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有一件事还是发生了,我母亲决定要上诉。她要给市政府写信,申诉有关对她 的不公正的对待。明明白白的自己是一个工人,为什么退休时工资要按资本家的标 准,打六折。按工龄算应该是70% 或80% 呀。“没有加入工会,不是我不想加入, 是你们不让我加入的呀”,母亲说。没有人替她写信,都认为是多此一举。最后还 是我帮她写。我原原本本地按母亲口述写下了许多事实和理由,在她的要求下,还 加上解放前做过童工,受过压迫等。退休工资本来就是劳动者以往累积的劳动产出 的另一形式的报酬,是应得的收入,不是什么恩赐或福利,从根本上说,也与工会 无关。这道理并不复杂。因为当时工人都是低工资,等于为将来交了保险。这些都 是经济学的常识。母亲分明是吃了政策的亏。其实,自从我自己写文章招致打击以 后,我早就不相信讲道理有什么用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大辩论”,你可 曾看到过有谁辩论或讲道理讲赢的吗?道理常常不是讲给对方听的,而是讲给第三 方或其他受众听的。我给母亲写上诉信,也只是不想忤逆母亲的意愿而已。最后的 结果也不出乎预料,没有后果,也没有结果。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的工资大幅度地缩水。但子女们都已经大学毕业,我 们家经得起这种经济的压力。母亲的唯一的荣耀、自尊以及快乐的源泉,可说几乎 就全在她的子女身上了。幸亏我们家倒霉的孩子就我一个。否则我就真成了打击她 人生价值的罪人了。不过从我由农村上调到县办钢铁厂当工人后,我也成了她可以 说得出口的一个小小的光荣。她当然最关心我,“文革”后期,形势稳定,母亲还 曾到安徽来看过我几次。记得那次她做了个蒲包,搭个小灶,我们自己到街上去买 菜做饭。那一天我喝醉了。本来应是高兴的事,可我偏与一位朋友一起喝酒,直到 喝吐为止。这种方式的“醉”对我而言并不是第一次,我总是要考验自己的大脑神 经,而最后总是胃先经不起考验,以呕吐为结束的标志。但当着我母亲的面这样的 醉和吐则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我母亲还是没说什么责怪的话,但事后想起来, 我仍是感到一种无法解释的内疚。 我仿佛是故意的。 1965年11月15日,这是我动身去安徽插队的一天。我们静安区赴安徽泾县茂林 公社集体插队的86个人,组建为青建队(青年建设队)出发了。父亲送我到达十六 铺码头的时候,出乎我意料的似乎要流泪了,我瞥了一眼,他眼眶红了一下,似有 水光薄薄的一层吸附在眼睛的表面。我装作没看见,这一幕却终生难忘。父亲作为 家长,他是从来不在我们面前显示出自己的软弱、悲伤、无策与无能的,这种伤感 之情的流露,在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不过那时候的我,在经历了一年多的等待、忍 耐、煎熬、希望与失望的准备期之后,心已经变得很硬了。那一天,阳光明媚,是 一个大晴天。东方红号客轮停泊在江边,3000吨还是5000吨的客船船舷很高,站在 甲板上看码头栏杆处送行的人群似已有些遥不可及。我上了船,很快就分辨出了父 亲不高的身影。汽笛鸣响,又出乎我的预料,我身边忽然喊爹叫妈,哭声一片。也 许只是一部分青建队队员,声势却盛大。我依然没什么反应。那天午夜12点,又有 了新的一幕,船到南通,青建队的许多人扶老携幼,手提肩扛地帮助下船乘客,经 狭隘的舷桥出港上码头。这是当时生活中常见的学雷锋运动,显示出了我们社会强 大的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抵芜湖又到泾县,再到茂林,现只要几个小时的车程, 那时却走了整整3 天。