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站在那棵遗世独立的大柏树下，我抬起头往上看：两根硕大的树干并驾齐驱，
直直地插向空中，到达十几米处，它们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彼此亲热地向对方靠
上来，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如同两个失散已久的兄弟。再往上看，是茂密的蓬蓬勃
勃的枝叶，根本分不清树枝和树叶是从哪根枝干上长出来的，一群群鸟儿在枝叶间
飞进飞出，发出叽叽喳喳欢快的叫声。在墨绿的树冠上面，天空高邈，湛蓝，一望
无际，飘浮着一朵朵轻盈而素净的白云，仿若盛开在天空的一簇簇白玉兰。接下来，
往云朵里看，我便看见了那支不倦的在天上行走的队伍，他们衣着破烂，脚蹬草鞋，
身影若隐若现，几乎听得见他们甩动手臂的声音，枪托叮叮当当地敲击水壶的声音，
弹袋里可数的几颗子弹在哗啦哗啦晃动中被磨得金光闪闪的声音。

    眼睛一阵灼烫，我知道我在流泪。那是我总也止不住的泪。

    到1975年9 月13日的此时此刻，我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我从江汉平原、四
川盆地往云贵高原走。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我们从夏天启程，沿着红军长征
的道路顺走一段，逆走一程。先去了湖北洪湖，然后翻过二郎山，从雅安进入阿坝
；再从青草长得比人还高的大草地踅转身子，顺岷江而下，跨过大渡河、金沙江和
乌江，沿阶梯般步步登高的山脉进入云遮雾罩的乌蒙山。走到贵州的时候，已是秋
风浩荡。眼看就要万木霜天了，进了贵州省城贵阳，几个人累得东倒西歪，人困马
乏，都想躺下来美美地睡一觉。

    我是三人中唯一的女性，当然更累，两条腿沉得像深陷在沼泽里。可我不想停
下来，还想继续走，往黔东的印江、沿河和四川的酉阳走。我对我的两个中国革命
博物馆的同事万钢和何春芳说，你们在贵阳歇几天吧，剩下的几个地方我一个人去。
我没有说出的另一句话是，黔东那片偏僻而蛮荒的土地，于公于私，都是我不敢遗
忘的地方。我发誓此生必须亲自去寻访，就像有什么东西丢在了那里。

    离开同事，我直奔省府找李葆华。他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儿子，在贵州当省委
书记，说起来，我们是心照不宣的老熟人和老朋友了，到了贵州没有理由不见他，
何况我还有事要求他。但那一年，跟着小平同志出来“促生产”的这批老干部，被
那批热衷于“抓革命”的人揪住不放，日子很不好过。听说北京来人要见他，正在
开会的李葆华一脸疑惑地走出来。我像在黑暗中找到了党，开门见山，提出请他从
省博物馆派个同志陪我去黔东。他说这事他还能办到。当时正是午餐时间，会开得
差不多了，他回去简单做了交代，然后对我说：“捷生，你来得真不是时候，我没
法招待你，跟我去吃食堂吧。”

    省博物馆派来陪我的谭用忠同志，是个党史专家，学问很深，对黔东革命史了
如指掌。他建议我先去印江，因为印江的木黄非去不可，那地方太重要了。这与我
的想法不谋而合，我说我最想去的就是木黄。

    那时我虽然还年轻，但也经不起折腾，当我们沿着惊涛拍岸的乌江舟车劳顿地
走到木黄这棵千年古柏下时，我已是脸色枯黄，头发蓬乱，身上的衣服皱皱巴巴的。
从附近挑着担子走过的土家族人和苗人，都用惊奇的目光望着我，不知道一个外乡
人为什么会对着一棵树流泪。

    肯定是李葆华的特别叮嘱，印江派出一个副县长接待并陪同我寻访，不过那时
叫“草委会副主任”。副县长和我一样，也是个女同志，叫张朝仙，是很朴素也很
泼辣的一个人。许多年后，她以县政协文史委员的名义在县里局域网上撰文回忆，
她在印江县招待所第一眼看见我，都不敢相信我是贺龙的女儿，“像一个女知青。”
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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