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一个阴冷的小雨天下午,来到莫扎特的故乡萨尔斯堡。观光客的人潮中,这 市镇显得格外的小而逼仄。粉彩色的涂壁和小巧琐细的花饰,使它们就像玩具,木 偶戏台上的布景。莫扎特的故居,在萨尔斯堡河两岸各有一处,都是狭小的公寓, 可现出生计的动荡和拮据。穿过市镇的河面与两边的街道相比,显得阔大,甚至有 些苍茫,特别令人想起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里,起首的一段:“江 声浩荡,自屋后上升。雨水整天地打在窗上。一层水雾沿着玻璃的裂痕蜿蜒流下。 昏黄的天色黑下来了。室内有股闷热之气。”莫扎特的家里,如今拥满游客,整个 萨尔斯堡都被游客覆盖了。雨水的潮湿气味壅塞了房间,有些郁结,但终还是散发 出一股清新,因人群的流动带进新的雨水和泥泞。当年的隔宿气早被洗涤一空,无 从想象莫扎特一家活动在其中的景象。有一间展室里陈列着那个时代的药材,细弱 的草茎和黄白色的云母片,透露了对付疾病的无奈和挣扎,想到那个家庭不断有人 夭折的命运,不由得心生戚戚。 欧洲城市里的民居格式大致相同,贝多芬在波恩的故居记忆中差不多也是这样, 都是公寓里的一套——几间相连的房间,木条地板,木百叶窗。在维也纳还去过海 利根斯塔特的贝多芬旧居,在一条僻静的马路上,以收藏贝多芬一份未曾兑现的遗 嘱而著名。走入一个小院,上一个木楼梯,贝多芬曾经在此短暂逗留。也许正处于 人生的低潮,于是写下了这份遗嘱,可显然境遇又好起来了,或者说情绪的周期过 去,便按下不提。居处是几进小小的套间,迎门赫然一具玻璃柜,陈列着后世称之 为“海利根斯塔特遗嘱”的那份文件。参观者除我们外,又来了两名日本女生,大 家都在留言簿上写下敬仰的字句。下了这一侧木楼梯,再上对面的楼梯,推门进去, 门厅内坐一老妇人,向我们卖票,出示了方才的门票,回说不管用,因为是两个机 构,对面是贝多芬研究协会,这里才是贝多芬真正居住过的地方。至于“海利根斯 塔特遗嘱”,这里的才是原件,对面只是复制品。看起来,全世界各地都存在文化 资源过度开发的问题。不过,实话实说,这一处更像是一个潦倒的音乐家的客居之 地——只一大间屋子,家什用物比较多,显得拥蔟,于是就有了些生活的气氛,可 是,谁知道呢?多少年前一个房客,租住于此,那时候这里一定相当荒凉,是维也 纳的远郊,没有人会注意这人是谁,来自哪里,怀揣怎样的心情,又将去往什么地 方……所有一切故事都是在之后被丰富起来。如今的海利根斯塔特却有着一股宁静 与明亮,并未染上艺术家阴郁的心境。街面上很少人,偶尔见有年轻的母亲领一群 孩子走过,不知哪里有一个幼儿园或者小学校,喧哗声一波一波传来。巷口的空地 上有一座贝多芬的立像,用粗粝的石材塑成,表情严峻,可更多的是餐饮招牌上的 贝多芬画像,有些像啤酒招贴。教堂的钟声按时响起,钟声在蓝天红顶之间回荡, 渐渐送远。 中午,我们在一家名叫“萨尔斯堡熊”的餐馆吃饭,门面很窄,走进去,门厅 也很窄,窗台壁架上满满当当地堆着那种“萨尔斯堡熊”绒毛玩具,显得更加拥挤。 可是却想象不到的纵深,望不断尽头,上楼打探,竟是惊人的场面,几乎有半条街 的面积,而且全部客满,似乎海利根斯塔特的居民都集中到这里用餐了。女主人将 我们安排在楼下临窗的桌子,点了菜人就不见了,邻座上一位先生主动过来服务, 端这端那,看他稔熟的态度,就猜他是女老板的男朋友。而所有的客人都互相认识, 全是街坊邻居。爱因斯坦也曾经在这里住过,不远的公寓楼前钉了一大片名人的铜 牌,其中就有他的,算是一个老街坊。 在维也纳市里,还有一处贝多芬的旧居,寻找的过程且要曲折得多。