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兴化地图上已经找不到边城镇的注标。 2000年,新世纪开端之年,没有给边城镇带来好消息。这一年边城结束了它在 里下河地区延续千年的历史。宣布边城镇撤销的行政令,3 月1 日在边城镇政府发 布,此时边城群众已将镇政府包围,众人情绪激烈,局面失控,前来宣布政令的市 政府官员,以及本区区委书记、镇委书记、镇长,均不同程度遭到群殴,其中尤以 镇党委书记夏建中最严重,据目击者说,夏被一个冲到前面的老妇用鞋底猛烈抽打, 该老妇近六十岁,在边城镇从事小商多年,因撤乡后将影响她未来生计,所以把愤 恨都集中到本镇书记身上,后来她的名字上了妨碍公务、抗拒执法分子名单。乡村 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虽然时有发生,但这一次激化为地方群体暴力抗拒政 令施行,却为近年本市乡镇治理中所少见。以政府惯常的政治强势,亦未料到撤乡 并镇会产生这样大的情绪反应,以致在事发过程中,市政府官员不得不换衣乔装, 破墙逃避,成为这一事件中乡镇民主政治失衡无力的留影与注脚。 事情当然也就到此为止,不可能再有进一步发展,这种冲突往往表明它其实是 无望的情绪发泄,不会产生任何有效结果。而且,就这种暴力事件而言,它亦属有 限暴力,可以放在政府治理的宽容范围内理解。总之,下午五点后包围人群陆续散 去,而镇政府的牌子终于就此摘下了。 2010年7 月,我到边城,离边城镇撤销十年零四个月。边城是我准备调研的兴 化市十个重点乡镇之一。与其他乡镇比较,边城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已不在兴化市行 政区划之内,昔日的边城镇失去了行政地位,而仅仅成为一处有待治理的非规则地 带。显然,我到边城有着明确具体的目的,我想尽可能多地了解当年边城撤并事件 发生的影响,这不仅因为这对我关心的乡村政治有很大关系,而且对我而言更重要 的是,我需要与我关心的这一个案发生关联。我将是一个叙述者,一个再次讲述这 个故事的人。这与一般的所谓田野调查不同之处。就在于这种特殊关注的个人志趣 与本事之间的相关性,而不仅仅是做现场记录。 边城镇被撤并的起因可能并不比该事件的影响与后果更重要。但我仍然需要从 起因说起。毛家旺是我去边城的陪同人,同时也是乡镇撤并的积极观察者。毛家旺 有90年代在边城中学任教多年的经历,我们从边城街巷上走过,至少有七八个人叫 他毛老师。毛家旺早于边城撤销前离开,供职于本地报社。撤乡并镇之初,毛家旺 即以评论员身份写过三篇署名邰保平的政评,作为乡镇政治经济的观察者,他的文 章主要论说“调整部分乡镇行政区划”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些文字显然代表了地 方政府观点,同时也是对地方政府所实施的乡镇重组政策的解说。但当作者介入具 体情境之中,面对他工作生活的边城在行政上被撤销的现实时,他却不可能心安理 得地解释撤乡并镇带来的缺失感。情感不会服从理性,无论现实状况如何,这种缺 失感,会带来内心不安。正是这一种心理原因,使毛家旺作为观察者叙述边城撤并 的故事时,会游离政府立场而站在诉求者一方。关于边城2000年3 月1 日事件,最 初就是由毛家旺对我讲述的。他陪同我两次去边城,并且全力帮我联系边城事件中 的多位当事人,在情感上毛家旺同情和支持所有那些为恢复边城一直努力的人。 然而,无论怎么样,边城镇的恢复与否,都不可能扭转或改变地方政府关于乡 镇的政策取向,以及政治进程。乡镇撤并问题,是在90年代后期几年乡镇经济的转 型与重新布局中展开的。由于近年我对乡镇社会的留心,我注意到,当已故社会学 家费孝通晚年频繁来往于长江下游三角区乡镇时,这位著名的学者用他的小城镇经 济理论支持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有关乡镇政策的实施。