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那是难忘的1964年,却是要从1963年10月开始。我在日记中写道,从今天起, 我将停止写日记,停止看不相干的书,专心复习功课,准备高考了。这是我中学的 最后一则日记。我把我哥哥留下的图书馆借书证撕掉,以示决心。接下来的10个月 时间,便开始我废寝忘食、最认真刻苦、最大规模的一次高考演练。先从初中平面 几何开始。听说平面几何的难题有的只有一种解法,添一条辅助线或要找到唯一的 途径,有次苏步青教授也被这样的题难倒了。另外,每晚上做30道物理题。这样一 个多月时间就能把一本高中物理题解做完了。化学的计算题是容易的,但化学,还 有外语、政治该背的都要背下。至于语文,那不用复习,高考只是一篇作文。多少 时光和多少心力的付出,那是每个中学生都要经历和熬过的一段时光。好在那时候 我们都还年轻。1964年高考的作文题是“读报有感”。物理考题我至今还记得一道 题:一位驾驶员驾机在北京上空作顺时针飞行,问驾驶员的左肩与右肩哪一边的电 势高?因为这对于我以后的事情的发展似乎都有着一种预言和象征的意思。高考结 束了,自我感觉不是太好,但也不算差,录取大学应该没问题。在我之上已有6 个 兄弟姐妹上了大学,这一传统也不应由我中断吧。我的录取通知书比别人晚了两天。 第一批通知书到中学领取的时候,没有我的,吓我一跳,隔两天后学校派人给我送 来了通知书,录取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我所填写的第一志愿,也是北大当时理 科专业中唯一六年制的学科。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录取通知书比别人晚发, 是北大犹豫了?还是中学扣下了,后来考虑到学生前途和学校的荣誉又发给我了? 我拿到了,便不再想。高兴了片刻,就又认为录取是自然的、水到渠成的事,毫无 警惕性。 考完试,要休息和放松一下,我便去看了场电影,阳翰笙编剧的电影《北国江 南》,当时只记得编剧,不记得导演。一切都是那么的巧,随之便又在报上读到了 批判文章。是汪岁寒、黄式宪所写的,《人民日报》发表而《解放日报》又转载的 文章。当年的我可不知道这文章意味着什么。偏偏转载还附有《人民日报》的编者 按,编者按说欢迎不同意见进行讨论。我相信了“讨论”一说。汪、黄之文现在已 不需要多说,无非是电影歪曲了农村的大好形势,又抹杀了阶级斗争,宣扬人性论, 等等。其实《北国江南》虽揭露了一些矛盾,但结尾一片光明,现在看来已是难得 的圆满和歌颂之作。它也没有否认阶级斗争,只是富农在下毒、毒害合作社牲口时 (曾是自己家里喂养的牲口)稍稍有些犹豫。今天的人看过去的文章都要托牢自己 的下巴。不过大多数人都愿意大而化之,让历史托住了自己的下巴。我当时充满激 情,意图参加讨论即辩论,便开始写作。每天写两小节,不打草稿,共计8 小节, 每写完一部分便寄出给《解放日报》,连续4 天,完成了这篇辩论文章,总计约2 万余字。这是我经历了3 年前的幼稚的写作,和几年来看书、写日记后的又一次狂 热的写作。或许还隐隐约约地和再次地暴露出了自己的一种想要出名的思想。我们 的文风都受鲁迅杂文、毛选和当时“九评”的影响,这也是以后“文革”流行的文 风。“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实际上,“气盛”并不都是“皆宜” 的。 我开始等待回音,并且接二连三地写信给《解放日报》催促。你们不是说要讨 论吗?为什么对我的讨论文章又不予置理?话也说得越来越不客气。日子一天天地 过去了,还是没有音讯。暑假快过去,北大在沪招生组的人,已召集我们新生开会, 安排赴北京的车票,并托运了行李。我变得焦急,失去耐心。