向无数人 打听,回答各不相同,天下着雨,从小雨到中雨,遂又成急骤之势。雨中走过来走 过去,直到午前方才走进那幢公寓楼。贝多芬所居住的那一套在四楼,按了门铃, 大门便开了,这倒有些意思了,好像我们是与贝多芬预约的访客。推门进去,经过 穿廊,来到天井,天井的地面上铺了青苔,四周的后窗蒙了灰垢与水汽,窗下还有 一具水斗,多么熟悉的景象啊!在上海殖民时期遗留的欧式公寓里,多有着这样的 天井,被后窗一层层环绕,形成桶状,那窗户格子里,都是触类旁通的生活。沿楼 梯上去,贝多芬的邻人们都闭着门,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身后有一批来自美 国的访客超过我们,楼梯上顿时脚步杂沓,家居的安宁被打破了。博物馆有两名职 员,一个年轻人,看起来有些颟顸;另一个是老人,有一具断臂,显然是主事的, 交割钱票,介绍须知,回答各种询问。贝多芬在此地租住的时间也不长,生活相当 漂泊,但重要的作品也是在这个时期里写成的。而莫扎特还未活到贝多芬命运跌宕 的年纪,就早早凋谢,留给世人一个神童的印象。 时代已经变更,可在欧洲有时候却又觉得没多大变化。在火车站,猛一回首, 所见那铁轨、电缆、隧道、站台、站台上候车的旅客——早春的寒冷阴潮气候中, 男女多是穿黑色大衣,裹着围巾,刹那间所有的色彩都褪去,褪成黑白两色,成了 黑白老电影,那些二战的故事片。或者,在塞纳河岸,对面走来的路人,他们的脸 部线条,表情姿态,甚而至于手里牵着的狗,都像是从文艺复兴时期油画上直接走 下来的。在那里,有一种极其稳定的秩序,潜在于时间的深处。 萨尔斯堡的太阳一落山,未等暮色升起,就萧条下来。游客散去,商店打烊。 和所有的旅游地一样,一旦游客离去,就剩下一个空城。市面冷清,扇扇门闭得铁 紧,窗户里也看不见灯亮。试着推门,不料推开了,店堂里大约三成客。歌台上无 人,寂寂地立着音箱、话筒、谱架,时间正介于狂欢之夜的前夕,座上客多是老派 人。一个身躯魁梧的汉子安静地享用他的晚餐,砧板样的餐盘上是一具巨大的猪腿, 汉子耐心且文雅地用刀切割,一片一片送进嘴里。这就是莫扎特的街坊吗?他让我 想起《约翰·克利斯朵夫》里的“于莱一家”——众人都以为《约翰·克利斯朵夫 》是为贝多芬作传,尤其第一卷“黎明”,作者自己都承认来自贝多芬的传记材料, 可他同时也声明,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是贝多芬,他是贝多芬式的“英雄”,而千 真万确,萨尔斯堡就让我想起克利斯朵夫。父亲去世,家境更加窘迫,不得已从老 房子搬出,迁到另一处,在我看来,就是从萨尔斯堡河的这一边搬到那一边,然后 就邂逅了于莱一家。 这是一段凄凉的日子,搬到菜市街,住进于莱家的出租屋,方才知道这一回是 真正的落魄了。家中虽然长年拮据,父亲嗜酒不止使得债台高筑,更使家人蒙受许 多不堪的羞辱,然而,世代相传的宫廷乐师身份,毕竟跻身于小城的上流社会。他 们有着自己独立的住宅,面向莱茵河,视野开阔,紧邻的院落中就有参议官的遗孀, 即弥娜的母亲家的祖屋,算得上是高尚的区域,而于莱家,却是地道的小市民。菜 市街,听名字就知道是什么样的地方,总是在平民聚集的旧城区,那里房屋挤簇, 人车纷沓,景象要庸俗许多。