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回忆往事常是一种老去的标志。但我们还是经常地谈论以往种种。过去和现在 不仅相互联结,也要相互了解;而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也已成了过去的一部分。 2010年的10月份,上海奉贤的海边上,锣鼓和鞭炮齐鸣,在风与浪的声音中, 海和天的延长线上,还有历史和现实的标准规范下,知青公墓开始挂牌。接下来的 是知青博物馆,可能还有知青联合会。那是几千人的大场面,代表上海市几十万或 上百万的知青。我们1965年“青建队”的人也去了,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没有 记载。我不知道他们为何而去,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光荣,还是存在?可最终还是给 区别了出来。 2013年的10月,北大中文系文学79级的学生将要有一个集会。那是几十个人的 小聚会,纪念毕业三十周年的人生旅途。我们的足迹遍及海内外各个地方,但也有 几个同学已经离我们而去。我们要出一本纪念文册,是否也是因为预感到了过往的 一切也将要成为历史? 我现在正处在这两种寻访之间。进入北大79级中文系无疑是我的新生活的开始, 但它又是结果,结果转化为开始,深深地影响我的一生。我本无意于写文章,它只 会显示自己的渺小,当然也显示社会的强大。写文章有时候不能够说明什么或能够 说明的东西有限,就像衣服,它有时就是穿给别人看的,而且可以换。吞吞吐吐, 左顾右盼,它首先要照顾逻辑,而逻辑中又充满着陷阱,譬如许多不易察觉的大、 小前提;只有那些真正属于自己的事实才是不受文章摆布,不可更移和永远会被记 住的。于是我的写作,便想剔除那些人所共知的事情——它总是引出不同的解释; 只关注自己经历过的生活事实和细节,讲述自己的内心的感受,以留下一份属于自 己的历史记忆。 其实并没有什么奢望。 我进入79级中文系的时候,32岁。张黎明16岁,正好是我的一半。那一年国家 规定的大学报考年龄是28周岁以下,我大约是全国最“大”的大学生了。班主任曹 文轩老师也要比我小六七岁,所以他叫我老吴。班里大多数都是十八九岁的小同学, 那感觉怪怪的,以后就要和他们一起上课,一起考试,再一起踏上社会了,多少有 些别扭。就像被甩出了一班列车,看到了另一班车,又抓住车门,挤进去了一样。 在北大的三角地贴出的大学报记得当时喜欢用的词是“八千精英”,而我多少年来 早就忘了“精英”或搞不清什么是精英了。北大人总是冲在前面,好在北大于现当 代的历史大事中从来也不丢脸,这使我还是能够以北大毕业为自豪。不过有些尴尬 的是,我却从理科转到了文科。我小时候虽然也曾做过“作家梦”,但那主要是初 中以前的事。记得以往在追求成名成家的道路上,中国的许多“家”中最让我看不 起的便数“作家”了(对不起,那是当年),唯一比作家更让人看不起的,就是 “评论家”。这是我那年日记中写到的话。可现在的结果是,我还是就读了中文系 的文学专业,并且以后的发展,我成了,至少是被人认为是一名文学评论家。这未 免有些讽刺的意味。 如果不是1964年的夏天,我去看一部电影,我以后的十几年的经历可能就不会 这样。如果不是1979年,我回上海过春节,临返回安徽时,我哥说了一句,现在都 在“平反”,你为什么不到解放日报去一次?我以后的人生大概也不会如此改写。 许许多多的事情似乎都是偶然的。我1964年的时候,考了北大的数学力学系。1965 年的时候,考了复旦的物理系。1977年恢复高考,又考上海机械学院的机械系。那 时,我已经是一名车工,一次次地降低要求,一次次地被拒绝。可见,我也的确没 有改读文科的想法。忽然之间,“偶然”又一次向我敞开了大门,在我没有充分思 想准备的情况下,再次决定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有一口三合板(或五合板) 的包牛皮纸的大箱子,它伴随着我从上海到北京,再回上海,又到安徽,到北京, 上万里的路途,历时近半个世纪,至今还保持着它的本来面貌,安卧在我的床铺底 下。里面放着我的一些衣服,杂物,只是四角已经磨损,紫红色的牛皮纸边开始剥 落,看来我还是一个比较“守旧”的人。我也不想把自己混同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 年。“知识青年”如同我曾在上海做了一年“社会青年”一样,语义不通。难道他 们就不是“知识”青年和“社会”青年吗? 不要计较了! 那是一个下雨天的下午,由于北大“改正错案”“恢复”了我学籍,我母亲陪 我坐车到北站赴北京再次上学。一路上她几乎没和我说话,其实我母亲也许根本也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喜悦和舒坦的神情分明还是留在了她的脸上。我一生父母送 我出门只有两次,这是其中一次。1964年去北大,那是我大姐送我的,忐忑不安。 