如果我知道以后要有 15年的时间来考验我的耐心的话,我当时忍耐一下,或许事情就过去了。可我不, 决定要到《解放日报》去一次,取回稿子,带到北京。当我坐在汉口路《解放日报 》的接待室的时候,接待我的编辑叫张世楷,高高的个子,清瘦的面容,30岁左右 的年龄,但对我而言他已是“大人”了。他把我分4 次寄去的稿子拿下来给我。我 说,我还有一篇稿子,是写给姚文元的,关于他批判周谷城“时代精神汇合论”的 一篇质疑文章。于是,又从上面下来一位编辑,姓陆,比张世楷年龄还稍大些,也 更显沉稳,拿来我的另一篇文章。张世楷是用交流和商讨的口气和我谈话的,而姓 陆的编辑则似乎不相信文章是我写的,我感到他似怀疑我背后有人,譬如他曾问我, 你怎么会知道广州会议陈毅讲话,等等。其实我写文章全是自己的冲动,并无背后 的指使,但我却不能不让别人有那种习惯性的怀疑,寻找幕后、背景、根源,和自 己需要的合理化的解释。一边是交谈,一边是询问。他们问了我所在中学,刚考上 了北大等,也没有责备的征兆。我那时候对于问我本人情况、本人学校本能地也稍 感不安,但我还没有学会撒谎,以保护自己。张世楷后来还亲自到我家来了一次, 说是要把文章再取回去研究一下,我甚至认为这次“研究”后可能发表。真是发昏。 若干年后,北大发给我所在工厂的公函中,叙说当年经过。《解放日报》在给 北大提供的材料中,说我写了3 万多字错误观点的文章(含给姚文元那篇)给我印 象最深刻的还有8 个字“态度猖狂,气焰嚣张”。让我惊心。那很像是以后我们法 院公告上所常用的“审判用语”。1979年3 月的某一天,我又一次走进了《解放日 报》的读者接待室,要求平反时,再次找到了张世楷先生,说起往事,他竟然还记 得我。我简要介绍了自己以后十几年的经历,他说,那你一定恨我,“一辈子也不 会忘记我了”。他说错了。我其实并不恨任何人。要怪也只能怪我自己。我可说是 有一个幸福的、正常的和迅速地成长的中学时代,天性中的不安分和从各类书籍中 所接受的自由、民主与平等的观念(主要是思想影响,并未涉及社会结构),使我 与社会发生了矛盾冲突。我的成长由此中断。我的受挫、犯错误和被取消学籍,几 乎是必然的,早晚要发生的,不取决于身边的任何人。张世楷还告诉我,《解放日 报》这段时间来出具的各种证明文书,已达3000份,当然也可以为我提供一份纠错 证明。这份材料是我在报社当场写的,因我不满他们文本中开头写的“据说”两字, 我是客观地陈述事实。他到总编室盖了章便交给了我。一切都是那么的爽快,出乎 我意料。因文字引起的波折,还是要用文字来解决。但我的青春年华却已过去,它 们对于我的人生、性格所形成的影响,所造成的心理的烙印,也不可能随风吹散。 我是在即将离开上海前的最后一刻,收到了北大的电报,“因故,暂勿来校, 几时再来,另行通知”。对于我的“政审”开始了。 同时收到政审、复查电报的上海有五个人。我在此期间,还认识了另外的两位 同学。一位姓王,王一力,北大64级中文系的女生。一位姓任,任德明,物理系的 学生。我到他们家中都去过,和他们商议这件事。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我极力主张, 我们要一起到北京去,搞清楚情况。但他们都反对。王一力的父亲说,北大这么大, 一到学校你们去各自系就分散了,再也找不到。留校还好说,如果又给退回来怎么 办?他一个人是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的。任德明则劝我不要冒失、冲动,认为去也是 没有用的,不如静等。任德明是那年徐汇区的数学竞赛第一名,市赛才失手,思维 缜密。我了解到他们都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而受“审”的,与我情况显然不同。后来 的结果是,王一力通过了政审,又被北大召回。任德明则未能幸免,听闻他第二年 去了新疆,然后便失去了音讯。