于莱老先生是一名退休公务员,精气神被琐碎的事务 消磨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那一点又在失意和暮年的心境里殆尽;女婿是爵府秘书处 的职员,作者用一句歌德的名言形容,就是“郁闷而非希腊式的幻想病者”,说白 了就是毫无浪漫气质可言的多愁善感;女儿阿玛利亚原本是健康活泼的,可在父亲 和丈夫的消沉情绪影响下,也变成悲观主义者,她的抑郁是以焦虑为表现,不停地 劳作,同时不停地抱怨,房子里充斥着她的脚步声和叫喊声;两个孩子,男孩莱沃 那,女孩洛莎,在紧张的气氛里养成两种截然相反的性格,一个是格外的静默,另 一个则是加倍的聒噪——说到“聒噪”两个字,便想起八十年代,上海作协在金山 召开一个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汪曾祺老先生注意到我的发言稿里用了一个词 ——“聒噪”,专门问我这个词的出处。我想了一会回答,《约翰·克利斯朵夫》 里面描写于莱一家时用到。汪曾祺老先生一拍案:所以嘛,傅雷的译本呵,他是什 么人?大学问家!我便知道用了有渊源的词,得到了前辈的激赏。就这样,于莱一 家的聒噪打扰了克利斯朵夫,我想,不止是一个音乐家本能地对噪音排斥,更是因 为这种喧嚷所透露出的软弱人性,生活在走下坡路,他们只得随风而去。 初读《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正值青春年少,读到此处,只觉气闷,尤 其是刚经过“弥娜”一节之后,良辰美景一下子沉入黯淡的尘世,情何以堪。因此, 对于莱一家更添厌憎之心。可是,随着年龄增长,阅读经验积累,这一节在不知不 觉中呈现出趣味。有意思的是,即便是这样碌碌无为的人生,也有着些微的音乐生 活。虽然,他们的认识全错,全与克利斯朵夫拧着,可是克利斯朵夫是专业人士, 还是天才,而他们不过是普通的爱乐者,连爱乐也谈不上,不过是单纯的消遣而已。 小说中写道,于莱老人诚挚地邀请克利斯朵夫弹奏钢琴,他一开头,老人便与女儿 大声地交谈起来,谈的又都是一些庶务。只有几曲俗丽的老调才能让他们安静下来, 可是反应又过于强烈了——“那时老人听了最初几个音就出神了,眼泪冒上来了, 而这种感动与其说是由于现在体会到的乐趣,还不如说是由于从前体会过的乐趣。” 这有什么不好呢?一场音乐会里,返场的耳熟能详的小曲子最使观众疯狂,各人有 各人汲取音乐的路径。然而,克利斯朵夫更加生气了,好像被亵渎了什么似的。于 莱家的女婿对潮流略有了解,却也和他的岳丈一样排斥现代音乐。罪过就更大了, 克利斯朵夫认定他坚持古典不是出于什么认识,也不是像他的岳丈单单因为听不懂 而不喜欢,其实只是一种虚无主义,因为不得意所以就不认同自己的时代——“倘 若莫扎特与贝多芬是和他同时代的,他一样会瞧不起,倘若瓦格纳与理查德- 施特 劳斯死在一百年前,他一样会赏识。”在罗曼·罗兰写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的 上世纪开初的十年时间里,现代音乐正以瓦解调性拉开帷幕,宣告着一场革命发生, 罗曼·罗兰不会预料到一百年后的今天,现代音乐走入怎么样的困境,许多勇者先 锋掉转车头,走向复古主义。倒不是说于莱翁婿有什么远见,而是像他们这些小市 民,也许持有极朴素的审美观念,从官能出发,以顺耳不顺耳论。当然,才情所限, 他们无法承当克利斯朵夫的知音,可是,谁才是他的知音呢? 克利斯朵夫对宫廷里的音乐早腻透了;为了生计教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姐弹琴, 揭开了沙龙音乐的底细;幼年懵懂中按下琴键发出乐音,使他浮想联翩:“它们有 如田野里的钟声,飘飘荡荡,随着风吹过来又吹远去……”这种感性的愉悦在训练 中被压抑,然后又在更复杂的乐音结构中升华,要求着更大的满足——德奥体系一 上来就走出音乐的原始性,进入文明阶段。书中几乎没有涉及民间音乐,克利斯朵 夫跟随萨皮纳去乡下参加她教子的洗礼,宾客多是乡下人,乘船走在归途,人们唱 起歌来,唱的是什么?四部合唱。