这次母亲送我,她既不能帮我拿行李,也不能帮我办手续,但还是坚持要送(一张 车票只能办一张站台票)。现在说什么话几乎都是多余的,斜风细雨拨拉着出租车 一边的窗户,在雨点声中说叮嘱的话,也会显得有些急促。她的儿子已经足够成熟 了。不过此时,司机的话无疑是给我母亲泼了些冷水,得知我上北京后,他惊讶地 说“这么大年纪还读大学”以示否定。这话需要我来回答。我对他说,因为你在上 海有工作,所以上不上大学也是无所谓的。我还在山区的小县城,如果不上大学, 那便一辈子只能留在那儿了。“喔,那是没出路的。”我终于用他听得懂的话,向 这个“上海人”作了解释。 终于可以写写自己的父母了。这是现实的“根”,是我们生命的起点。在20世 纪90年代的一次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召开的关于纪实文学的讨论会上,来了几位高干 子女和一些比较著名的写领袖传记的作家。一位作者发言说,现在的80后孩子,据 新华书店介绍,他们不了解过去历史,连陈毅元帅是谁都不知道了。言下颇有几分 震惊和不满的情绪。我当时的发言说,我的孩子,因为出生晚,年龄小,她也不清 楚自己的祖父母是谁和什么情况。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她为什么没有记住自己的 亲人,而要记住别人?我想我也用他能听得懂的话,作了解释。该记住的总会记住, 要忘记的总会忘记。实际上,我的父母也都已去世多年,我对他们知道的实在也不 多。除了生活的记忆,几乎从来没想过也要了解和评价他们的一生(枉为“评论家”)。 但我的事毕竟是给父母带来了不安和麻烦。几十年来都说要“感恩”,没找到对象, 现在可以写写父母。只是我知道,点点滴滴的记忆,永远也不可能像作家那样,把 人物写得“完整”。 母亲基本上没有参与到我的社会成长的过程。留给我的印象是她在外面的厨房 兼过道为我们烧饭、做菜的形象。那是她的晚年的形象的延续。可母亲又并不完全 是家庭妇女。恰恰相反,她还是真正的典型的产业工人。我母亲在20世纪的二三十 年代之交和几个小姐妹一块从浦东到浦西来打工,其时年龄大约在14岁至16岁之间, 还是童工,且是在一家日本人办的纱厂,我始终没有问过她当时准确的年龄。可随 着时间的推演直至当今出国潮、打工潮兴起,我却已越来越有些佩服她了。十四五 岁就能独立到上海做工、谋生,这种勇气和经历大概不亚于现在的许多人的出国留 洋。她以后能与我父亲结合,必定与这样的经历有关。母亲是我们家庭中文化程度 最低的人。朱锦妹,就这个名字也可以看出她是一个乡下人。和父亲结婚后,生儿 育女,开始做家庭妇女。1958年大跃进时,母亲响应号召再次出去做工,仍然是在 纺织厂。她做挡车工,要三班倒,记得轮转到大夜班的时候,我们家的孩子们说话 便自觉地要小声些,以便使母亲在日夜颠倒的时辰中能睡上几个小时的觉。不过, 这个时候的母亲已经变成了资本家家属了。纺织女工和“家属”,双重身份使她不 能加入工会。这是母亲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絮叨的心结。 不知道你留意到没有,凡是犯过“错误”的人,以后大多数都转变成了脾气最 好的人。改造思想几十年,效果如何尚不得而知,改造性格、改变脾气则效果是明 显的。我便是家中在一段时间内看来对父母最有耐心和脾气最好的人。我从来不顶 撞父母,家里人似乎也有默契,从不提及我的错误与埋怨我。后来我开始抽烟,是 全家唯一的一个,因为也只有我一个人下乡,予以谅解。母亲总是对我说“烟要少 抽点”,或“要抽就抽好点的”。指望我自觉认识其危害。记得在北大32楼413 室 时,薛涌也曾承担管住我抽烟的任务。我把烟给他,让他限制我一天只能抽7 支, 当薛涌坚守职责不给烟的时候,我告诉他,那是没用的,因为再坚持不给,我还可 以到下面去买一盒。结果戒烟自然无效。母亲对我喜欢找自己“同类”聊天,常晚 至十一二点钟回家,也只是固定地叮咛一声“等着你,早点回来呀”。我理解这都 是宽容。她喜欢议论社会上的事,常招致家里人反对。其实母亲的实际思想是,她 认为“上面”的政策都是好的,只是“下面”的人做坏了。这就是歪嘴和尚唱坏了 经。她不满子女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把你们一个个都培养到了大学生,翅膀 硬了,就像大律师一样地反驳我了。不过幸而还有一个不是大学生的人,我是从来 不反驳她的。和我年龄最接近的一个小姐姐曾说我是“拍马屁”,是“叛徒”,老 顺着妈说话,也就是要害她。譬如他们说,在各种批斗会的场合,妈总是要多管闲 事,总要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万一妈喊错了呢,喊成“要武斗,不要文斗”。 那挨斗的便是她了。这种警惕自然是对的。可我一年就回上海一次,在家就待上半 个月、一个月,怎么也不可能忤逆父母的。我明白,我自己的思想认识已经定型, 不可改变;那难道我还指望能改变自己父母的思想意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