在茂林公社,欢迎的队伍锣鼓喧天,但此时你已经分不清这 究竟是支失败的队伍,还是胜利的队伍了。 我父亲在我面前曾说过好几遍:“一失足成千古恨。”我想不出父亲怎么会用 这样文绉绉的话来说我犯下的事。或许就是不由自主地表达一种情绪吧。因为接下 来我们便无话可说,无法再谈下去。父亲也不可能深入和很具体地了解我,他看着 我变化、成长,却不可能代替我成长。还是要挖掘一下自己的“思想根源”。 1959年,在我初二的时候,看到了报纸上的一条新闻,第二次文代会召开,有 一位12岁的少年写了一部1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名“我的家”。我当时觉得这没什 么稀奇,我也能写作。于是,立刻动手,写了10多万字,却是表现抗日战争的。从 “五一”大扫荡开始故事,经敌人打击后,根据地受到了不小的破坏和损失,为恢 复武工队的斗争上级又派来了一个特派员。父亲曾说要把我写得密密麻麻的纸稿找 一个印社誊抄一遍。结果未果(我也没写完)。二姐很佩服我,说这么多的人的名 字,你怎么能想得出来的?实际上鬼子、汉奸、维持会长,勇敢而又鲁莽的游击队 大队长与智勇双全、沉着冷静的政委,在我小说中也一应俱全。那年我也是12岁。 我可以发誓,我没有抄袭当时流行的任何一部抗战题材的小说,我只是抄袭了他们 全体。一个共同的模式。初三的时候,我又写了一部长篇,近20万字,仍然没有结 束。小说开始是一列火车中途临时停站,一位神秘人物登上了客车,随之展开各种 线索和对于特务的追踪、监视活动。小说主人公之一是一位中学生,他牵涉到了反 特斗争之中。故事写到学校,也写到工厂,你也会编的。总之,在初中时期,我曾 有过一个短暂的作家梦。 一切幻想的起源和成长中的困扰,都是因为看书。文字使你迅速地,又可能是 脱离实际地接触了世界。那也可能便是“失足”的开始。许多人看书都是从家里的 书开始的,我也是。但我父母都不能算是知识分子,家里拥有的书也就是四大名著、 三言二拍、东周列国志、孽海花等一些。兄弟姐妹都争着看,轮流看。记得王郑生 曾经说过,他读《红楼梦》的时候是小学三年级,那他比我早。但在我们这个大家 庭随着年龄增长、学业提高仍然看各种“闲书”,坚持时间最长或受影响最深的还 是我。在小学四年级或五年级的时候,一次班会上大队辅导员问:有谁看过《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举手。我举起了手。从此我就得到了优待,可以到他的书柜去挑书、 借书,更多地接触到了一些外国小说。进入中学后,父亲看我热衷于看书,便带我 到他供职的单位,利用他的地位和影响,让我借阅他们单位上的书。进入高中那一 年,恰我哥哥考上大学离开上海,他的长宁区图书馆的借书证便传递到我的手上, 我使用他的借书证、他的名字、他的照片又借阅了两年,此时已不限于文学书籍了, 理论书籍以及各种文史哲的杂志也都进入了我的阅读范围。我每天记日记,一写便 几个小时,把读书的笔记和想法都记录下来。父亲可不知道我在干什么,那么多的 子女先后上大学,他顾不上也从来不管我们的思想和学习。我的一些“危险”的倾 向,怀疑的态度,“不听话”的苗头,就是在这个阶段不知不觉地养成的。现在想 来,冥冥之中似乎有种必然性,你必然会“犯错误”,必然会走到这一步,因为你 关心社会,并且已有了自己的“思想”,那是违反了当时的时代精神的。 我其实也不听父亲的话。尤其是他谈关于他的社会经验和人生观的部分。父亲 吴国瑞,这名字中也包含着一些抱负和自信。他同样也是从浦东到浦西谋生的。先 是在商务印书馆工作,25年五卅运动,日本人枪杀顾正红,我父亲说,他拍案而起, 在会上力主立即罢工,响应社会的抗议。后来,又发生了有人被日本人暗杀的事件, 他害怕了,想到了浦东还有我祖母以及需要他赡养的其他亲属,他躲了起来。他说, 要不然,他是与陈云、邓小平同一时代的人。