克利斯朵夫的舅舅,一个游走乡间的货郎,曾经 唱过一支歌。从描写中推测像是一支民歌——“又慢,又简单,又天真,歌声用着 严肃的、凄凉的、单调的步伐前进,从容不迫,间以长久的休止”,显然是单旋律, 自由体,可是谁知道呢?说不定从哪一首赞美诗即兴演变,或者是哪一部歌剧里截 取下的一个动机,因为歌唱者的情感和阅历交得接近原创。接下去,舅舅引导外甥 聆听夜声,那不止是听觉,还是视觉与触觉融为一体而纳入——圆大明朗的月亮, 晶莹的水面,浮动的雾气,蛙鸣,蛤蟆叫,蟋蟀野唱,夜莺呢喃,风吹枝条——又 是风,看来文字对于声音真是无能为力,那是极其虚无的存在,任何修辞都太过托 实,而且伤感主义,法国人大约就因为此而不怎么欣赏罗曼·罗兰。舅舅说:“还 用得着你唱吗?它们唱的不是比你所能做的更好吗?”舅舅说得全对,称得上真谛, 可是要将这些自然的恩赐收揽起来,重现于世,还是需要经历枯燥乏味甚至如同数 学一样机械的人工步骤,这就是音乐。 知音就好像打碎的宝石,散落在四下里,不期然间闪烁一下,随即又熄灭。那 一个走穴到小城的法国戏班子,名排末尾的女演员,饰演奥菲利娅。她与莎士比亚 的奥菲利娅浑身上下无一点相干之处,相反,她高大健壮生气勃勃,她的声音富有 音乐性:“纯粹,温暖,醇厚,每个字都像一个美丽的和弦;而在音节四周,更有 那种轻快的南方口音,活泼松动的节奏,好比一阵茴香草与野薄荷的香味在空中缭 绕。一个南欧的奥菲利娅不是奇观吗?”她几乎要将克利斯朵夫唱哭了!次日,他 便去拜访女演员。这法国人和德国的布尔乔亚女子赛西尔完全不同,她们都有才能, 赛西尔是以诚恳劳动实现上帝恩赐的禀赋,带有天道酬勤的意思;法国人高丽纳则 完全不意识也不珍惜自己拥有的才情,仿佛造物主是出于偶然选择了她,她无须学 习和用功,自然就判断得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音乐。有一回,克利斯朵夫给 了她一个和声生辣的小节,她不喜欢,理由是:“我觉得它不自然。”克利斯朵夫 自觉有义务将她的本能推进到理性的范畴,启发道——“怎么不自然?”他笑着说, “你想想它的意思吧。在这儿听起来难道会不真吗?”他指了指心窝。高丽纳说: “也许对那儿是真的……可是这儿觉得不自然。”她扯了扯自己的耳朵。这又在另 一方面切中音乐的本质,就是感官性,关系到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念。假如说赛西尔 是以物理性的认识进入音乐的核心,那么高丽纳就是从官能进入。曾在卢浮宫看见 过一幅画,不记得作者是谁,显然也算不上特别著名的收藏,但印象却很强烈。画 面上是无数双纤手,从堆纱叠绉的袖笼里伸出,相互环绕间,绰约是美人的细腰。 旖旎到颓靡的格调,真可谓声色犬马,大约可与高丽纳作一比。这样快乐佻挞的天 性,尤其是对凡事紧张严肃的克利斯朵夫不谓不是一服心理药方,然而两人到底量 级不同,一个轻,一个重,一个肤浅,一个深刻,幸而时间短,倘若持续久了,新 鲜的乐趣过去之后,就会露出破绽。 当克利斯朵夫与宫廷绝交,出版的乐谱又大大亏本,只得在一所中学谋个音乐 老师的教职糊口,百事不顺的处境里,得了一个“粉丝”的来信,奉承地将他与勃 拉姆斯相提并论,又让他大大地生了气,他可是最讨厌勃拉姆斯了,但“粉丝”的 名字和地址还是在不经意间留在了记忆里。这一日,他去拜见童年的偶像,著名作 曲家哈斯莱,不得其宗失望而归,又阻滞于归途中,正所谓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不由想起了那位老“粉丝”——大学教授兼音乐导师彼得·苏兹博士,于是投奔而 去。