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酒桌上，最烦有三：其一，被领导或朋友硬弄了去坐着，借以对应不知从哪
儿冒出来的诗人，像桌面上的一盘菜，任何一双筷子都会来夹，每一张嘴都会来嚼，
落得个尸骨无存；其二，山寨版的杜甫来敬酒，开口便“李白斗酒诗百篇”，逼着
你喝，还要你在众牛鬼蛇神面前即席赋诗一首；其三，有一种人，与你只是泛泛之
交，或者你并不认可这种人的品行，一直敬而远之，但他们不管在什么酒宴上，都
说是你的兄弟。别人不信，他就一个电话打过来，大着舌头，用好友才用的口吻，
边骂你边与你说些神三鬼四的事情。别人还不信，他就把电话交出去，于是你的耳
边就传来陌生人的声音。而且，这种人，他会隔三岔五地给你打电话，约你喝酒，
甚至没下班就窜到办公室来，缠着你，说某某某今晚一定要请你喝上几杯以表多少
年多少年的敬意。如果你信以为真，或被缠得烦死了，刚好晚上又没事，硬着头皮
去了，果然有一大堆飞禽走兽候着，胡乱地就开喝，喝着喝着，桌子边的人，或醉
得不省人事，或溜得踪影全无，你只好悻悻起身去付款，准备回家。更要命的是，
这时候你的电话响了，是一个也喝得差不多的人打来的，问你是不是某某，得到确
认后，便说是你30年没见的老同学，然后，一定要让你猜出他（她）是谁。你说都
30年了，怎么猜？他（她）便说：“连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要你再猜，猜
不出来就不行……

    去年7 月中旬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吃完早点，我在书房翻《阅微草堂笔记》，
读到第二卷中的某则，叙事之功令人震撼，正思忖着要不要用毛笔抄下来，手机响
了：“你是不是雷平阳？”口气粗鲁、霸道又稍有一些慌张。我说是，对方就大笑
了起来，要我猜他是谁。又是这把戏，我早就猜烦了，但还是补了一句：“告诉我
你是谁，不说我就挂了。”对方赶紧说：“别挂别挂，我是薛昆生啊，薛昆生，你
不记得啦？战河工地的薛昆生，别挂啊，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的电话呀。”噢，是
薛昆生，我怎么可能不记得呢？1991年我从老家昭通调到昆明的一家建筑集团公司
工作，先是在一家子公司当宣传干事，两年后才又调到集团的企业报社当记者、编
辑，薛昆生就是我采访的第一批基层建筑工人之一。那时的建筑企业不但不景气，
而且大多数都是在垂死的边沿挣扎，国家投资力度小、计划经济阴影不散、行业壁
垒森严、内部竞争无序和民间投资尚未形成规模等多种原因，导致建筑市场僧多粥
少，处处游荡着恶性竞争、等米下锅和茫然观望的幽灵。就拿我所在的企业集团来
说，作为云南最大的建筑企业，职工几万人，几十家子公司，一年下来，总经营额
和生产总值也就在5 亿元人民币左右，刨掉税收、管理费、经营费、材料费、机械
设备购置费和人工费等等，所谓利润，比零还少，少得多了。子公司中，经营好一
些、底子厚一些的个别公司或工程处，职工工资基本能够保障，大多数公司就能拖
则拖或捉襟见肘地发一点生活费。在这种危局与困境中，许多公司推出了“立足昆
明、拓展专州市场”的谋生之策，于是，大量的建筑工人开始了自己一生之中最彻
底的漂泊生活。哪儿有工地，不管是密林中和峡谷里，还是小镇上和荒野深处，单
位领导说一声，抬起一个装日常用品的木箱子，跳上大卡车，便像射出去的子弹，
