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世界各地都有隐士，但大概没有哪个国度像我国古代那样出现过数目那么庞大
的隐士阶层，况且异域隐士多为宗教信仰而隐，而有中国特色的隐士大多没有强烈
的宗教信仰因素，即使是皈依于宗教其实则还是在研究甚至发展着文化。

    中国文人的“政治情结”偏重于大众化情结即民众情结。文人出身的士人起先
常有儒家“天下归仁”的情怀，天真地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人民的命运看成一致，
在政治目标的追求过程中往往心系民瘼，多考虑下层社会的得失。然这美好的愿望
是极易触犯统治集团利益的。他们不谙或不循官场“潜规则”，故常受非议、排挤，
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每每“败走麦城”。这样一来，纤弱的他们只好远离政界，形
成与儒家哲学不同的隐士哲学。

    隐士们离群索居，“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或隐于朝，或隐于市，或隐
于山，或隐于水，冥想、沉思、静坐、倾听内心的声音，甚至留意梦境，“翩然一
只云中鹤”，孤独地内省，在内省中默默地寻找、探求心灵的旷达与自由，践行着
《老子》的“柔弱者胜刚强”。古代文人对自然科学的学习一般有限，大多精于人
文科学，接受的教育主要是儒家、道家。儒家的精义强调欢乐、和谐、包容、入仕，
效忠皇家经营社稷；道家的精髓是尊重生命，遵循自然，讲究修心，提倡无为而为。
兼此两家必有建树，大凡隐士皆系这两大门派学有所成者。囿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以
及个人的性格、心理，隐居只是他们表明自己心迹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一条不得已
而为之的终南捷径，不一定就真的声闻不彰、息影山林、无心出岫，将与世无争、
清高淡泊、不落俗尘的“隐”，作为终极一生的生活方式了。每一个朝代的每一位
隐士的产生都有其非常复杂的社会原因和个人缘由。“位卑未肯忘忧国”。与其说
贤人自隐，不如说社会风气、欲望使然。当一些贤达的文人墨客感到世界正在堕落，
想努力改变又无能为力，便只得变激扬文字、挥斥方道为心底粪土万户侯，便只好
以隐居的方式来对抗，以全其道以求其志。每一个朝代的每一位隐士的产生都有其
非常复杂的社会原因和个人缘由。你想：一向被人看做真隐、苦隐的陶渊明，以
“百世田园之祖，千古隐逸之宗”的生活方式令文人墨客心驰神往。可他当真不想
为人民办事吗？其实他想啊！正如李光地在《榕村诗选叙例》中说：“惟陶靖节隐
居求志，身中清，废中权，故其辞虽隐约徽婉，而真气自不可掩。”陶渊明也并非
一个纯粹的隐士，赫赫有名的陶侃是他的曾祖，他自己先也是为官的，也曾有过激
情燃烧的岁月。可他发现他徒有炽热豪情壮怀，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确改变不了什
么。失望大于希望啊！他是在“日月掷入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
静”的不满、无奈中隐遁自然、陶然忘机、白璧无瑕的。他的隐不是道家之隐而是
儒家之隐，心底里那“修、齐、治、平”炭火何曾熄灭？你看他头戴蓝巾欣赏着阶
庭碧草妩媚桃花，还难免美美一梦；即使躬耕大野“采菊东篱下”，还在憧憬着
“悠然见南山”；他去世前一年写下的《咏贫士七首》中，就有“闲居非陈厄，窃
有愠见言”的诗句——千万不要用一元化的简单思维，否则就难解他胸怀间那千沟
万壑、千波万澜、千言万语、千思万虑、千辛万苦了！难道范蠡不想邀得圣宠继续
为皇帝卖命以求闻达扬声播名？只是世人的嫉妒心、猜忌心太重，社会离乱沉沦，
生灵涂炭自危，竭忠尽智为勾践复了仇范公便知机先退而避祸，做买卖作富家翁，
携西施相契相悦怡然自得地逍遥游，以与世无争的淡泊隐居意味深长地对抗着命运，
以致为无锡太湖留下一碧如今成了旅游胜地、追思佳处的蠡湖。清代的王夫之在讲
到谢灵运的“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诗时，也说其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

    一向看不起隐士的鲁迅先生在《隐士》中，针对周作人、林语堂等提倡的所谓
“隐士”式“悠闲的生活情趣”。首先说古之隐士必先具有“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的物质生活基础，否则就“隐不成”；再则谈归隐也并非皆为清高，而是为了打出
一块“瞰饭”的招牌，说穿了“谋隐”就是为“谋官”，指出隐士对天下大事虽无
见无闻，但对“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人，却必定大加讨伐，实质上也不过是
为了保护那块招牌。不过，鲁迅先生也说：“陶渊明先生是我国赫赫有名的大隐。”

