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酒桌上,最烦有三:其一,被领导或朋友硬弄了去坐着,借以对应不知从哪 儿冒出来的诗人,像桌面上的一盘菜,任何一双筷子都会来夹,每一张嘴都会来嚼, 落得个尸骨无存;其二,山寨版的杜甫来敬酒,开口便“李白斗酒诗百篇”,逼着 你喝,还要你在众牛鬼蛇神面前即席赋诗一首;其三,有一种人,与你只是泛泛之 交,或者你并不认可这种人的品行,一直敬而远之,但他们不管在什么酒宴上,都 说是你的兄弟。别人不信,他就一个电话打过来,大着舌头,用好友才用的口吻, 边骂你边与你说些神三鬼四的事情。别人还不信,他就把电话交出去,于是你的耳 边就传来陌生人的声音。而且,这种人,他会隔三岔五地给你打电话,约你喝酒, 甚至没下班就窜到办公室来,缠着你,说某某某今晚一定要请你喝上几杯以表多少 年多少年的敬意。如果你信以为真,或被缠得烦死了,刚好晚上又没事,硬着头皮 去了,果然有一大堆飞禽走兽候着,胡乱地就开喝,喝着喝着,桌子边的人,或醉 得不省人事,或溜得踪影全无,你只好悻悻起身去付款,准备回家。更要命的是, 这时候你的电话响了,是一个也喝得差不多的人打来的,问你是不是某某,得到确 认后,便说是你30年没见的老同学,然后,一定要让你猜出他(她)是谁。你说都 30年了,怎么猜?他(她)便说:“连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要你再猜,猜 不出来就不行…… 去年7 月中旬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吃完早点,我在书房翻《阅微草堂笔记》, 读到第二卷中的某则,叙事之功令人震撼,正思忖着要不要用毛笔抄下来,手机响 了:“你是不是雷平阳?”口气粗鲁、霸道又稍有一些慌张。我说是,对方就大笑 了起来,要我猜他是谁。又是这把戏,我早就猜烦了,但还是补了一句:“告诉我 你是谁,不说我就挂了。”对方赶紧说:“别挂别挂,我是薛昆生啊,薛昆生,你 不记得啦?战河工地的薛昆生,别挂啊,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的电话呀。”噢,是 薛昆生,我怎么可能不记得呢?1991年我从老家昭通调到昆明的一家建筑集团公司 工作,先是在一家子公司当宣传干事,两年后才又调到集团的企业报社当记者、编 辑,薛昆生就是我采访的第一批基层建筑工人之一。那时的建筑企业不但不景气, 而且大多数都是在垂死的边沿挣扎,国家投资力度小、计划经济阴影不散、行业壁 垒森严、内部竞争无序和民间投资尚未形成规模等多种原因,导致建筑市场僧多粥 少,处处游荡着恶性竞争、等米下锅和茫然观望的幽灵。就拿我所在的企业集团来 说,作为云南最大的建筑企业,职工几万人,几十家子公司,一年下来,总经营额 和生产总值也就在5 亿元人民币左右,刨掉税收、管理费、经营费、材料费、机械 设备购置费和人工费等等,所谓利润,比零还少,少得多了。子公司中,经营好一 些、底子厚一些的个别公司或工程处,职工工资基本能够保障,大多数公司就能拖 则拖或捉襟见肘地发一点生活费。在这种危局与困境中,许多公司推出了“立足昆 明、拓展专州市场”的谋生之策,于是,大量的建筑工人开始了自己一生之中最彻 底的漂泊生活。哪儿有工地,不管是密林中和峡谷里,还是小镇上和荒野深处,单 位领导说一声,抬起一个装日常用品的木箱子,跳上大卡车,便像射出去的子弹, 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会落在哪里。