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郁达夫与鲁迅的相逢，心中暗喜，此后衍生的故事，一直被人们所玩味。鲁迅
何以要和他联手编刊，文坛有不同解说。从后来他们彼此交往的信件看，内心有相
近的爱憎大约是主要原因。郁达夫真诚无伪、率性的样子，与士大夫气及绅士气甚
远，这是鲁迅欣赏他的原因无疑。即便讲革命文学，达夫的样子是和气者多，非唯
我独草的霸道。鲁迅以为，这样的读书人，才接近真实，是有趣的率性的真人。

    他们在许多地方的一致性，给这本杂志带来了生气。但编辑、校对主要由鲁迅
来做，郁达夫则是看稿和翻译。《奔流》以译文为主，兼杂创作。这延续了鲁迅早
有过的风格。他以为在中国办杂志，译介乃第一要义，那时候的中国小说家和诗人，
他们两人能看得起的，并不很多。1928年中国的文坛正在大讲革命话题，鲁迅与郁
达夫也卷入相关的论战里。但奇怪的是，《奔流》的创刊号并无革命气，还是谈思
想与艺术者为多。这一期有郁达夫翻译的《Hamlet und Don Quihotte 》，这是屠
格涅夫的一篇演讲，很有分量。讨论的是知识分子的两种类型。译笔漂亮，像他的
文章一样雍容典雅，不乏忧郁的美丽。鲁迅把这篇译文排在头条，都是颇有寓意的。

    在编后记里，鲁迅特意提及这篇论文：

    Iwan Turgenjew早因为他的小说，为世所知，但论文甚少。这一篇《Hamlet und
Don Quichotte 》是极有名的，我们可以看见他怎样地观察人生。《Hamlet》中国
已有译文，无须多说；《Don Qui-chotte》则只有林纾的文言译，名《魔侠传》，
仅上半部，又是删节过的。近两年来，梅川君正在大发《Don Quichotte 》翻译热，
但愿不远的将来，中国能够得到一部可看的译本，即使不得不略去其中的闲文也好。

    《Don Quixotte》的书虽然将近一千来页，事迹却很简单，就是他爱看侠士小
说，因此发了游侠狂，硬要到各处去除邪惩恶，碰了种种钉子，闹了种种笑话，死
了；临死才回复了他的故我。所以Turgenjew 取毫无烦闷，专凭理想而勇往直前去
做事的为Don Quixotte type ，来和一生瞑想，怀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的Hamlet
相对照。后来又有人和这专凭理想的Don Quixoteism相对，称看定现实。而勇往直
前去做事的Marxism 式。中国现在也有人嚷些什么Don Quixote 了，但因为实在并
没有看过这一部书，所以和实际是一点不对的。（《奔流》一卷一期）

    鲁迅的感叹不无道理。他暗自感谢郁达夫的劳作是一看即明的。对此，鲁迅颇
为惬意。觉得那文章仿佛是《奔流》的灵魂，他们要展示的恰是这样的一种意象。
屠格涅夫所言，恰是中国知识界彼时要说的话。借着洋人的观点，他们感到了一种
表达的延伸。

    郁达夫喜爱屠格涅夫很久了。或可以说，是屠格涅夫启发了他的灵感，没有这
位俄国作家的引领，他也许迟迟不能进入小说的大门。他对俄国文学的理解，大概
和鲁迅相似，以为是为人生的，并且是为了去改良那人生。俄国小说家在自己的世
界里眺望未来，一面也直面那些血的现实。于是也就有了堂吉诃德式的自我冒险。
这恰好也是达夫内心的写照。在他心里，这些西方经典最终都归结为一个知识分子
的话题了。

    屠格涅夫的话，有几分真。郁达夫和鲁迅都觉得，知识分子的摇摆与探索虽不
可免，但重要的是能够不去计较厉害，独立地选择自已的生活。他们觉得那时候的
中国读书人，伪士过多，即便是讲革命的人，也多是无聊之徒。那原因是知识分子
对社会的了解不过皮毛，而对自己的认识就更为盲无所知了。郁达夫在译后记里说
：

    日本人和中国的军阀通了气脉，打进了山东，惨杀了我们几千同胞，而住在上
海租界上的许多我国的法利赛人还在喊革命文学，想打堂克蓄德的耳光。谁是法利
赛人，谁是堂克蓄德，还有究竟谁能促助人类进步，大约总有公道在那里判断，此
地不再说了。（《奔流》一卷一期）

    旧式的知识分子的堂吉诃德式与哈姆雷特武，乃应付绝境的一种选择。知识分
子在现实面前犹豫不决，乃精神痛苦之故，也都有不为时风所动的坚毅在。但只是
犹豫，不能进击，也是读书人的问题。屠格涅夫的感受，感动了郁达夫和鲁迅，他
们认为，许多人的人格模式未能出其左右。他和鲁迅那时也在转变的途中。两人创
办《奔流》，大概是要和上海的激进文学青年保持距离，就鲁迅、郁达夫的趣味而
言，中国的文坛急需的是对本土问题的勾勒与追问，而非口号。《奔流》的趣味、
品味延续的是西方文学经验里拷问心灵的意识。从某种角度说，也是五四脾气的另
外一种表达。

    鲁迅与郁达夫的气质里有纯朴的东西。他们即便是有了革命的意识，但并不拒
绝先前资产阶级的遗存。比如对表现主义、颓废主义的艺术，都别有新解，能够从
其不规则的悸动里看到对现实的反叛。那么说来，革命不是一种简单的易位，而是
思想的争斗后的涅槃。在他们的本意里，系统介绍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和思想角斗
的过程，要比那些搬来现成的结论式的口号要好得多。

    这个话题敏感，但后来却不太被注意了。我想起钱理群先生，在90年代初曾关
注于此。那时候我们都住在城南，我在他蒲黄榆的家里得到一本他新写的著作《丰
富的痛苦》，话题就是从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说起的。经历了革命，和无数所谓正
确的思潮的洗礼后，人们发现，我们还在屠格涅夫的那个预言里。知识分子并没有
找到那个美丽的星座，而是还在幻影和犹豫中。钱理群是读懂了《奔流》的人，对
鲁迅、郁达夫的心意亦有亲切的呼应。经历过极左文化的阵痛后，他忽然觉得，回
到鲁迅那时候的思路上，或许更为重要。

    如此说来，鲁迅、郁达夫当年的感受，真的意味深长。在变动的时代，知识阶
层的路，还是旧途的延续。人们常常关注结论和口号，在意派别和概念，但内心与
精神的核心地带却荒凉着。如何涤荡那些精神的尘垢，包括己身的洗刷，人们想得
不多。而在《奔流》里，这类的困惑与焦虑，以及超越它们的思考，多少都存在着，
且像巨流一般，越滚越大，浩浩乎有江洋之气。它对后来文化的影响之大，是连编
者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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