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镇上唯一未变的建筑是手工业社的二层楼房,那时还兼做客车招呼站的售票处。
去景德镇、九江或县城都在这里买票上车。那时没有多少经济犯罪,没有瘦肉精、
问题奶粉,建工队也不敢做豆腐渣工程,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几十年过去。这房子
还是当年的样子,墙上的浮凸五角星和“农业学大寨”的标语清晰如昨。
一个老太婆带着孙女坐在当年卖票的窗口下择菜。问她这房子现在做什么用,
她说是她家的住房。问房子以前是不是做过客车站,她肯定地说:“不是不是,10
年前我们就搬过来住了。”
在她看来,10年是一段长得足以把任何历史掩埋干净的时间了。
中学的变化相对略小些,也已物是人非。既找不到当年那种低矮简陋像长盒子
的灰瓦房,也看不见当年的老教师,他们老的老,退的退。其中一位常用“树上两
只鸟,用枪打死一只还剩几只?”之类问题折磨我的教工,10多年前就死于食道癌。
被四个现代化的蓝图刺激得眼睛发绿的高中生更是见不到了。那时的墙壁、报刊、
银幕、广播,到处是对2000年的展望和设想。宣传画上全是蓝蓝的天、绿绿的树、
白白的鸽子、红得像烟台苹果的笑脸。这些使我们确信,只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每个人都会成为未来的主人。至今还记得房间墙壁上一幅以人民大会堂和五彩气球
为主体的年画,我不愿做作业时,就抬头从上面汲取点力量。当时没有明星和福布
斯富豪榜,走路都撞电线杆的陈景润是全国所有年轻人的偶像。去食堂的路上、豆
地和油菜地畔,甚至学校的公共厕所,到处都是手捧书本日夜啃读的学生。仿佛,
书本上有一条通往2000年的捷径。
当年从中学通往卫生院和小学的大路两侧是麦地和油菜地,现在也全都让位于
民房和店铺了。中学和集镇之间原有一大片长满马尾松的荒山,时常有野狗去小土
包下刨食因计划生育被引产的女婴,只有胆大的人才敢在夜晚通过其间的小路去集
镇。那条我十分熟悉、蛇一般扭曲起伏的泥路大约有1.5 华里长,夏天常有丑陋的
松毛虫横行其上,脊背一耸一耸速度快得像铁道游击队。
这么多年了,我仍清楚地记得这条小路起伏的弧度和它经过的某个水洼地和裸
露着树根的泥坡。可是,不仅小路消失了,行走在小路上的许多人消失了,马尾松
和整个荒山都踪影全无,取而代之的也是一片拥挤的民房与店铺。
这片山地存在过的唯一证据是一株大樟树。石说,他常在傍晚来这里背书,我
则记得树底下朽蚀出的空洞和荆棘,我曾在洞内见过一条斑斓美丽的大蛇。
在学校的公寓化的宿舍区,我们找到了这个证据,它早已被新围墙圈进了校园,
身高和腰围也远不及当年,树干上牵满电线和晾衣绳。并不是我们的长高相对地降
低了树的高度,石仔细观察得出结论,这株树是当年那株的儿子,父亲早已被锯掉,
泥土里还隐约可见树桩的横断面。
学校南面的水库还在,但水库边的田地同样被住房挤占。那里在夏天曾是一片
瓜地,种着香瓜和西瓜。瓜地中央的凉棚住着一个看瓜老头,我常去那里用饭菜票
和他换瓜,顺便听他讲些葫芦僧断葫芦案之类的民间故事。
交化较小的是学校操场外的荒野,面积虽然被学校圈占了不少,却似乎比当年
更荒了。当年这里一年四季都是茂盛油绿的作物。
在零星地长着几棵马尾松的荒地上走了十几分钟,才看见一个老人在油菜地旁
赶着黄牛耕地。
石上前搭话,问他这么大年纪怎么还干这么重的活,老人吸溜吸溜吸着纸烟答
:“年轻人都去打工啦,我不做谁做?不做饿死去?!”
老人的抱怨提醒我,柘港和其他许多乡村一样,己论为基本失去青春的乡土,
年轻人一成年就被钱诱骗走了,也不知这辈子还会不会回到这土地。
此后的时间,我放弃去小学的计划,和石坐在距柘港集镇大约三四华里远的一
片草地上,描绘我对柘港所承载的那个特殊年代的印象。1980年,这片野地也是我
们经常光顾的所在。
自然生态好,道德生态好,这些肯定是我看重的,当然也是表面的。我尤其怀
念的是,一代人在经历了10年禁锢之后对开放自由生活的热烈向往状态。
一个人一生也很难有一次极端理想主义时期,更何况一个国家。
一代人集体地沉醉于对新生的珍惜、对未来的憧憬。我当年在柘港所见的年轻
人就是这样,意气风发,浪漫乐观。一边学习,一边歌唱;一边劳动,一边恋爱。
这样的浪漫,至今还牢牢地抓着我的心。
这导致我到了大片时代还爱看《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甜蜜的事业》、《巴
山夜雨》、《小字辈》,快40岁了还乐于谈论理想。
更麻烦的是,在许多真正的80年代青年都已经淡忘了那段岁月时,我这个冒牌
货还在把它当做精神故乡,动不动就想回去缅怀一番,否则心里就不得安生。
从柘港回到南昌后,脑子里全都是柘港在2009年的新貌,基本颠覆了20多年前
的那个。
我心里暗藏的故乡,只剩下一张手绘地图,无论我多么渴望,都已无法故地重
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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