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红旗战斗队的活动只持续了不到半年的时间。那是1967年的严冬和随后的春寒 时分,也就出了两份大字报,都是我写的。我们把它贴在了上海的南京路上(南京 西路、波兰领事馆一带)和静安区委,可见矛头都是对上的,符合“大方向”。我 并没有邀请“缝纫机”参加我们的组织,估计他也不会参加我们这样的“造反”。 这种造反注定是没有结果的,因为接下来便毫无进展。这使我们明白,在随后的岁 月中更明白了,“讲道理”是一点都没用的,更何况我们所说的这些道理和所作所 为也并不符合领袖的伟大战略步骤。可再无效果的“革命”,毕竟也是一场心灵的 狂欢,我们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在那几个月,我们聚会、商讨,我写了文章, 他们则分别抄写,夜半三更则到马路上去张贴。夜色也增加了我们的亲密关系。寒 冷的感觉,疲惫的感觉,失眠的感觉都没有了。我还记得在女孩家聚会,她家住在 南京路上的八层楼上,我一时疏忽还把放在楼下的我姐姐的自行车丢了,几天后才 在派出所找回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渐渐地发现,这种造反没用,没有 “对象”。如果他们不想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么就没有人会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 太弱小了。于是,终于,我们失望了。 我的“堕落”从这时候开始。我学会了抽烟——这也开了我们这样一个传统、 保守的大家庭的先河。在接下来无所事事的两年中,我也学会了打牌、下棋、弹琴, 还有游泳和打球,打球则是我中学时就会的。“堕落”使我暂时地忘却了烦恼。我 要感谢它。这种“堕落”也使我安全,使我健康,使我打发掉了许多日子。更重要 的是,在这段日子中,我也学习了恋爱。 两个女孩子总是结伴到我家来。在我们组织最困难、最无望的时候,她们都和 我说,她们“不动摇”。但我只注意到了其中的一个,这一个也是我母亲喜欢的。 她毛笔字写得不错,帮我抄写大字报也抄写得最多。在一个冬日的夜晚,我们商量 该怎么办,我冷得一哆嗦,她便马上把自己的小棉袄披到了我的身上。我忘了自己 怎么反映了,大概是马上还她吧,但身上却立即感受到了它传递过来的温暖。这女 孩平时很喜欢笑,有一张宜喜宜嗔的脸,眼睛中常流露出疑问的神情,或喜悦的神 情。感觉她表情丰富,又沉着坦然。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恋爱的举动,我却写下了 许多“寤寐求之,辗转反侧”的话。我失眠了。是我自作多情吗? 和我同一组织的另一男青年也喜欢上了这个女孩,认为她可能对自己有意思。 我们做得很“君子”,商量后,决定分别试探。既然两个人都同时“爱”上了一个 女孩,选择权便应交女孩子来掌握决定。我让他先尝试,他拿了一件毛衣和毛线托 人带给女孩,请她代织。女孩婉言拒绝了。接下来,便该我表态了。现在看来,我 们的举动似乎十分可笑,十分幼稚,尤其是我。但这至少能使我们两人之间不伤感 情。他后来很快便结婚了,我们至今还是好朋友,常通电话联系。 我也托人传话把女孩约了出来。她出来了。那天傍晚,我们走向“淮海路”, 也就是林木幽深的山湾小路。一边是簌簌作响的竹林,一边是号称九十九道湾的从 螺丝坑流出的涧水。据说,在这山区有一种动物叫斑狗,夜间出没,常在后面把前 腿搭在行人肩上(可见它也很高大),你不能回头,回头它就会在你脖子上咬一口。 但有时,斑狗也会在你的前面出现,它会在前方引路,把迷路的行人带出山林。我 们走了约二里路,在溪水边的两块石头上坐下。我拿出了自己早就准备好的日记, 那是和她有关的几页,递给她让她看。这也表现了我和我朋友不同的风格,我需要 一个明确的回答。她没有正面回答我,看了后只是说,如果她到了农村后,便变得 这样,不顾前途,早早地谈恋爱,她家里是肯定不会同意的。我心里有些着恼,我 问的是你,是感情问题,不是你家里。再说,也没说要在农村结婚、成家呀。我继 续追问她对我所写文字的看法,她还是回避,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你写的当然也 有道理,但我家里……又绕回到她家里反对。