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孤僻,不愿和人交往,也无话可说的“社青”期间,我同时也见到了一些当 年的先进榜样人物。譬如鱼珊玲。她是当时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到农村和边疆去改 造自己,取得进步的典型。她到上海给我们作报告,讲述自己经历。她父母都在香 港,属于那个时代忌讳的“海外关系”,可她冲破了父母的反对与阻挠,响应党的 号召去了新疆建设兵团,父母在香港不断地给她寄些营养品(麦乳精、奶粉之类), 为锻炼革命意志,她也坚决不要、不吃,坚持和大家一起参加艰苦的劳动。我看到 她的脸确也是晒得黝黑的。她是和那女孩(姑名之叫小雪吧)同一中学、又同一届 的毕业生。“文革”期间,传闻鱼珊玲在新疆也受到了冲击,造反派说她是“假标 兵”,而鱼珊玲则也有变化,说她现在“想开了”,不再那么“傻”了。很多年后, 我随作家代表团去石河子访问,则听说鱼珊玲在乌鲁木齐现是省妇联的什么主任, 这是后话。1965年5 月,新疆农二师还派了一个宣讲团到上海来作动员报告,其中 有个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叫郑元兴,家庭是开了上海南京路上四大公司之一 的一个大资本家家庭。不知为什么,来作报告的总是这样的家庭出身,既非被专政 的四类分子,也非工农兵。这反映了动员和被动员之间的一种现实关系,似乎也是 党的政策的边界。郑元兴口才便捷,应答如流,最使我难忘的一句话是,“当年革 命去延安,今日革命去新疆”铿锵有力。我们分明都是从高考和城市就业层层筛选、 淘汰下来的人,今日怎么又成了红色的种子了呢?我只能祝愿他个人的“革命理想” 能取得成功。过了几天,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的一次全市动员大会上,我又看到了 郑元兴,他正在指挥全场大合唱,仍然风华正茂,革命歌声嘹亮,“到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去”响彻全场。以后的动员社会青年下乡,大体也是这种风格气氛。居委会 和父母单位的人到家里面来做说服工作,而家的外面则锣鼓喧天。要顶住这样的压 力不容易。我们被组织起来学习《青年运动的方向》,而居委会的干部则学习老三 篇中的《愚公移山》。但我们家毕竟还没有成为这样的堡垒户,我在第二年高考发 榜后不到一个月便报名下乡了。 我下乡的前几天,小雪又来看过我。我和她不住在同一里弄,我都不知她怎么 知道我家的。她用玻璃丝编了一个可爱的小金鱼给我,也送了其他如笔记本之类。 一年多之后我从农村返上海探亲,也到她家去看她。在一个阁楼上,我们相对而坐。 这次,她说话态度很坚决。她说,他们动员我去农村,以后,别说农村,就是崇明 岛(农场)我也不去。我还要养父亲呢!那是1967年年初,其实她已在家里待了近 4 年。她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留有好感的女孩子。当然是非常正常的关系。但那时 候我也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想法(很幼稚),我以后也并不稀罕找一个出身好的女孩 子,宁可找一个同样出身不好的人(但人家多半不要我,后来知道)。可见我其实 并没有改造自己的打算和迫切愿望。我以后与女孩子的接触,以及爱情和前途也都 与政治有关。 我参加了青建队后,又遇到了一位具有革命热情的人。在静安区区长给我们作 报告的中间休息时间,他走上台去,对区长说:我们家里哥哥去了新疆建设兵团, 妹妹也去了新疆,现在我也参加安徽青建队,“最好了”!他热烈地说。我很惊讶, 为什么他们家的子女都去了边疆和农村,就是“最好了”呢?我感到他心中抱有某 种期待和希望。 他外号叫“缝纫机”,正式名字则是这3 个字倒过来的谐音。因帮人缝补衣服, 做好事,得此称谓。他是我所在的第四班的副班长,和我关系比较接近,也能谈得 来,对我帮助也多。他是和我一起——也是青建队唯一的一对,在第一次回上海探 亲时,两人徒步长征从安徽走到上海的人。