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在万航街道康福里居委会的时候，我害怕“留级”，已经留级；害怕浪费时间，
耽搁青春，曾买了大学一年级的高数教材自学，学不下去。后来又买了英语广播教
材初、中级班两册，都学完了。准备第二次高考只用时两个月。以后我又买了一本
新编科技日语自学教材（只看到这样一本书），又开始自学。那时的心态，可谓是
惶惶不可终日。我的外语水平，中学6 年学的是俄语，除了1977年参加第三次高考
我使用英语外，所学外语随着时间的推移无所作为，早就都淡忘了。但那时，在农
村，在山区的晚上我却躲在蚊帐里在背日语，背原子核、苍蝇、细菌等词汇。同时，
我也在准备和从事着第三次长篇小说的创作。和外语学习有关的一件事是，尼克松
访华后，又有许多知青学外语，一次有公社干部指责知青拿红灯短波收音机收听敌
台，我告诉他，“敌台都是用华语广播的。你所听到的外语则是我们的对外广播”，
他才消除了误会。我刚下乡时，从不与人主动交往，也不喜欢说话。出头露面，争
宠邀功，个人利益，领导印象，都是在我的内心中刻意回避的。既然前途已经失去
了，小的方面得失自然也就不会放在心上。我与世无争，也就没有人和我争。晚上，
所有的人都在大房间里打牌，我却在帐内点上一盏自己的煤油灯，把一个类似凳子
的小木桌放在自己膝盖上，靠坐着墙看书和写作。这很像是雷锋夜读毛选的举动。
于是便有群众不管真假，要选我为学毛著的积极分子。幸亏还有带队干部，掌握我
的情况，约我谈话对我说，他们考虑公社只有一个指标，觉得还是让给二班的出身
工人的副班长为好。我有自知之明，自然表示同意。但年底青建队评选了15个先进
个人，我还是名在其中。有一段时间，我的写作又进入到了狂热状态。双抢季节，
酷暑难当，一灯如豆，不到子夜便很难入睡，但那也是我可以写作的时间，经常要
写到凌晨一两点钟以后，而天蒙蒙亮，曙色尚未充分呈现，大约四五点钟便又要出
早工下田劳动。那天正在插秧，忽然看见眼前秧田中殷红一片，才发现鼻子中流出
了很多血，染了一片秧水。当然得继续劳动。那时年轻，还不到20岁。

    我的长篇断断续续地写了几年，30万字也曾给好几个人看过。那是我第三次，
也是我最后一次地写作长篇。小说内容是写高中一个毕业班所发生的冲突的，已贴
近我生活了，也注意了“导向”，但目的还是要为自己辩护。一位中学同学看了我
的小说后对我说，你的小说写得真像是一篇长篇的辩论文。孜孜不倦，曲曲折折，
渺不足道，用心良苦地要证明自己是好人，我想这一点我与“缝纫机”其实并没有
什么区别。借助写作，幻想达到自己个人的意图，翻案或是平反，陈情或是自我表
白，辩护或是寻求理解，都是在无可奈何中所作的努力。其实是徒劳的。后来有句
名言，“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如果我们真的只能利用小说进行……活动，
那我们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是一个多么可怜的民族。

    我与世无争，不求“进步”，被一些人称作“书呆子”——书呆子时期其实也
不长，但那称呼至少不值得羡慕，也无人嫉恨。可本性难改，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
当我们也被允许“革命”的时候，我后来还是做了一件得罪人，或在无意和无形中
伤害青建队许多人感情的事。那就是我的大字报。我们青建队共有86个人，高中或
高中以上学历的有13人（含两个大学生），剩下的73人中初中毕业的是主体，还有
一部分是小学和小学未毕业的人，最低文化程度小学二年级。从政治的和社会的、
文化的背景来区分，青建队人又可分为三类：一是家庭有问题、出身不好的人，高
中生大抵如此，也有初中与其他文化程度的青年。父辈是国民党将领、特务、历史
反革命、右派、反动资本家、有海外关系，应有尽有。二是自己出了问题，犯了错
误，受处理的人。如两位被开除的大学生以及从部队被开除军籍、递解原籍的人，
还有组织反动小集团，收听敌台，偷渡出境（到香港），劳动教养释放，等等，不
一而足。三是小学毕业或没毕业的社会青年。可能是没有好好学习，打架滋事，家
庭出身倒是好的，但也没法在上海安排工作。此时，我们成立了一个“红旗战斗队”，
开始“造反”。就五个人，三个高中生，两个初中生，除我之外，其他四人都是团
员（报名农村前火线入团的）和小干部。既然都是响应了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到
边疆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怎么就形成这样的局面了呢？共同的委屈，
共同的心声，共同的不平之气把我们结合到了一块。大字报是我写的。我采用了一
些统计学的方法，而红旗战斗队的其他成员比我更了解情况，能提供一些资料。我
得和后来的红卫兵先打个招呼，你们从事的“革命”和我们那时所说的“革命”是
不一样的，以免引出你们是真心革命，受到误导（有的人连受到了误导也不承认）
的无穷争论。你们的“下放”和我们的“下放”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下放的组
织机构是上海市静安区精简人口办公室，当时还没有上山下乡办公室，是“精简人
口”。带队干部是一位十六级的老革命，1939年参加游击队，1942年入党，据闻也
是犯了什么错误，才贬为带队干部。我们后来还接触到了一些1958年下放（因反右）
和1960年下放（因“自然灾害”）的成家户，不幸也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一边是
祖国需要，上山下乡，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堂皇理由；一边则是政治歧
视，把人划分出了等级，并事实上已作了安排。一边是革命口号；一边是惩罚之地。
当然这其中也有例外和先进人物，我那年代的标兵是董加耕、侯隽，但绝大多数人
的命运则已由此决定。我那时的大字报是针对上海市委的，是批判当时所谓的“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不知道我怎么还能写得这么长，其实，我文章的核心只有
两个字：虚伪。

    事实总是最有说服力的。但事实有时候也是会伤害人的。因为我的大学报涉及
个人的伤疤、“隐私”，不肯承认或不愿涉及的事实。虽然我是针对上面的，没有
提及青建队的具体人；虽然我把我们组织的5 个人也统计在内，但是在红旗战斗队
解散以后，还是有人因我的大写报与我发生了冲突。他也是我说的三类情况中的某
一类，他似乎要打我，却没有打起来，只是找个茬，嚷着大嗓门，推搡了我几下。
我觉得他并不是恨我，只是我披露了事实，伤害了他的感情。后来我们被拉开了。
实际上，“文革”中无论是对于过去的母校和现在的青建队，无论是对老师、青建
队队员和领导，我都没有针对任何人写过一张大字报，也没有批斗发言更没打过人
；在青建队我没有仇人，没有利益冲突，也没有矛盾对立面。可我还是认为，如果
你真做过这样的事，还是要负责任的。或许这是时代造成的，或许它可以理解、可
以原谅，或许它事出有因，背景复杂，但你至少应该承认自己参与的事实，在这事
实的基础上再讨论它所造成的伤害和责任。那时候，我虽然已写了大字报，把自己
也“统计”在内，其实也还不清楚我背后的“事实”究竟是什么？组织解散以后，
我们一个成员，我的一个朋友瞅机会告诉了我，他们抄了带队干部随身保留的部分
档案资料，我的档案中有一句话，是“有修正主义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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