女孩在此时变得非常成熟,冷静、坚 守,她似乎早已准备了答案。她是真的有顾虑,在人生选择中犹豫不决,还是仅仅 是为了要照顾我的面子呢?我一再追问,直到最后我说,既然这样,那就让一切都 结束吧。她还是沉默。我于是便把日记撕下来,把那些记载了我的相思和心意难平 的纸片扔到了身边的缓缓向前流动的河水中。我是太在意我们在那个年月中自然形 成的那种亲密关系和感情了,不允许有其他考虑。或者说,我是一厢情愿地希望能 遇到一个人在毫无条件与前途渺茫时,能和我一起忍耐、等待,坚定和坚强。我其 实不会说话,不会鼓励、安慰,也不会追求女孩。只是感觉受到了很大伤害。现在 想来,我能理解她的态度,也认为她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在当时是最正确的一个选择。 她要考虑以后如何和我的那个朋友相处,和青建队的其他人相处,因为还有些家庭 出身好的人也放出话来说喜欢她,要追求她;她要考虑现实的情况,我在农村是属 于那种没有劳力,没有背景,条件很差的人;她还要考虑自己家里的意见,考虑前 途,考虑政治……也许有一百条理由使她坚持不同意,但第一百条理由我还是认为 是她不爱我。 在返回青建队的路上,我们故意有说有笑,缓和气氛。在看到了青建队两排大 房子传出的灯火后,我说,以后一定会有人议论我们这次的山湾之行。她说,我不 怕。但一周之后,她在从浦口桥到塘里大队的路上,心事重重,从一座一人多高的 小桥上摔了下来,摔伤了腰。大家都说她是想心事,神不守舍,才会发生这样的意 外。许多人都到医院去看望她,我却没有去。后来她回上海养伤了,我也没到她家 去。我给自己的解释是,既然我们现在已是普通的关系,那么,多我一个人或少我 一个人去探望,自然也就不重要了。这理由很牵强,暴露了我当时的心态,也不免 心胸狭隘。直到多年之后,我才和她有了联系。但此时青建队已经解散,她也结婚 了,对象是当地的一个转业军人,在供电所工作。那个时候,她的处境是高于我们 一般人的。后来,形势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批知青回城,几十年过去了,再聚 会一起,按上海人的世俗观点看,她的情况又不如大家了。很难解释命运的安排。 在以后的岁月中,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曾N 次经(被)介绍,谈朋友,多数 是被拒绝,少数是我不愿意。这种情况直到我进了北大以后和读了研究生以后,才 得以改变。我和读古典文学专业的同学商伟曾开玩笑地说:“‘爱情’,是反现实 主义的。”他哈哈一笑。 青建队在成立了3 年多后,解散。我们80多人又被分散到泾县的十个公社插队。 此时领导(带队干部)已不反对青年谈恋爱,还把有恋爱关系的青年分到一块,为 以后生活着想。女孩还在上海养伤,她后来是单独分到了一个公社。另有一个我们 组织中的男青年说,我分到那儿,他也到那儿。我依然有朋友,并不孤单。那时, 还有一位女青年和我们同分在一起,她在青建队的后期的一次“严打”中差一点便 被军宣队抓起来,说她“作风”不好,幸亏她躲在上海没回来,后来便不了了之。 同时被抓的两个人则在拘留所被关了一两年或大半年,后来放出来也不了了之。我 是不会歧视那些真的、假的犯了“错误”的人的,因为自己也曾犯错误。我们3 个 人相处得很好,亲如家人。相处得好的结果之一就是,那两年,我们3 人搭伙,都 是那女青年烧的饭。她后来也和我的同伴结了婚。 1970年的秋天,出乎我的意料,我被招工了。是我的档案丢失了?还是“文革” 中混乱,他们顾不上认真审核这些?我不明白。在大队举行的各生产队长和知青投 票中,五个招工名额,我得票第二。那是安徽省恢复招工后的第一批招工,开后门 的事还没开始。我们公社的五七干部很有见识地说,在上海,资产阶级出身,其实 很正常。既然人家已不追究过去,那你就知足吧。在我招工的那家县办小炼铁厂, 我还是从“苦力”开始干起,筛矿,破碎,拉焦炭,这过程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坏, 因为后来也干了翻砂工,然后是铣工和车工。时间却一晃过了9 年。那9 年间发生 了多少大事,有多少斗争,多少事后被雄辩地称之为是“历史的选择”的重大事件, 都与我无关。