老苏兹为迎接克利斯朵夫组织了一个亲友团,成员有法官和牙医,都是爱乐人 士,在苏兹的影响下,又都做了克利斯朵夫的“粉丝”。这场聚会甚至比萨皮纳教 子的受洗仪式更具有质朴热烈的乡村情调:美食、美酒、弹琴、唱歌,畅快极了, 唯一的遗憾是那位牙医出诊去了。这两位提到牙医时,令人神往地说道:“嘿!要 是他在这儿,他才会吃、会喝、会唱呢!”心情愉悦的克利斯朵夫便作了一个慷慨 的决定:多留一天!牙医卜德班希米脱出场的一幕也带有乡村谐谑剧的效果,一切 都是热闹得过了头,夸张到荒唐,却百分之百的诚挚。那卜德班希米脱的长相就是 谐谑剧的人物:高大,肥胖,方脑袋,红头发,大眼睛,大鼻子,厚嘴唇,双下巴, 短颈脖,爱说话,爱笑……就是这么个“又笨重又庸俗的”大块头,却绝无仅有地 传达出克利斯朵夫的思想——“他从来没听见一个人把他的歌唱得这样美的”,这 也是一个造物主漫不经心拼凑起来的怪物,竟然把那么艰深的才能随随便便摁在了 如此粗糙拙劣的器形里面。这又是一个浑然不自知的天才,一旦要自觉起来,刻意 地追求某一种效果,情形立马变糟了。克利斯朵夫分明觉着自己的音乐在被作践, 于是心情大坏。 怎样才能将碎片收拾起来,集为一体,打造成完整的崇高的样式,建立起克利 斯朵夫与世界的通道,因而走出孤绝?克利斯朵夫离开德国,去往法国,将拯救的 希望寄托于邻邦,那里会有什么命运等待他呢?音乐在巴黎几成泛滥之势,到处是 演奏会、新作品、乐评人、乐评报刊、音乐团体、歌唱学校……用罗曼- 罗兰的话, 或者是傅雷先生的话说,就是“制造和弦的铺子”。汹涌澎湃之中,真正的音乐却 少之又少。克利斯朵夫很快就厌倦了,他挣脱出音乐的裹挟,“想去访问巴黎的文 坛和社会了”,结果也是失望。文学界也差不多,一派繁荣中是病态的实质,至于 社会,说起来就有点意思了。克利斯朵夫对巴黎的强烈印象——“就是女人在这国 际化的社会上占着最高的、荒谬的、僭越的地位。”这个说法要是遇上女权主义, 明摆着就是找骂,但他只是为了说明巴黎的颓靡,就像前边说过的卢浮宫的那幅不 知名的画,女性往往不幸成为都会浮华的代表。鲁迅先生《南腔北调集》中,《上 海的少女》那一篇,写到城市的势利眼,如何在其中讨生活,首先是“穿时髦衣服 的比土气的便宜”:“然而更便宜的是时髦的女人”;于是,“惯在上海生活了的 女性,早已明白着这种光荣中所含有的危险”。为什么独独是女性?我们同样不能 简单地将鲁迅先生视作男权主义。现代城市的消费型经济很容易将女性作对象,追 根究底是产生于男性中心的模式,却将女性推至前台。出生于上世纪初的西蒙·波 瓦正在成长,第二性的理论尚处于准备中,我们只能将罗曼·罗兰的女性观理解成 一种修辞,那就是用以代指矫情与空虚。事实上,当他进入到具体的描绘中,男性 也同时登场了,他们甚至比女性更“女性”,轻浮造作有过之无不及。所以,我们 更有理由认为,“女性”在此只是象征性的用语,当然,很不谨慎。然而,就是在 这一个莺莺燕燕的世界里,生出为克利斯朵夫视为神圣的葛拉齐娅。人生向晚的时 节,克利斯朵夫请求与她结为伴侣,葛拉齐娅的回答堪称爱情经典,她说:“我们 没有让友谊受到共同生活的考验,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把最纯洁的东西亵渎了,不是 更好吗?”以此可见,罗曼·罗兰其实对女性保持着圣洁崇高的观念。 话说回去,当克利斯朵夫从文学界和社交界败走麦城,空手归来,命运安排他 邂逅了一个新朋友——奥里维。此时,奥里维所住地方和克利斯朵夫在德国的居处, 菜市街于莱家的出租房相似,狭窄的小街,黑黢黢的门洞,肮脏的楼梯,墙壁上满 是涂鸦,楼道里充斥着孩子们的吵闹声,同样也是——“墙壁每分钟都给街车震动 得发抖。”