    隐亦有道，隐还有志。人虽隐，匡扶社稷的雄心依存，为国为民以求闻达于朝
廷的壮志还在。用则进，退则隐，以隐待机，可进可退，雄韬伟略机巧如太极一般。
隐士们大多有一种解脱自在的精神，即保持心灵向善而不仅仅是身体远离闹市的尘
嚣；也有一种道德标杆，就是和现实连接的紧密程度。有人把隐居和从政比作是月
亮的黑暗和光明，不可分而又互补。隐士和官员有时常是同一人，只是在他生命中
的不同时期有时是隐士有时是官员罢了。不管隐士是否走出隐居生活去从政，他们
对于整个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是一泓泓“纯粹的思考”和“纯粹的生活”
的源泉，迟早会找到合适的渠道，流向城市流向政坛的。

    “潜伏”待价而沽冀获刘备“三顾茅庐”乞其结束隐居生涯，去扶助他安邦定
国的诸葛亮，去世前留下的《诫子篇》，对如何处理隐居和从政之间的矛盾问题说
得很精辟：“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
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漫则不能励精，险
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志”由“士”与“心”两字组成，可见
其意有多深矣——知识分子心中向往的才是“志”呀！在累积足够经验与智能之后，
有些隐士屡经危殆行事自然谨慎，注重细节的完美，做事还是徘徊瞻顾小心翼翼，
青梅煮酒亦慎张扬、不鲁莽。但他们有的名隐实官，或半官半隐，或忽官忽隐，即
使看似形单影只如断梗漂萍，其内在悲天悯人的生命律动往往仍跃跃欲试，有时其
隐居或出仕对当时的政坛依然会起不可低估的影响和作用，甚至还能左右朝廷的政
策和舆论。文人染指权力的欲望不亚于别行别业，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
孟子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连“君命召，不俟驾行矣”的孔老
夫子，也在《论语·泰伯》里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他周游着列国，
退一步的打算也是当隐士：“道不行，乘槎浮于海！”

    当然，也有《易·蛊》所言“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真隐全隐者，如晋宋间
的宗炳、元代的吴镇等，皇帝下令征召不去，也不和官方打交道。庄子在河南商丘
管理过漆园，但对入仕根本不感兴趣，只羡慕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鲲鹏，还向往着成
蝶，追求的是不为物、我所役，生动活泼充分感受天地之心之道的真我境界。楚威
王派人送来厚礼欲聘其为相国，庄子对使者说：黄金和卿相都是好东西啊，可你见
过养了多年被拉去祭祀的猪和牛吧？人也一样，一旦牵入宗庙作牺牲品，以后再想
成为活猪活羊，哪怕是最弱小的都不可能了，你走吧。追溯一下清明寒食节的由来，
重温一遍介子推的故事，也能使我们心灵震撼得到自省和净化。春秋时期，介子推
在晋文公饥寒交迫陷于绝境之际，“割股啖君”。晋文公回国执政论功行赏时，介
子推功不言禄，携母隐居介休绵山。晋文公求之不得，放火焚山，介子推抱树而死。
为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每逢介子推被焚之日，举国禁火，家家寒食——清明节
由此而来。以一个节日铭记传颂先贤，介子推死而无憾。还有，蜀汉被西晋灭亡后，
晋武帝为笼络人心，征召蜀汉尚书李密为太子洗马即太子的从官，朝廷和地方官逼
迫甚急，李密冒着不与新朝廷合作的风险，以祖母年老多病为由上了一道声泪俱下
的《陈情表》辞不就职，武帝看了奏章后没有为难李密，不但收回成命，而且赏赐
李密两名奴婢侍候祖母。看那《陈情表》，处处表现着李密先生的无奈一在强权面
前，作为微小个人的无奈。做官么？不想。“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在现代民主社会，一个不想做官的人，
很简单，不报名参加竞选、被提名放弃即可，没人会把你绑架到竞选现场强迫你做
总统的。可当时不同。朱棣“篡位”后，为让普天之下读书人及百姓承认其“合法
性”，硬要大儒方孝孺替自己起草一份“告全国人民书”。方孝孺不干，恼羞成怒
的朱棣便灭了他的十族。有人劝谏道，不能杀方孝孺，给帝国留下点“读书人的种
子”。朱棣坚拒。李密虽不能与方孝孺同日而语，不过起码努力坚守了自己价值观
的神圣底线——所有残酷专制的起点，往往从剥夺普通人的正常感受开始。而“少
有高名”的严光本姓庄，与刘秀同学且关系密切，可一旦刘秀做了东汉开国皇帝，
他就改名换姓隐居不出。光武帝“思其贤”四处访求相邀，还派人携礼敦请，往返
三回严光才答应到京。皇帝与他“论道旧故，相对累日”，甚至同榻而眠。严光对
此等礼遇也全然不屑一顾，睡觉时竟率性将脚放在皇上的肚子上。皇上倒也不介意。
即使如此，严光还是不愿待下去听差，毅然拒绝了汉武帝的亲自封赏，不久就又隐
归富春山、隐居富春江了——呵呵，“天子呼来不上船”，不慕不攀官高爵显的侯
门、不惹不弃尘埃，比起当今那些削尖脑袋钻营、不择手段跑官要官、硬拉关系拉
大旗作虎皮到处炫耀乱吹的飞黄腾达者流，这严光简直就是石破天惊离奇的圣人和
精神的象征！难怪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赞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
生之风，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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