我认为“十年动乱”,其实真正的“乱”不过三年的时间,从“九大” 和各省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起,“动”和“乱”便只是上面的事了。那时候“法 制”也在逐步地恢复。不但有最高指示,还能看到各种布告。我看到布告中有12岁 的反革命。很惊讶,那不是尚未到法定年龄吗?我看到宣判书中开头总是家庭出身, 然后是思想反动,然后才是犯罪事实。不惊讶,这是合乎逻辑的。我看到“群众专 政”,讨论量刑时,那些居委会的妇女、大妈对于那些拒不认罪,还态度猖狂,抵 抗到底的人,异口同声地说“枪毙”。我很吃惊。“态度”原来是如此的重要,态 度就是主要的罪状。在离我的工厂不到3 公里的一个荒山坡上,有一个刑场,枪毙 犯人后便示众3 天。那天我也去看了。我看到一个外语老师,他穿着一件白衬衫, 他的罪名是偷听敌台,还要散布敌台,当然还有被捕后态度恶劣。那天人多,看死 人当时并没有觉得可怕,只记得了他身上白的和红的色彩。但那毕竟是我第一次 (唯一一次)看枪毙,印象深刻。 我们的两座13立方米的炼铁炉旁边,矗立着一座三十多米高的烟囱,是我们的 县城最高的地方。那天我和人打赌爬了上去。人在高处,能看到远处,心情总是比 较好的。这就像我在农村时,到山里去砍柴,爬到山上,阒无人迹,只有雀儿啁啾, 我也总想放声歌唱(只有红歌唱)。我看到了下面的人群,看到墙上刷的大字语录, “我就注意这个小钢铁厂,打起仗来要靠它”;也看到了远处的荒山。此时,炉台 上有一个工人朋友,也是一个刚招工的芜湖学生对我说,“我想到了一句话,但我 不说”。我知道他要说什么,怕惊吓了我,便先把他想说的话说了。我对他道,我 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无非说,烟囱外墙所焊的脚手架恐怕不牢,我要摔下来。我先 说了,他便再不作声了。可那天晚上,我却做了一晚上的噩梦。 与我有关的事终于来了。肯定谈不上“历史的选择”,但我的一点小小的、几 乎不起一点波澜的事终于也得到了解决。我姐姐对我说,你这样的性格,即使当年 到了北大,也会出事的。意思是,不后悔。张世楷对我说,他们当年报社便发出了 3000多封各种平反和证明的信。意思是,不稀奇。1978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 后,事情变得出乎我预料地顺利(我这样说,可能有些抹杀了我姐夫、我父亲为我 奔走找人所作出的努力),我只是感到“大形势”“大方向”决定了一切,这些都 不是我们个人所能够创造和所能决定的。而《解放日报》的编辑和北大的门科长当 时都还在,于是关于我的冤假错案问题便也容易说清楚了。在历史大事和我的小事 之间,发生关系时,我又得到了一次重新选择生活的机会。北大后来在发给我的信 函中说,考虑到我的年龄,再重新上理科可能不合适(当时数力系已拆成数学系和 力学系两个系),建议我改上文科。我立刻表示同意了,说中文系、新闻系、哲学 系都行。我那时没想到历史系和后来很吃香的法律系。于是绕了一圈,我又回到了 事情原来的出发点:文学。 三中全会后,使我的又一次人生转折得以实现。但现在,我却不知道自己应该 感谢谁了。没有1968年后的红卫兵的大批的下放,就没有我们后来“知青”的身份, 招工、高考,一切都谈不上。小水滴汇入大海,我们被混在一块了。再往上追溯, 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大批的老干部也被“四人帮”打倒,吃尽了苦头,大概 也就不会有后来这么快的、一系列的、彻底的平反,所谓物极必反。那么,我们要 感谢谁呢?难道还要感谢红卫兵或者“四人帮”吗?我想我们还是感谢这个时代吧。 在一次去山东大约是参加一次和张炜有关的文学活动中,上海文学的原编辑杨 斌华和我说,他觉得他们这一代人在心理上都是不健康的,不如下一代人(譬如80 后,那时还没有90后)。下一代的人没有经历过那个历史年代,有着更为正常的和 健康的心理。我听了很有触动。他的年龄可是比我小得多了。他和高远怎么会这样 说呢?也许,有一些心理的影响可能是普遍的。 我不敢肯定这一点。 (注文中提及名字,未加说明的都是我的大学同学,一并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