这一次,我也想考验一下自己的“革命 意志”,12天,平均每天70华里,总计行程840 里到达上海。一路上,我多数都是 听他的,因为他能干,包括行军背包都是他教我打。快到上海时,我们却有了不同 意见。此时,脚板对于碎石路已敏感得不行,距上海还有近200 里,我归心似箭。 他主张分3 天走到上海,我坚持第一天便走到朱家角,第二天走到市中心静安寺分 手(他那时脚还未冻坏,是第二年春天的事),若不能达成一致我们现在就分开。 他最后妥协了,同意一起“慢慢走”。 我和他的第一次真正的发生分歧是在“文革”传播到了我们青建队以后。他在 一次批斗会上,忽然第一个冲上台去,并给批斗对象戴上高帽子,被批斗的人也是 青建队的知青,接下来便是敲锣游街游到大队。这很出人预料。批斗会并不是他组 织的,但他显然也是有所准备。我后来和他谈到这一幕时,他辩解说,如果当时我 不给他戴上高帽子,别人也会给他戴上的。我绝对不能接受此种解释,别人是别人, 你是你,怎么能混为一谈?就像后来人们谈到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一样,许多 事也许都可以理解,乃至原谅,但你不能由此便把自己从历史事实中摘出来,不负 责任。历史归历史,个人归个人。这是“缝纫机”几次个人奋斗中的一种表现,他 后来便变得逐渐消沉了。“文革”的形势传递到我们农村山区,总要滞后半年以上, 革命后来也偏离了以往人熟悉的轨道,上面在抓革命大方向,无暇顾及下面小人物 的诉求,而夺权又是要靠实力说话的,这些他都不具备。 “缝纫机”以后搬离了青建队,一个人住到了另一乡村。他的腿疼长久未愈, 他开始养蜜蜂,成了一个养蜂人。他说蜂针蜂毒可以治疗关节炎。他几乎无所不能, 为自己做了一套家具,其精细和光洁度超过了木模工的水平。他还练书法,隶书、 魏碑都写得像模像样,最近回上海,他还送了我一幅字。下乡几年后他找了一个女 朋友,不是我们青建队的知青,是他同学的妹妹,从外省或外地调到皖南,还是 “同类”分子的子女。我和我妹妹曾到他那儿去,看过他们一次,那女孩文气又娴 雅,也有一种内在的坚强。当我看到他们在飞舞的蜂群中带着头罩劳作时,我觉得 很美丽。很可惜的是,他们在恢复高考和返城的关节点上又离婚了。1977年高考, 青建队又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在不同地方报名。见面时,他劝我要把自己过去的问题 “说清楚”,他当然也把自己的家庭历史问题说清楚了,并且附上了认识。我和他 又形成了不同的分歧、态度。我没有说清楚,也无法说清楚,既然10多年来都无人 跟我说清楚,我又为什么现在要说呢?结果是,他考上了本地区的一个大专,我仍 是落选。党的“给出路”政策,终于还是落到了他的头上。 他后来又有了结婚,离婚,再结婚……几次我都不清楚详情和原因,但总之是 坎坷曲折的过程。他的父亲现在已被写入了嘉定的地方志。我认识的朋友原来背负 包袱,见不得人的父辈历史,现在却都纷纷地被写入到了重修的地方志。内战或许 已被理解为各为其主,抗战则是必定要写的。我们都在努力地修复历史记忆。 在农村,我也有“奋斗”和“成长”的经历,但又不免是无效及荒唐的形态。 从茂林镇——皖南事变打响第一枪的地方,到浦口桥,我们青建队集体插队的 地方有12华里,这条路后来被称为南京路;从浦口桥往铜山镇、铜山公社是10华里, 山路幽静,林木茂盛,我们又把它叫作淮海路,是谈恋爱的好去处。从公社所在地 一路进山,没几天便听到了许多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讯息:末桥大队饿死了一半人, 某某大队饿死了1/3 或2/3 ,有只有几户的小队便可能全部死于饥荒了。此时已分 不清或不计较“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了。1965年到1966年那一年,我们在百亩山一 边的山坡上烧荒,挖芒稞,筑梯田,种上油茶树;在鲁家坪——据说是当年鲁肃练 兵的地方开荒,种上水稻,付出劳动不少,收获则是寥寥。那一年,我除了劳动, 便是看书,包括写作,不打牌也不谈恋爱,可意外地,我却差点评上学习“毛著” 的积极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