，这些晚清汉族士人捍卫《四库全
书》的决心更加理直气壮。此时，缠绕在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心头的身份焦虑已经消
除。与其说他们是在捍卫“腐朽没落的清王朝”，不如说是在捍卫那只文化蜥蜴。

    文宗、文汇二阁消失两年多后，清军占领南京，天国领袖洪秀全自杀身亡。一
生苦读诗书、力求“内圣外王”的曾国藩，派自己的朋友、目录学家莫友芝前往镇
江、扬州，四处查访从文宗阁和文汇阁里散落的书册，莫友芝一无所获，最终伤感
地离开。他在在给曾国藩的信里无奈地写下八个字：“听付贼炬，惟有浩叹。”

    但江浙三阁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就在杭州文澜阁被李秀成的部队毁坏的第
二年，在杭州城西的西溪避祸的丁申、丁丙兄弟，在逛旧书店时，居然发现了用于
包书的纸张竟是钤有玺印的《四库全书》。他们出身书香门第，是江南著名藏书楼
八千卷楼的主人，一眼就看出那些包书纸，正是落难的《四库全书》。他们大惊失
色，于是在书店里大肆翻找，发现店铺里成堆的包装用纸上，竟然一律盖有乾隆皇
帝的玉玺。

    他们知道了，文澜阁的藏书并没有彻底消失。他们决心一页一页地把它们找回
来，雇人每天沿街收购散失的书页。半年后，他们共得到阁书8689册，占全部文澜
阁藏本的四分之一。

    对于失踪的四分之三文澜阁藏本，他们决定进行抄补。他们当然知道那个黑洞
有多么巨大——那无疑是在他们的天上戳了一个大窟窿，他们要像女娲一样，炼石
补天。他们没有丝毫的犹豫，因为他们知道，此时不补，那个黑洞会变得更大，蔓
延成伸手不见五指的长夜。在浙江巡抚谭钟麟的支持下，一项伟大的抄书工程开始
了。丁氏兄弟从宁波天一阁卢氏抱经楼、汪氏振绮堂、孙氏寿松堂等江南十数藏书
名家处借书，招募100 多人抄写，组织抄书26000 余册。《四库全书》在编撰过程
中编撰官员曾将一些对清政府不利的文字删除，或将部分书籍排除在丛书之外，还
有部分典籍漏收，丁氏兄弟借此机会将其收录补齐。经过7 年的努力，终于使文澜
阁之“琳琅巨籍，几复旧观”[36]. 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文澜阁重修完成，
丁氏兄弟将补抄后的《四库全书》全部归还文澜阁。

    这让我想起一部美国电影——《艾利之书》。影片中，繁华的美利坚已成一片
焦土，水源断绝，大气层被破坏，更触目惊心的，却是人类的文明的彻底毁灭。随
着灾难场面浩荡展开，我们才知道，这一幕发生在未来，是一部未来之书。如同丹
泽尔﹒华盛顿饰演的其他角色一样，本片主人公艾利依旧是一副孤胆英雄的形象。
在一种隐秘的召唤下，盲人艾利孤身穿越废墟般的大陆，向遥远的西海岸走去，连
他也不知道，在那里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但他的身上带着人类的最后一本书——《
圣经》，这本据说“可以帮助人类重建家园”的“启示录”，也成为暴徒们争抢的
对象，因为谁拥有它，谁就可以拥有了统治世界的“思想武器”。终于，这部最后
的书，在与暴徒的争斗中毁灭了。

    影片的结尾出其不意——当艾利最终抵达了西海岸，在加州旧金山湾内的一座
名叫Alcatraz小岛找到了一个神秘的地下洞窿，发现那里居然是一座浩瀚的地下图
书馆，备份了人类的所有典籍（美国版的文渊阁），只有存放《圣经》的位置还空
缺着。而那部业已消失的《圣经》，早已被艾利背诵下来。面对图书馆的老馆长，
艾利重述了那部书，地下图书馆的印刷机转动起来，那部“创世之书”，就这样像
受难的基督一样复活了，装帧精美的《圣经》，重新回到了书架上……

    这是一部末日题材的影片，对人类末日的关怀，在美国电影中不胜枚举，而《
艾利之书》的不同则在于，它的关注点由物质世界的消亡（比如火星撞地球一类），
转向精神世界的毁灭。与前者相比，后者的悲剧意味更浓。于是，在《艾利之书》
中，一本书（尤其是纸质之书），成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个升级版的诺
亚方舟。该片编剧之一加里﹒威塔说：“这是一则关于未来的寓言，它企图用比较
简单的方式为大家讲述末日之后的人类文明何去何从。”

    美国人对未来的预测中，包含了他们对文明湮灭的恐惧，和自我拯救的渴望。
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样的情节早已在历史中反复发生过。《四库全书》的流传史，
几乎囊括了《艾利之书》的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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