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鲁迅先生关于路的释
义。我想，这大约是至今我们所读到的最直白、最朴素的关于路的格言了。路最初
是和人类的生存希望连在一起的，人类怀着希望在原本没有路的地方四处寻找未知
的世界，千万年的寻找，千万年不泯的期冀。今天，我们可以不必质疑，在寻找者
的路上，掩埋着多少寻路者的白骨；我们同样无须质疑，因为找到了路。财富和文
明是怎样在路上聚集。

    城市发展史告诉我们，城市最终是在财富高度聚集的路段形成，然后形成政治
或军事中心，然后集合一方地域的习俗、文化、情感和传统。当人类筚路蓝缕、步
履蹒跚汇集在路上、创建了一路的文明和一路的城镇后，那这条路和路上的人就值
得我们怀念和铭记。这便是我要说的塞外那座声光满目的城市和那条被历史掩埋和
忽略的“北方丝绸之路”的含义。

    如果文明的发端与道路密切相关，那么，在今天现代人几乎不屑一顾的塞外漠
北，文明恰恰是从那里最先显现出了它古老的光环。

    应该说，在李自成一路攻陷北京时，塞北那条路已经是有模有样了；在慈禧仓
皇西逃时，那条路已经成为一条国际性的贸易商道了。是塞北原本有了千年的古道
最终促使了古代贸易的发展，还是古代贸易的发展拓开了一条繁华的国际贸易商道？
我想，正定理、逆定理都成立。

    在现代人的意识里，声光满目的塞外张家口始终是作为军事重镇而存在，边城、
垛口、烽火、狼烟是这一地域千年的象征。从清代直至民国结束的三百余年里，由
皇帝和中央政府直接选派到这里的都统竟多达69人、省府主席13人，直到我们刚刚
过去的上个世纪中期（1952年）方改为张家口专区，隶属河北省。在设都统和省府
主席的漫长年代里，这个地区称察哈尔特别行政区，民国后期称察哈尔省。都统府
和省府一直设在张家口。都统即为封疆大臣，与将军一样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这一
职务与内地的“督抚”平级，他的最高任务就是抵御外来侵略，安抚边疆的稳定。

    由此，我们看到了离北京咫尺之远的京西张家口作为军事屏障（察哈尔即蒙语
“屏障”之意）的历史地位，然而，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国际商埠、一个延续了三
百多年的陆上丝绸之路的货物集散地（历史上称“旱码头”）——张家口，至今鲜
为人知。

    张家口的国际商贸活动应追溯到明初。如果从明洪武年间开始移民山西人到张
家口计起，这块原为匈奴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来了去了的马踏之地便成为
了汉人与北方多民族的融合地，这段历史已达六百余年；移民指挥张文于1429年
（明宣德四年）在这块寒凉之地开始筑城堡，名张家堡，一百年后（1529年），同
为张氏人士的张珍在张家堡开筑了一个小北门，名张家口，张家口名称的由来已近
四百八十余年。作为商埠的张家口，如果从1551年（明嘉靖三十年）明廷批准在今
张家口大境门外正沟、西沟与成吉思汗败北的子孙后裔们开办“以布帛易马”的边
界“贡市”（后称“马市”），到1929年中俄（苏）断交、商贸停止，一条从张家
口至库伦（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一直延伸到恰克图（今蒙俄边界上的一个城市）
的长达4300多华里的中俄贸易商道，整整运行了三百七十七年！

    张家口边塞的贸易方式始终是以物换物，蒙民以马、牛、羊、驼、皮张等畜牧
产品，换取汉民的绸、布、米、茶、锅等生活必需品。1571年（隆庆五年），张家
口的“马市”开始了它的繁荣阶段，由于民间“马市”的开通，吸引来了大量的内
地商贾，他们多是山西人，市场的热闹和成交量远远超过了嘉靖年间。《明代宣大
山西马市考》记载：仅张家口、大同、水泉营3 个马市“官市易马7000多匹，民间
易马、骡、驴、驼、牛、羊达22000 多匹（头）”。

    两年后的万历初年，山西商贾开始大批聚集于张家口，并在那里定居设店，从
事对蒙贸易。万历《宣府镇志》记载：张家堡已是“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
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等等，各行交易铺沿长四
五里许，商贾皆争居之”。明王朝见此，出于边防安全考虑，曾想限止“马市”交
易，诏令将3 个马市11处的易马数量限定在35000 匹以内，但到了1579年，还是那
本《明代宣大山西马市考》记载说，“仅张家口一市，年易马就超过35000 匹以上”。
五年后的1641年，张家口的来远堡（今大镜门南）建成，于是，张家口就有了上、
下堡的俗称，来远堡称上堡，张家堡称下堡，日后的年月里，上、下堡就成为张家
口延伸、发展的母体，直至成为今天近百万人口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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