我父亲后来转向了工商业,苦心经营 后,又成了一个小资本家。他长于管理,建国前后一度被聘为两个工厂的私方厂长, 上午、下午各去一家企业上班。据说,在毛纺与棉纺之间,父亲是最早一批采用混 纺的,而在那个年代,这又是属于比较先进的技术。父亲有一次曾谈到剥削问题, 他说,资本家个人能消费多少财富呢?有的还很节约,挣的钱还不都是投入到再生 产,发展了社会经济。我立刻警惕了起来,觉得他是别有用心,转移了命题。但我 后来的思想发展与后来出事,却还是根本上与父亲无关。那是我“自作孽,不可活”。 1964年10月中旬,北大教学行政处的门科长在第二次和我谈话时,就明确告诉我,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写了两篇文章,解放日报社寄来了材料,你的母校中学 又补充了材料,他说。确实有人是家庭问题,但你不。你是“政审”中自己的问题。 从1964年到1965年,我在上海做“社会青年”的期间(这个很费解的称谓也是 上海特有的名称),我前途渺茫,心情苦闷,不知道等待我的下一步将是什么。我 父亲同样地也为我的前景担忧。那一年我和父亲一起看了一部电影,《军垦战歌》, 大概是居委会组织我们看的。看到一望无际的林带,朝气蓬勃的军垦青年,出来后 父亲说了一句,看起来,那儿也不错。他比我更有经验,已做好了某种思想准备。 父亲并不干预我的生活打算,也暂不谈前途问题,他心中当然暗暗地还是抱有希望 的,但那只能寄希望于时间。我也抱有同样的一点幻想。居委会的主任动员我到新 疆去是六月份,我明确地对她说:你们不用动员了,我还要考一次大学,若考不上, 那任何地方,农村和边疆我都报名去。她当时回答的话让我瞠目结舌,“现在,党 和人民不需要你上大学”。我几乎无言以对。为什么能这样说呢?为什么“党”和 “人民”会,可以,不需要我上学呢?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态度。两个月后,结果 下来了。一度街道弟兄们传说我考上了,复旦派人来外调,我要走了。可最后仍是 证明了是“不需要”。此时,我和我父母才确信我只有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去”。我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第一时间便报了名。父母没有任何阻挠, “自愿”比不自愿好。他们都明白这一点。 我父亲晚年曾到北京住过一段时间,每次来住一两个月。我工作性质比较自由, 能抽出时间陪父亲聊聊天,我现在还是认为父母比我们更不容易,我们在许多方面 不能和父母相比。母亲养育了6 个孩子。父亲抚养了9 个子女。 现在,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我的主要“错误”了。我的遭遇、挫折和所受到的人 身打击,说到底,实在也微不足道。门科长说了,有人是自己的“问题”,也有人 是家庭的“问题”。那不也说明了,许多不像我这样犯错误的人,也可能和我有一 样的待遇吗?他们甚至于不需要“政审”,“命运”便已一整批地把他们扫到了旮 旯角中。我想,重要的并不是抱怨命运的普遍的不公平,而是独一无二的经历;是 这经历中每个人无法替代的心理和情感。说北大改变了我的命运,这一点也不夸大。 1979年的第二次上学也可以说是我的新生(有些肉麻),但这一转折与新生只能在 某一特定的时间点上。倘若时间不是相隔了15年,它定格在20年、25年,又怎么样 呢?剧本必然会被改写。我还是我吗?不敢想象。可见命运是存在的。我们把比我 们强大的东西称为命运,而我们所能做的,往往也只是在命运不可知的情况下,尽 力的表演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