手头略为宽裕的克利斯朵夫动员奥里维搬出来,两人合租公寓,于是, 他们住进了一幢六层楼老房子的顶楼,作者称这所老公寓为——“那是一个社会的 缩影,一个规矩老实,不怕辛苦的小法兰西,可是在它各个不同的分子中间毫无联 系。”我想,这大约就是作者对法兰西精神规划的空间轮廓,它既不在上层,也不 在底层——底层的社会固然可映照天地不仁,激发起悲悯之心,可从另一方面来说, 并不利于内心生活,它以受折磨的方式接近着肉体感官。克利斯朵夫在寻找思想的 知音,他需要有精神的余裕,而巴黎,正是以一个布尔乔亚的社会主体迎接着他的 知遇。因此,这一次搬家意味深长,虽然没有制造具体的情节,可是却促成了认识 的嬗变,在英雄的历程上又推进一步。 好了,现在可以看看这幢楼里的居民们。小说中介绍,楼房的结构是每层两套 公寓,一套三室户,一套两室房,没有仆人的房间,但底层和二楼却是将两套打通, 所以另当别论。这样的公寓楼,在巴黎随处可见。去过我的《长恨歌》法文版译者 乐老师的家,就是两室户型的那一款,和上海殖民时期的老公寓相仿,大多没有厅, 窄小的过道直通房间,开间不大,但天花板很高,顶角有花饰。有趣的是电梯,挤 在楼梯井中一线天,只能容两个人,或者一个人和一只箱子。墙壁和地板缝里,都 是隔宿气,简直是有体温的。有一日大清早,在蒙马特,街上人迹寥寥,只见一个 女孩子穿着单薄的T 恤,手里握一根超市出售的长棍面包,神色惶惑地在一幢幢公 寓楼前试探着推门。很显然,刚到巴黎不久,临时出门买面包,找不到住处了。所 有的楼房看上去面目相似,石砌的墙面,门楣上多有一帧浮雕,刻着使徒或者圣器, 看多了也觉出恹气。就在这时候,不知哪一幢楼上的窗户里,直浇下来一盆水,紧 接着响起孩子得意的笑声。每一个城市都有这样的坏孩子,无所禁忌,缺乏管教, 惯会恶作剧。走过蒙马特的慢坡,远远看见一座天主教堂,门庭冷清,没有观光客, 却停了一驾马车,车主走开了,马遗下一大堆粪便,热腾腾地冒气。走进去,见一 位神甫正与一位教民谈话,大约就是所谓的“告解”,另有一位黑人妇女安静地坐 在一侧等候。过一时,又有一位神甫来到,较那一位年轻,他向我走来,带着询问 的表情,意思是有什么需要帮助吗?我回答只是看看教堂,神甫转而迎向那位等候 的妇女。两人面对面坐下,女人从椅子滑到地上,双手合在胸前,神甫的手按在她 的头顶,默了许久。这一幕令人感动,似乎是,即便在这样偏僻清贫的地方,游客 都不来,上帝依然没有忘记照应他的子民。 我想,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合租的公寓要比蒙马特地区阶层略高一些。在他们 所住的顶层六楼,另一户住的是一位神甫,四十来岁年纪,被罗马教廷视作异端受 到贬抑,且又不屑于抗辩,与邻里也不打交道,依作者的话,便是——“他的傲气 使他把自己活埋了。”五楼,与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同一侧的底下,是四口之家, 丈夫是工程师,日子过得有点窘,出于自尊也保持着独来独往,但事实上原因还不 止此。年轻的夫妇曾经全身心投入一场持续七年之久的“德莱弗斯事件”,和所有 的革命一样,胜利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成功果实的分配和争夺,于是,陷于消沉。五 楼的另一套住户住着一名电气工人,出身低贱,经过教育和努力,终于过上了一种 知识分子的生活,从此再不愿回到小市民中去,而中产阶级却无法摒除成见接纳他, 他的尴尬处境也体现在他的邻里关系。他刻意地疏远周遭的人,却企图接近克利斯 朵夫,以为音乐代表着上流社会,可却轮到克利斯朵夫躲着他了,因为——“他更 喜欢跟一个平民谈谈平民的事。”