我最后独自一人上了北京。 接下来的一个月,对我而言,就像是一部快进播放的黑白片,我在作最后的努 力,走完应该走完的路,只求获得一个最终的结果。当教学行政处的门科长,惊讶 地对我说:“你怎么来了?”并随即安排我到临时宿舍居住的时候;当他明确地对 我说:“你白来了。”并告诉我,这是你自己犯下的问题的时候;当他第三次和我 谈话对我说,你写给高教部的申诉信已退回来;没用的。北大和高教部是平级的时 候(当时北大校长是陆平),我知道自己能做的事都已经做完。那时候,我在北京 工作的姐夫跟我说,我还可以继续写信,给彭真或陈毅写信,可我已经彻底灰心了, 不想再作那些徒劳无益的事。我知道自己肯定是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要不然我不会 有那种预感、担心及侥幸心理;但我又不能确定,我究竟是犯了什么错?因为在以 后的岁月中实际上也没有人认真地和我谈过,对于我的处理和结论。这种只有“处 理”而没有“戴帽子”的“处分”可能对于一个17岁的少年来说还是一种保护,可 它又给我带来一种说不尽的心理压力。人可以分作“听话”的、“不听话”的两类。 如同黄浦江、长江和大海。大海无所谓听话不听话,而黄浦江、长江则要为我所用。 人心如大海,我想,我此时是属于“不听话”的,而我们则是要把不听话的改造成 听话的。我觉得,此时自己还算足够坚强。因为年轻,和有一种不甘心的心理作为 动力。在北京的最后一个星期,我去了一次北航,看中学同学。去了次北邮,看我 姐夫,还打了一次乒乓球。去了次颐和园,还在北京看了场戏,1964年日本松山芭 蕾舞团正在北京演出。临走前一天,我把故宫、北海、景山一次性都走了一下,有 的买张门票进去走了几步就退了出来,以示来过。我尽量地使自己像一个第一次来 北京的外地人一样正常地表现自己。因为我知道以后难得再来,以后生活也不可能 再由自己来决定。1964年10月中下旬,我返回上海,开始成为一名“社会青年”。 我的个人档案材料被转到了街道居委会。居委会每周都要组织几次学习。在一 般人看来,我变得沉默寡言,学习讨论通常是一言不发,这也是刚当“社青”的正 常现象。有人发现我总是习惯性地叹气,也有人说我很“和气”,和人说话总带着 笑脸,这些都是下意识的。中学期间有一部纪录片叫《两种命运的决战》,班里同 学戏称,高考便是两种命运的决战。有人说,为了考大学,他愿意少活5 年,我们 那时很看不起他,太没自信。然而实际情况是,由于严格执行“阶级路线”,有许 多人在“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决战中失败了(主要是地、富、反、坏、右 家庭出身的同学)。居委会中的“社会青年”,有的已经在这儿待了三四年、四五 年之久,因身体原因,因个人和家庭的原因,未予分配工作,由此也可见开展上山 下乡的运动很有必要。有一位女社青对我流露出一些同情和关心,她很愿意给我看 手相、算命,常劝我“想开点”,多出来和大家交往,散散心、打打牌之类的。 “同情”是我后来一直抵触与不愿意接受的一种感情,但如果承认自己的弱者地位, 那么同情或相互同情也是正常的,回忆起来很温馨和美好的情感。她是一个温婉而 又秀气的女孩,比我高一届也大二岁,上海市第三女中毕业。大概是出生于冬季, 名字也与冬令节气有关。你可以推测是大寒、小寒、大雪、小雪,并从中给她取一 个名字。她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还是右派我不太清楚。她是独女,故并没有强烈地 动员她下乡,却不安排工作。同病相怜,不知道她对我的情况又有几分了解,但男 孩和女孩的立场不同,她的好意的规劝和认命的态度我还是不可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