因此,那些年,我所在的企业集团所属的施工队伍, 几乎遍布了云南高原的每一个角落。工人们一如撒向野地的豆子,有的落地生根, 有的被风吹得晕头转向,四海为家又处处不是家。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许刚刚在西 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中修完电站,还来不及抽空去旅游景点走走,大卡车开到了工棚 前面,跳上去,几天几夜的颠簸,下了车,香格里拉的雪山就横在了眼前,在雪花 和刺骨的风中站着,有人用手指着一片洼地,告诉他们:“这儿要修一座水库。” 也有这种情况,一支施工队,来到了“三线建设”时兴建在深山里的军工厂,在军 工厂的边上建起临时生活区,因为厂里大大小小的工程如前列腺患者的尿液,抖半 天有一滴,但又一直不断绝,他们就作为后娘养的乙方长期驻扎下来,像乞丐躺在 高端住宅区的大门外。住久了,施工队又没有移动的迹象,一些青工憋不住了,又 没脸面去找军工厂的女工和职工女儿谈恋爱、结婚,就到附近的村寨里去找。虽然 是建筑工人,却是“国家的人”,村寨里的漂亮姑娘就一个个被带到了工棚里,谈 上一阵,到了五一节,公司工会的干部就会千里迢迢地跑来,带着写好的布标、相 机和糖果之类,在工地现场,燃起几堆篝火,搞一场集体婚礼。从此,男的上工地, 女的则到食堂和预计厂打杂,一年之后,一个接一个的孩子就在工棚里诞生了。再 过几年,如果军工厂在红河州,孩子们讲一口红河话;如果在曲靖,孩子们则讲曲 靖话,当然,也有讲昭通话、临沧话、大理话、楚雄话和文山话的,总之,讲任何 云南方言的都有,有的还讲傣语、哈尼语、纳西语等少数民族语言。不过,也许大 家的根刚刚扎稳,孩子们确信自己就是红河人或某地人的时候,军工厂改制了,有 的改制之后就气息急促了,甚至关门大吉了,相反昆明则吹响了造城运动的过山号、 巴乌、口琴、喇叭和笛子等一切可做号角的扬声器,公司喊一声,云南的山山水水 间,迅速就冒出千千万万顶黄色的安全帽,车辚辚,马萧萧,以最快的速度聚集到 了昆明城下。 我认识薛昆生,是在丽江宁蒗县战河纸厂的工地上。对众多的基层管理人员和 建筑工人来说,坚壁清野有如过炼狱,于我而言,那却是我一生中最实在也最自在 的时光。以建筑报记者的身份,坐客车或坐公司运送材料的卡车,我到过云南各地 数不清的建筑工地,当然也借机在精神的层面上,为自己找到了写作现场上的辽阔 疆土。宁蒗县战河纸厂所在的战河乡,是小凉山的腹地,诗人鲁诺迪基写的“小凉 山很小/ 只有我的眼睛那么大/ 我闭上眼/ 它就天黑了”,写的大抵就是那一带。 在幻觉经济和错觉决策支配下,人们以为那儿的林木资源足以支撑起一个庞大的造 纸厂,于是,今天早已破产倒闭的战河纸浆厂于20世纪90年代初轰轰烈烈地上马了, 薛昆生所在的公司承接了这个项目的土建工程,薛昆生是工地上的混凝土工,他因 此来到了战河。中国有一个现象,凡任何工程项目,论证、立项、审批流程可以拖 三年五年甚至十年,谁都不急,但只要领导一剪彩,埋下奠基石,军乐队还没解散, 鞭炮的硝烟还在呛鼻子,建设工期立马就由一个个催命鬼所掌管,两年才能竣工的, 一定只给你半年时间,往往还要在合同上写清楚了,往后拖一天就罚款多少。本来 就无事可做的施工企业,除了果断地答应,没有其他路可走。你只要稍稍露出犹豫 状,甲方就说,等着的饿虎、饿狮、饿狼成群结队呢。可既然答应了,那就干吧, 怎么干呢?