四楼的两家,一是婆媳两代守寡人,另一户则有 些神秘了——一位华德莱先生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华德莱先生据传是革命党, 参加过1871年的暴动,被判处死刑又不知怎么逃脱了,经历过生死劫难之后,他大 彻大悟,退身为无政府主义,放弃暴力,投入温和的改良工作,这工作听起来无论 是目标还是用途都相当渺茫:“他要创造一种为普及音乐教育用的新的世界语。” 那女孩与华德莱先生并无血缘关系,是一对工人夫妇的遗孤,这就有点接近中国现 代京剧《红灯记》的剧情,国际共运的故事都有些相似之处。克利斯朵夫曾经试图 联络小女孩和工程师的一双女儿结伴,但双方家长都不热心,宁愿让孩子们寂寞着。 三楼的大房型公寓是房东自留的一套,可从来不住,空关着。小一套的租客是一对 教师夫妇,年龄在四十岁或五十岁,过着清贫简朴的日子。其实是真正的爱乐者, 知道克利斯朵夫的大名,但出于谦逊的性格,也因为对音乐抱有过于严肃的态度, 他们敬而远之,从不敢生出半点前去结识的念头。二楼的打通了的公寓,为一对有 钱的犹太夫妇独占,但一年里有半年住在巴黎乡下,与邻居形同路人。六十岁左右 的先生是考古学家,人极聪明,出身优裕,照理能够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可性格 害了他:刻薄,褊狭,与社会不相融。这性格也带累了他的太太,本来是乐善好施 的内心信仰,却也染上了傲慢病。一整个底层住的是退役军人和三十岁未嫁的女儿, 相依为命度日……就这样,人们携着各自的历史,关着门户各自生活着,互不往来, 互不了解,许多才情被压抑着,终至萎缩,许多思想内耗着,无法惠顾众生,可是 ——克利斯朵夫不得不承认——“可是大家都在那里工作:怀疑派的老学者,悲观 的工程师,教士,无政府主义者,不管是骄傲的或是灰心的人,全都工作着。顶层 上更有那泥水匠在唱歌。”这都是自食其力的人,不是吃俸禄佃租的贵族,也不是 赤贫,这就是城市的主体社会一小市民。他们的能量涣散于封闭的个体中,就看克 利斯朵夫的鼎力,能否将其收揽、积攒、凝聚,进化成更高级的文明。 萨尔斯堡蜿蜒的街道,两边是小小的店铺和公寓楼,莫扎特挟着琴跟了父亲去 到山顶上皇宫里演出,为自己和家人挣衣食,像极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少年时期。 但他身体孱弱,易感风寒时疫,靠那些疗效叵测的药材也管不了什么事,年纪轻轻 便夭折,贝多芬的身体也不怎么样,都没有活到克利斯朵夫的身心和谐的日子,在 生命的终点,听见颂歌合唱:“你将来会再生的。现在暂且休息吧!”也就是中国 人所称作的“功德圆满”。他们都缺乏克利斯朵夫强悍甚至于粗粝的体魄,就像那 个一个人吃一大个蹄髈的萨尔斯堡大块头。看来,罗曼·罗兰塑造他的英雄,首要 人物是增强体格,给他一副好身胚。谁的身胚最耐折磨?市民。不仅是身体手脚在 劳动中有锻炼,更有繁杂的人世打磨神经。再说了,克利斯朵夫不是那类征战或者 垦荒的模范,原始性的,而是音乐家,文明社会的英雄,他需要学习与训练的环境, 就只能将他托生在市民的阶层中了。 维也纳斯蒂芬大教堂,流连在外墙根,墙上的圣徒雕像连绵不断,墓碑铭刻也 连绵不断,有一位光头黑衣男子也在伫立仰望,他与我说,这里曾是莫扎特成婚的 教堂,还藏有莫扎特的遗骸。我问他从哪里来,他回答了一个陌生的地名,就在附 近,再要多问,他忽然害羞地退却了,说:“我只是一个厨子。”一个厨子,这就 是莫扎特的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