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会落在哪里。因此，那些年，我所在的企业集团所属的施工队伍，
几乎遍布了云南高原的每一个角落。工人们一如撒向野地的豆子，有的落地生根，
有的被风吹得晕头转向，四海为家又处处不是家。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许刚刚在西
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中修完电站，还来不及抽空去旅游景点走走，大卡车开到了工棚
前面，跳上去，几天几夜的颠簸，下了车，香格里拉的雪山就横在了眼前，在雪花
和刺骨的风中站着，有人用手指着一片洼地，告诉他们：“这儿要修一座水库。”
也有这种情况，一支施工队，来到了“三线建设”时兴建在深山里的军工厂，在军
工厂的边上建起临时生活区，因为厂里大大小小的工程如前列腺患者的尿液，抖半
天有一滴，但又一直不断绝，他们就作为后娘养的乙方长期驻扎下来，像乞丐躺在
高端住宅区的大门外。住久了，施工队又没有移动的迹象，一些青工憋不住了，又
没脸面去找军工厂的女工和职工女儿谈恋爱、结婚，就到附近的村寨里去找。虽然
是建筑工人，却是“国家的人”，村寨里的漂亮姑娘就一个个被带到了工棚里，谈
上一阵，到了五一节，公司工会的干部就会千里迢迢地跑来，带着写好的布标、相
机和糖果之类，在工地现场，燃起几堆篝火，搞一场集体婚礼。从此，男的上工地，
女的则到食堂和预计厂打杂，一年之后，一个接一个的孩子就在工棚里诞生了。再
过几年，如果军工厂在红河州，孩子们讲一口红河话；如果在曲靖，孩子们则讲曲
靖话，当然，也有讲昭通话、临沧话、大理话、楚雄话和文山话的，总之，讲任何
云南方言的都有，有的还讲傣语、哈尼语、纳西语等少数民族语言。不过，也许大
家的根刚刚扎稳，孩子们确信自己就是红河人或某地人的时候，军工厂改制了，有
的改制之后就气息急促了，甚至关门大吉了，相反昆明则吹响了造城运动的过山号、
巴乌、口琴、喇叭和笛子等一切可做号角的扬声器，公司喊一声，云南的山山水水
间，迅速就冒出千千万万顶黄色的安全帽，车辚辚，马萧萧，以最快的速度聚集到
了昆明城下。

    我认识薛昆生，是在丽江宁蒗县战河纸厂的工地上。对众多的基层管理人员和
建筑工人来说，坚壁清野有如过炼狱，于我而言，那却是我一生中最实在也最自在
的时光。以建筑报记者的身份，坐客车或坐公司运送材料的卡车，我到过云南各地
数不清的建筑工地，当然也借机在精神的层面上，为自己找到了写作现场上的辽阔
疆土。宁蒗县战河纸厂所在的战河乡，是小凉山的腹地，诗人鲁诺迪基写的“小凉
山很小/ 只有我的眼睛那么大/ 我闭上眼/ 它就天黑了”，写的大抵就是那一带。
在幻觉经济和错觉决策支配下，人们以为那儿的林木资源足以支撑起一个庞大的造
纸厂，于是，今天早已破产倒闭的战河纸浆厂于20世纪90年代初轰轰烈烈地上马了，
薛昆生所在的公司承接了这个项目的土建工程，薛昆生是工地上的混凝土工，他因
此来到了战河。中国有一个现象，凡任何工程项目，论证、立项、审批流程可以拖
三年五年甚至十年，谁都不急，但只要领导一剪彩，埋下奠基石，军乐队还没解散，
鞭炮的硝烟还在呛鼻子，建设工期立马就由一个个催命鬼所掌管，两年才能竣工的，
一定只给你半年时间，往往还要在合同上写清楚了，往后拖一天就罚款多少。本来
就无事可做的施工企业，除了果断地答应，没有其他路可走。你只要稍稍露出犹豫
状，甲方就说，等着的饿虎、饿狮、饿狼成群结队呢。可既然答应了，那就干吧，
怎么干呢？只要不是病残、孕妇和只会动口不会动手的政工干部，其他员工全部拉