在撤乡并镇政策与费孝通的乡 镇发展与建设理论之间有怎样的转换,以及地方政府关于乡镇新政的建立依据何种 条件,等等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然而乡镇以工业经济为发展中心的思路,却不 能不说启动了中国南方发达地区乡镇新一轮的经济竞争,并且促使地方政府谋求乡 镇经济的集中化、规模化,即所谓创建“经济强镇”,就体现了这种集中化、规模 化的经济要求。兴化市地处长江下游的苏中区域,在长江三角区边缘,亦属费孝通 小城镇理论的视野范围。地方政府将费孝通的小城镇建设的经济观点,视为乡镇发 展实践的一种依据,也有案可查。当我在边城座谈时,意气难平的参谈者,把边城 被撤并看成是地方一级政府的长官意志,甚至看成是主政者个人的独断专行,有一 定的事实根据,但以我上面所说的这种乡镇经济发展的背景来看,他们的想法不免 简单化,太多感情用事。因为乡镇撤并按更高一级的政府指令,已在本地区各个县 级市全面展开。省政府对各大市有明确规定,兴化所属泰州市只能保留99个,所以 乡镇撤并非边城一地一事所限,不能以特殊的个案视之。最后一任边城镇党委书记、 现已落职在家的夏建中,在前几天给我的一份书面访谈里,回顾十年前边城镇撤销 的情景时,尽管因个人遭遇而不平,然而他也看到当时地方政府普遍以追求经济发 展为目的的政治运作。进入21世纪,创建“经济十强镇”已成为本市的主要政治指 标,以合并乡镇为构想的方案,是迅速扩大和聚集乡镇经济规模的捷径,虽然一些 主政者可能出于政绩需要而罔顾实际,但真正的驱使力还是单一的经济追求,及其 为满足此经济追求而形成的政府决策。边城在全市45个乡镇中首遭淘汰,只不过开 了一个先例。夏建中在边城镇做镇党委书记达四年之久,仅仅出于个人原因,他也 不愿意边城被撤。作为重要的当事人,夏建中在回应“边城该不该撤”这个问题时, 利用他主理期间对边城各方面情况的熟悉,如人口、资源、工农业经济总量、镇区 规模、建镇历史,等等。夏建中的结论是,边城不该撤销。他的观点代表甚至有意 迎合了迄今为止所有边城人的看法。从一个角度理解,夏建中自经边城撤并事件, 个人命运发生逆变,一直放不下很重的心理负担,他需要通过对边城镇该不该撤销 的辩解,一方面澄清他的政治责任,另一方面也希望对怨恨他、将他告倒并领罪五 年的边城人有个交代。然而,关键之处在于,夏建中列举所有那些反对撤销边城镇 的理由,即使有多么充分,在今天乡镇发展遵行的强大经济逻辑中其实是缺乏力量 的。选择撤销边城的也许有地方政府运作中的偶然性以及地方权力之争的介入之故, 但实施撤乡并镇所依据的是当前经济决定一切的必然要求,其决策合理还是不合理, 其实施方案的对与错、成与败,并不反映在边城该不该撤的个案上,自然也不表现 在任何个人责任上。 市政府撤乡并镇一年后下发的文件中写道:“省委省政府作出的关于乡镇行政 区划调整这一重要举措,为小城镇今后的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做大做强’小 城镇提供了可能,行政区划调整有利于拓展小城镇建设空间,为更大范围内聚集人 口和生产要素创造条件,有利于发挥小城镇的聚集效应,有利于镇区基础设施资源 的最优化配置,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培养支撑小城镇发展的特色产业,有利 于充分发挥城镇服务乡镇企业和农业产业化的载体作用,有利于建立勤政、廉政、 高效的管理队伍。”解读这份文件,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将乡镇“做大做强”的经济 发展总体模式,这个模式之下,将会有更多乡镇卷入“具有聚集效应”的新的经济 联合体从而被吞没,在此情势中边城镇早一年迟一年消失,或者无论是选择边城镇 还是其他乡镇,其间不会有多大区别。真实的问题在于,以经济为唯一驱动力的乡 镇发展,其结果的优劣虽然现在判断为时尚早,然而目前呈现的趋势却也越来越明 朗,这就是传统乡镇将面临着被瓦解和消灭的可能,当乡镇及其乡镇社会不再存在, 其连带影响势必从根本上改变以乡镇为结构中心的农村空间。这不是推论,而是迅 速形成的事实。比如,在同时撤并且成功地发展为全市经济最强镇的戴南,十年来 已经完全工业化、企业化,其社会空间也相应城市化了。