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郁达夫与鲁迅的相逢,心中暗喜,此后衍生的故事,一直被人们所玩味。鲁迅 何以要和他联手编刊,文坛有不同解说。从后来他们彼此交往的信件看,内心有相 近的爱憎大约是主要原因。郁达夫真诚无伪、率性的样子,与士大夫气及绅士气甚 远,这是鲁迅欣赏他的原因无疑。即便讲革命文学,达夫的样子是和气者多,非唯 我独草的霸道。鲁迅以为,这样的读书人,才接近真实,是有趣的率性的真人。 他们在许多地方的一致性,给这本杂志带来了生气。但编辑、校对主要由鲁迅 来做,郁达夫则是看稿和翻译。《奔流》以译文为主,兼杂创作。这延续了鲁迅早 有过的风格。他以为在中国办杂志,译介乃第一要义,那时候的中国小说家和诗人, 他们两人能看得起的,并不很多。1928年中国的文坛正在大讲革命话题,鲁迅与郁 达夫也卷入相关的论战里。但奇怪的是,《奔流》的创刊号并无革命气,还是谈思 想与艺术者为多。这一期有郁达夫翻译的《Hamlet und Don Quihotte 》,这是屠 格涅夫的一篇演讲,很有分量。讨论的是知识分子的两种类型。译笔漂亮,像他的 文章一样雍容典雅,不乏忧郁的美丽。鲁迅把这篇译文排在头条,都是颇有寓意的。 在编后记里,鲁迅特意提及这篇论文: Iwan Turgenjew早因为他的小说,为世所知,但论文甚少。这一篇《Hamlet und Don Quichotte 》是极有名的,我们可以看见他怎样地观察人生。《Hamlet》中国 已有译文,无须多说;《Don Qui-chotte》则只有林纾的文言译,名《魔侠传》, 仅上半部,又是删节过的。近两年来,梅川君正在大发《Don Quichotte 》翻译热, 但愿不远的将来,中国能够得到一部可看的译本,即使不得不略去其中的闲文也好。 《Don Quixotte》的书虽然将近一千来页,事迹却很简单,就是他爱看侠士小 说,因此发了游侠狂,硬要到各处去除邪惩恶,碰了种种钉子,闹了种种笑话,死 了;临死才回复了他的故我。所以Turgenjew 取毫无烦闷,专凭理想而勇往直前去 做事的为Don Quixotte type ,来和一生瞑想,怀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的Hamlet 相对照。后来又有人和这专凭理想的Don Quixoteism相对,称看定现实。而勇往直 前去做事的Marxism 式。中国现在也有人嚷些什么Don Quixote 了,但因为实在并 没有看过这一部书,所以和实际是一点不对的。(《奔流》一卷一期) 鲁迅的感叹不无道理。他暗自感谢郁达夫的劳作是一看即明的。对此,鲁迅颇 为惬意。觉得那文章仿佛是《奔流》的灵魂,他们要展示的恰是这样的一种意象。 屠格涅夫所言,恰是中国知识界彼时要说的话。借着洋人的观点,他们感到了一种 表达的延伸。 郁达夫喜爱屠格涅夫很久了。或可以说,是屠格涅夫启发了他的灵感,没有这 位俄国作家的引领,他也许迟迟不能进入小说的大门。他对俄国文学的理解,大概 和鲁迅相似,以为是为人生的,并且是为了去改良那人生。俄国小说家在自己的世 界里眺望未来,一面也直面那些血的现实。于是也就有了堂吉诃德式的自我冒险。 这恰好也是达夫内心的写照。在他心里,这些西方经典最终都归结为一个知识分子 的话题了。 屠格涅夫的话,有几分真。郁达夫和鲁迅都觉得,知识分子的摇摆与探索虽不 可免,但重要的是能够不去计较厉害,独立地选择自已的生活。他们觉得那时候的 中国读书人,伪士过多,即便是讲革命的人,也多是无聊之徒。那原因是知识分子 对社会的了解不过皮毛,而对自己的认识就更为盲无所知了。郁达夫在译后记里说 : 日本人和中国的军阀通了气脉,打进了山东,惨杀了我们几千同胞,而住在上 海租界上的许多我国的法利赛人还在喊革命文学,想打堂克蓄德的耳光。谁是法利 赛人,谁是堂克蓄德,还有究竟谁能促助人类进步,大约总有公道在那里判断,此 地不再说了。(《奔流》一卷一期) 旧式的知识分子的堂吉诃德式与哈姆雷特武,乃应付绝境的一种选择。知识分 子在现实面前犹豫不决,乃精神痛苦之故,也都有不为时风所动的坚毅在。但只是 犹豫,不能进击,也是读书人的问题。屠格涅夫的感受,感动了郁达夫和鲁迅,他 们认为,许多人的人格模式未能出其左右。他和鲁迅那时也在转变的途中。两人创 办《奔流》,大概是要和上海的激进文学青年保持距离,就鲁迅、郁达夫的趣味而 言,中国的文坛急需的是对本土问题的勾勒与追问,而非口号。《奔流》的趣味、 品味延续的是西方文学经验里拷问心灵的意识。从某种角度说,也是五四脾气的另 外一种表达。 鲁迅与郁达夫的气质里有纯朴的东西。他们即便是有了革命的意识,但并不拒 绝先前资产阶级的遗存。比如对表现主义、颓废主义的艺术,都别有新解,能够从 其不规则的悸动里看到对现实的反叛。那么说来,革命不是一种简单的易位,而是 思想的争斗后的涅槃。在他们的本意里,系统介绍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和思想角斗 的过程,要比那些搬来现成的结论式的口号要好得多。 这个话题敏感,但后来却不太被注意了。我想起钱理群先生,在90年代初曾关 注于此。那时候我们都住在城南,我在他蒲黄榆的家里得到一本他新写的著作《丰 富的痛苦》,话题就是从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说起的。经历了革命,和无数所谓正 确的思潮的洗礼后,人们发现,我们还在屠格涅夫的那个预言里。知识分子并没有 找到那个美丽的星座,而是还在幻影和犹豫中。钱理群是读懂了《奔流》的人,对 鲁迅、郁达夫的心意亦有亲切的呼应。经历过极左文化的阵痛后,他忽然觉得,回 到鲁迅那时候的思路上,或许更为重要。 如此说来,鲁迅、郁达夫当年的感受,真的意味深长。在变动的时代,知识阶 层的路,还是旧途的延续。人们常常关注结论和口号,在意派别和概念,但内心与 精神的核心地带却荒凉着。如何涤荡那些精神的尘垢,包括己身的洗刷,人们想得 不多。而在《奔流》里,这类的困惑与焦虑,以及超越它们的思考,多少都存在着, 且像巨流一般,越滚越大,浩浩乎有江洋之气。它对后来文化的影响之大,是连编 者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