到工地上来，一天24小时，每个班8 小时，三班倒。当时的薛昆生，四十来岁吧，
正是壮劳力，技术又好，想躲也躲不掉，何况他不想躲，儿子正在上学呢，躲开就
没工资拿了，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就会成问题。但他还是没有作好心理准备，在战
河这地方的冬天干活，还真不是他这昆明人能轻松对付的。昆明的气候怎么样大家
都知道，小凉山，战河，冬天一来，冷空气、雪片、冰冻就争先恐后都来了，而且
来了就往衣服、被褥、皮肉和骨头里面钻，钻进来就不走。这还是其次了，混凝土
工人都知道，人是可以抵御寒冷的，刚刚浇筑的混凝土却不能，在寒流和冰雪的面
前，刚浇的混凝土连豆腐都不如，冰冻一旦染过，承重和坚固之说就形同泡影。

    搭乘丽江开往宁蒗的客车，我是在一个雪片飞舞的黄昏爬上小凉山来的。为了
防滑，司机给客车的四个轮子都上了防滑链条，但还是行驶得十分缓慢，仿佛是在
垂怜我。同车的旅伴几乎都把手塞缩在袖管中，头缩在衣领里打盹，我则不停地拭
擦窗玻璃上的水蒸气，只想多看几眼穿着巨大的白色袍子的小凉山。到战河，天已
黑了，饥寒交迫，我在街边小店买了一袋饼干，一瓶酒，边吃边喝，顶着雪花走向
纸浆厂工地。身边不时有拉公分石、水泥和钢筋的手扶拖拉机和卡车来往，想搭一
程，还是放弃了这想法。遇上过一群工地上打工下来的彝族青年，有的对着天上的
雪花唱山鹰组合的流行歌，多数则拖着疲乏的身子默默走路，有人用肘子捅了捅旁
边的那个：“明天还来不来？这种活计要整死人。”被捅的人不搭话，继续走路。
我侧着身子站在路边，给他们让路，他们走得看不见了，才又往冻得越发哆嗦的身
体里灌下一口酒，继续朝工地走去。工地上的生活区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看不见，
可以推测，撤下来的两班人马正在工棚里蒙头大睡，我想找人，就得去现场，那儿
的碘钨灯明晃晃的，冲天而起的光焰里，有雪片在飞，也有搭设脚手架和钢模发出
的撞击声及震动棒呜呜呜的震颤。借着雪光与碘钨灯的余光，我高一脚低一脚地摸
到了工地现场，途中还差点掉进了一个不知挖了干什么的深坑。工地上碰到的第一
个人就是薛昆生，他穿着一件人造草的大围腰，正在双手掌着震动棒，呜呜呜地浇
基础，有十多个人协助他，忙忙碌碌地从搅拌机那儿，用塑胶桶担拌好的混凝土。
我扯着嗓子问他：“师傅，我想找这儿的负责人，工长也行，他们在哪儿？”他头
也不抬：“都死掉了！”我想我遇上了不好对付的角，但还是继续大声地问：“我
是建筑报的记者，你能不能告诉我？”他把震动棒从已经浇好的混凝土中抽出来，
又狠狠地插进新挑来的混凝土中，向我斜瞟了一眼：“我管你是什么鸡巴，有种你
就放下酒瓶，来帮老子抱柴火，这刚浇的基础如果不用火来升温，老子干死了也是
白干！”听这家伙的吩咐，我把背包和酒瓶往雪地上一放，就开始从不远处的土丘
上往基坑搬柴火，他见我如此，有些吃惊，但并无什么表示，只是腾出一只手，指
着一个挑混凝土的妇女说：“你，也跟着这狗日的人去抱柴火吧！”如此干了一个
小时左右，柴火堆得比人还高，薛昆生也关掉了震动棒，对大伙说：“你们休息去
吧。”大伙也就散了，剩下我和他。他仍然不理会我，一脸的水泥浆，看不出任何
表情，自顾自地将柴火往浇出的基础旁边分成若干堆，点上了火，才以不屑而又好
奇的口气问我：“你真是建筑报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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