只要不是病残、孕妇和只会动口不会动手的政工干部,其他员工全部拉 到工地上来,一天24小时,每个班8 小时,三班倒。当时的薛昆生,四十来岁吧, 正是壮劳力,技术又好,想躲也躲不掉,何况他不想躲,儿子正在上学呢,躲开就 没工资拿了,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就会成问题。但他还是没有作好心理准备,在战 河这地方的冬天干活,还真不是他这昆明人能轻松对付的。昆明的气候怎么样大家 都知道,小凉山,战河,冬天一来,冷空气、雪片、冰冻就争先恐后都来了,而且 来了就往衣服、被褥、皮肉和骨头里面钻,钻进来就不走。这还是其次了,混凝土 工人都知道,人是可以抵御寒冷的,刚刚浇筑的混凝土却不能,在寒流和冰雪的面 前,刚浇的混凝土连豆腐都不如,冰冻一旦染过,承重和坚固之说就形同泡影。 搭乘丽江开往宁蒗的客车,我是在一个雪片飞舞的黄昏爬上小凉山来的。为了 防滑,司机给客车的四个轮子都上了防滑链条,但还是行驶得十分缓慢,仿佛是在 垂怜我。同车的旅伴几乎都把手塞缩在袖管中,头缩在衣领里打盹,我则不停地拭 擦窗玻璃上的水蒸气,只想多看几眼穿着巨大的白色袍子的小凉山。到战河,天已 黑了,饥寒交迫,我在街边小店买了一袋饼干,一瓶酒,边吃边喝,顶着雪花走向 纸浆厂工地。身边不时有拉公分石、水泥和钢筋的手扶拖拉机和卡车来往,想搭一 程,还是放弃了这想法。遇上过一群工地上打工下来的彝族青年,有的对着天上的 雪花唱山鹰组合的流行歌,多数则拖着疲乏的身子默默走路,有人用肘子捅了捅旁 边的那个:“明天还来不来?这种活计要整死人。”被捅的人不搭话,继续走路。 我侧着身子站在路边,给他们让路,他们走得看不见了,才又往冻得越发哆嗦的身 体里灌下一口酒,继续朝工地走去。工地上的生活区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看不见, 可以推测,撤下来的两班人马正在工棚里蒙头大睡,我想找人,就得去现场,那儿 的碘钨灯明晃晃的,冲天而起的光焰里,有雪片在飞,也有搭设脚手架和钢模发出 的撞击声及震动棒呜呜呜的震颤。借着雪光与碘钨灯的余光,我高一脚低一脚地摸 到了工地现场,途中还差点掉进了一个不知挖了干什么的深坑。工地上碰到的第一 个人就是薛昆生,他穿着一件人造草的大围腰,正在双手掌着震动棒,呜呜呜地浇 基础,有十多个人协助他,忙忙碌碌地从搅拌机那儿,用塑胶桶担拌好的混凝土。 我扯着嗓子问他:“师傅,我想找这儿的负责人,工长也行,他们在哪儿?”他头 也不抬:“都死掉了!”我想我遇上了不好对付的角,但还是继续大声地问:“我 是建筑报的记者,你能不能告诉我?”他把震动棒从已经浇好的混凝土中抽出来, 又狠狠地插进新挑来的混凝土中,向我斜瞟了一眼:“我管你是什么鸡巴,有种你 就放下酒瓶,来帮老子抱柴火,这刚浇的基础如果不用火来升温,老子干死了也是 白干!”听这家伙的吩咐,我把背包和酒瓶往雪地上一放,就开始从不远处的土丘 上往基坑搬柴火,他见我如此,有些吃惊,但并无什么表示,只是腾出一只手,指 着一个挑混凝土的妇女说:“你,也跟着这狗日的人去抱柴火吧!”如此干了一个 小时左右,柴火堆得比人还高,薛昆生也关掉了震动棒,对大伙说:“你们休息去 吧。”大伙也就散了,剩下我和他。他仍然不理会我,一脸的水泥浆,看不出任何 表情,自顾自地将柴火往浇出的基础旁边分成若干堆,点上了火,才以不屑而又好 奇的口气问我:“你真是建筑报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