我在戴南镇周边村庄作调 查时,发现有的村庄连一寸可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都没有,也不再有真正的农业人 口。费孝通关于小城镇发展应该是有预设的合理规范的,但实际上乡镇发展经由经 济力量左右以及政府政策的推动,却拐进了另外的轨道,甚至与小城镇建设的理想 前景背道而驰。 应该感谢夏建中能够不避嫌疑勇敢重提往事。我把他放在一个“污点证人”的 尴尬位置上。对他来说,谈到边城,有着太多的难堪和痛苦。不过,从另一个角度 来看,我相信一个乡镇官员因撤乡并镇与被治理者结下十年之怨,当有化解之途, 前边城镇党委书记和边城人之间应该能够达成谅解,因为我看到了夏建中对边城的 真实的关心,在恢复边城的努力中,他们会求得共识。 边城社区——这是它目前一个替代性非行政名称——主任张文祥,带着我在边 城镇走访时,我觉察到,恢复边城,已成为边城十年来形成的地方共识。张文祥在 前边城镇担任过多种职务,最主要的职务是镇人民代表会议秘书,这个职务的优越 之处,在于能够尽可能多地接触并记录边城民意。边城镇撤销后,他是乡镇治理一 个妥协性方案的责任人,即边城社区主任,11月底,张文祥再度全票当选这个位置。 我上一篇《沙沟镇》提到张文祥曾写作《边城寻古》,实有错误,这篇文章的作者 为另外两人张从义、张培元,张文祥是编者,他在自办的社区报纸2009年10月期上, 编发了这篇文章,并加上一篇按语,公开表达了恢复边城的立场与诉求。张文祥在 编者前言中着重写道:《边城寻古》旨在让大家铭记边城的历史,激励我们负重奋 进、自强不息,担负起建设美好边城的光荣使命。 我现在使用“恢复”这个词叙述在边城的观感,这是从众多访谈中概括出来的。 与“恢复边城”意识相联系的是“边城的抵抗”。这既非指实质性的权力争端,亦 非行政上的抵拒,这两种都没有现实的可能性,而是指最近十年日渐加深的边城地 方意识,抗御失去边城的政治后果。因此之故,我们才能理解“恢复边城”的实在 性。如果说将乡镇撤并后,以地方意识重建为介质,以地理环境和历史知识为构架, 整合而成的政治地形,看做是另一个边城的自我恢复,那么这种恢复本身就具有了 抵抗的意义,而这意义将延伸到乡镇存在价值的重构。 关于“恢复与抵抗”后面再具述,现在让我稍微详细一点地描述边城。首先说 边城的地界位置。中国很多地方以县界为地名,比如“界首”、“边城”之类,重 复的地名,各守各的地理内涵,要说著名,需靠其他因素。物产、名胜、人物等等, 都可能使其为人所知。沈从文的“边城”,即因它成了文学上的一个典型符号而传 遍世界。兴化边城,在本市正南沿,与本市其他镇区形貌大同小异。边城所辖地区 形势平坦,土地面积46平方公里,人口31000 ,其中农业人口种作稻、麦,主要经 济作物有棉花。与兴化市北部湖荡区相比,这里的河流经过多年水利建设显得比较 规整,共有渭水、唐港、朝阳三条水道,成川字形南北贯穿。其中唐港河是兴化地 区中轴线的一条河流,北由旧唐子镇,南经港口镇连接泰州城。迄至90年代,泰州 班轮船还在这条河道上载客航行。我最后一次乘泰州班,是80年代一个夏天暑假期 间,探望父母后到泰州乘车返回南京。轮船中途从茅山镇稍稍转过身,基本上就是 沿唐港河南行,行到边城,出兴化境。那时有一对中年夫妻在船上唱道情,听说他 俩每天跟船唱道情都只到边城为止。道情是里下河地区的民间曲子,以兴化的道情 最有特点。演唱人多为男女档,而且都有些年纪。男人一手执着长弓似的竹片,一 手挽住头子上蒙有蛇皮的竹筒,敲击节奏,伴女人清唱。歌唱内容为民间劳苦之事, 腔调悲伤,但里面又自有一种高亢与不安,表达生活的不服气。道情在兴化艺术家 郑板桥那里,曾经写成一种文人式的归隐之辞,那是把民间引申和脱俗化了。却说, 唱道情的中年夫妻,在最响亮的煞尾处,收住声口。随后汽笛一响,船舱中有人吆 喝,“边城到了”,看着他们收拾了道具,从容地下船。现在想起来,好像这对艺 人夫妻的说唱活动就是专为界定边城地理位置似的,可惜他们的艺术地位低,没有 机会替它扬名立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