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是的，我寻访木黄的时候，正值如今我们已不堪回首的年代，那时“十年动乱”
还没有结束，在人们的期待中艰难复出的小平同志又面临着被打倒的危局，中国大
地正处在火山爆发的前夜。

    自然，那时人们对父亲贺龙的名字还讳莫如深。都知道他作为共和国开国元帅，
在1969年6 月9 日被迫害致死，尽管中央在1974年已作出为他平反昭雪的决定，召
开了有周总理参加的追悼会，但有关方面规定不准见报，不准宣传。正因为如此，
在那个骚动不安的秋天，我是怀揣着1974年9 月29日中央发出的《关于为贺龙同志
恢复名誉的通知》上路的。在这片写满父亲的光荣，每个人都说得出他名字的土地
上，我每到一地，每遇到一个当地领导，都要拿出那份红头文件给他们看，让他们
眼见为实。我对他们说，毛主席都说话了，贺龙是个好人，对中国革命有过巨大贡
献。在中央为父亲举行的追悼会上，带病出席追悼会的周总理连鞠了7 个躬。我还
说，我是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以中国革命博物馆文物征集组副组长的名义，沿着贺
龙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足迹，来寻访和收集革命文物的，请
多多包涵。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是那样的谦卑，那样的怯懦，就像鲁迅笔下那个絮絮叨
叨的祥林嫂。其实大可不必，当我第一站到达印江，县里的领导就倾巢出动，甚至
在我住着的县招待所安排了岗哨。这让我大感意外，又大为感动。我想，天下自有
公道，原来老区人民并没有忘记我父亲，没有忘记他们这一代革命老前辈。还有什
么比这片土地上的人，在那样一个错乱的年代，在心里深深地铭记着他们的功德，
更让人感到激动和欣慰呢？

    路途遥远又崎岖，第二天一早，县草会主任和副主任、木黄所在的天堂区草委
会主任，还有县公安局负责安全保卫的同志，近十人前呼后拥，一起陪着我去天堂
区兰克公社的毛坝寻访。那儿有红三军一个师部的旧址，并有经常随该师行动的我
父亲的旧居。户主是个叫陈明章的老人，当年给我父亲做过饭，放过哨，至今还能
说出他的音容笑貌。

    走进那栋年久失修的房子，楼下的一间厢房洞开，我心里一惊，仿佛闻见从里
面飘出来一股熟悉的烟草味。陈明章老人说，我父亲当年就住在这间厢房里，在夜
间，他声震屋瓦，常听见他累得像打雷那样打鼾。听见这句话，我一头往厢房里钻。
屋子里逼仄、幽暗、潮湿，微弱的光线从一扇不大的开得很高的窗口射进来；两条
长凳架着一块薄薄的床板，想必就是父亲睡过的床了，靠近头部的位置明显有松明
火熏过的痕迹。那时还没有开放参观一说，更不敢提贺龙曾在这里住过，我一眼认
定都是原物，而且几十年都没有人动过。我趴在留有父亲汗渍的床前，想起他睡下
后又撑起身子来够墙壁上的松明火点烟斗的情景，止不住失声痛哭。父亲苦啊！但
当年他苦，是他心甘情愿的选择，苦中有乐，有他能远远看到的光明和希望。可后
来呢？后来革命胜利了，他当了人民赞颂的元帅，却在那场黑白颠倒的运动中，死
在了一间同样阴暗潮湿的屋子里，而且那是一间钢筋水泥屋子，墙壁比这还坚硬，
还冰凉；而且父亲去世的时候，重病缠身，连一口水都没有喝上……

    全程陪着我的县草委副主任张朝仙，后来在她自己整理的回忆文章中这样记述
：“贺捷生抚摸着父亲曾经睡过的床，睹物思人，想到父亲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革命
一辈子，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都度过来了，却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林彪、江
青、康生一伙的残酷迫害含冤而死，不禁悲从心起，泣不成声。看到她的哀伤，不
知道该怎样安慰她，我想还是让她痛哭一场宣泄一下为好。从陈明章家出来到公路
有三里左右路程，贺捷生边走边哭，一直到上车才止住哭泣。这次恸哭，是我陪她
在整个寻访过程中哭得时间最长的一次。”

    接着我们去了青坨红花园。

    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叫何瑞开的老乡家，进门便看到板壁上保留一条巨大
的红军标语：“反对川军拉夫送粮，保护神兵家属。红三军九师政治部宣”。字迹
古朴，醒目，散发出一股在那个年代红军和民众心心相印的感召力。从红二、六军
团几个幸存的老同志嘴里，我听说当年负责往墙上刷大标语的，是后来长期主政新
疆的王恩茂。我不敢断定这条标语就是他写的，但我说，这是一件难得的珍贵文物，
征询主人何瑞开愿不愿意让中国革命博物馆征用。怎么不愿意？何瑞开拍着胸脯说，
只要给我一个屋顶避雨，需要这栋房子都可以征去。又说，贺同志，你父亲当年为
我们打江山，生生死死，图个什么？还不是图我们老百姓能过上太平日子！现在真
太平了，没有人欺压我们老百姓了，我怎么舍不得这壁木板？还说，我懂，不是这
壁木板有多么金贵，是红军写在上面的字，字字千金。

    这天，我们还去看了铅厂黔东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枫香溪湘鄂
西分局会议会址。两个地方都是穷乡僻壤，需要翻山过坳，累得人筋疲力尽。令人
痛心的是，因为父亲蒙受冤屈，这些理应受到保护的革命旧址，已无人问津，显得
破败不堪，岌岌可危，有几处墙壁开始坍塌。

    从枫香溪会址出来，已过傍晚7 时，黑下来的天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满世界
回响着雨打山林的声音。下一站去耳当溪，还要走6 里山路才能坐上车，只能冒雨
前行。走在杂草过膝的山路上，衣服很快便湿透了。天又冷，浑身起着鸡皮疙瘩。
走到耳当溪，水漫进了吉普车里。车往前开，看不见一盏灯光。走着，走着，耳边
传来轰轰隆隆的流水声。

    张朝仙说，贺处长，这地方叫沙坨，前面就是乌江，就是红军突破乌江的乌江。
今晚我们也得突破乌江，到对岸的沿河县投宿，但江上没有桥，必须摆渡过去。又
说，贺处长，沿河是印江的邻县，条件可能还没有印江好，要有思想准备哦。在路
上，张朝仙自作主张，总是叫我“贺处长”，我多次纠正她说，我不是处长，是文
物征集组副组长。她固执地说，国务院“文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也叫组长，那是多
大的官啊！你们中央来的人，组长都比我们县长大，叫你处长还不应该？听她一路
对我表达歉意，说贵州穷，贵州的老区更穷，让我受委屈了，我又忍不住说，你们
能这样接待我，已经让我感激不尽了，还讲什么条件？你以为我有多么娇气啊，其
实我也为人妻，为人母，吃的苦和受的罪，不比别人少。她没话说了，惊愕地看着
我。

    在江边等船的时候，夜色漆黑一团，深夜的雨打在肌肤上冰凉刺骨。登上渡船
后，湍急的浪涛噼噼啪啪地撞在渡船上，明显感到船身在震颤。站在甲板上，比我
高大的张朝仙用双臂护着我，好像怕我被浪涛卷走似的。我在想，当年父亲他们反
反复复过乌江，有多难啊！

    到达沿河县招待所，已是下半夜了。服务员在半醒半梦中从窗口扔出来一把钥
匙，让我们自己去客房。打开门一看，这哪里是县招待所？分明是北方的大车店：
房间里摆着八九张硬板床，没有被子、褥子和床单，也没有蚊帐，简陋的床板上铺
着满是破洞的粗席子。虽是初秋，但山区的雨夜很冷，加上在山里跑了一整天，又
淋了雨，睡过去肯定要着凉。我对张朝仙说，就这样凑合一夜吧，反正天快亮了。
张朝仙说不行，丢咱老区人的脸，转身去找服务员。只听见她对服务员说，这是北
京来的领导，你们得给她换一床干净的被子和床单，把领导招呼好，我们无所谓。
没多久，她抱回来两套破旧的被褥，给我铺好后，说贺处长，您好好休息，今天太
累了，早点睡，有什么事叫我。说着往隔壁走。我知道隔壁的条件比这还差，一把
拉住了她。我说朝仙同志，你就住这里，我们在一起说说话。

    这个晚上窗外雨水滴答，空中蚊虫飞舞，我和张朝仙在各自的床上靠墙而坐，
扯着被子盖住双腿，聊了很久。我把我父母怎么结的婚，母亲是个什么人，姓什么，
叫什么；我父亲带领红三军到黔东后，母亲怎样怀着姐姐红红在湘西的山里打游击，
姐姐红红又是怎么死在她手里的；还有我姨骞先佛怎么嫁给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
怎么在长征途中生的孩子；我的童年怎么寄养在湘西，大学没毕业又怎么去青海支
边等等，都给她说了。听得她泪光闪闪，连连说想不到，真是想不到。我还对她说
了我父亲当年在黔东的一个生活细节：那时候战斗频繁，居无定所，父亲为了养精
蓄锐，养成了在扁担上睡觉的习惯。他在两条凳子上放一根扁担，又在手指上绑一
根点燃的香，躺下就能睡过去。当那根香烧疼他的手指，马上就能醒来。因此，他
每次睡觉的时间，掌握得就像钟那么准确。我讲完这个细节，张朝仙已在黑暗中抽
泣。她说，当年打江山有多苦啊！我弄不明白，现在为什么要整那些老干部，这不
是过河拆桥嘛。

    从这个晚上开始，我和张朝仙成了朋友，以后常有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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