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边城在本市的地位此前五十年呈下降趋势,但至少90年代初,还排列在兴化市 十大名镇的第七位。1990年编写的一份推介宣传资料称,边城“地势平坦,河港纵 横,空气清新,河水清澈。这里稻麦似黄金,棉花如白银,淡水鱼虾鲜,鸡鸭肥又 壮,是一个金山银山一担挑,宜工宜农的好地方”。编写者虽然追求文笔生动不免 略多夸张,但基本反映了边城的地方特点。 地方组织结构及其形态,与其所处的地理状况关系甚大,即使一个微小地区如 乡镇,其形制亦多依地理形势而定,其中又以经济景观最易显象。当水路交通仍为 兴化地区的主要交通方式时,边城依靠水路之便,确能形成它的地区经济特点和优 势。由于通过边城区域的三条水道均为省级航道,边城镇的集散和流动性较强,周 边乡镇亦以边城为农产品及商贸中心,虽然地处本市南端边缘,边城重点乡镇的地 位却借此得以长期保持。在边城街头,一位老人对我说,要说我们边城,那时候连 叶甸人都跑到我们这儿买菜。叶甸为边城邻镇,离边城二十里路,另属姜堰市。 边城镇撤并前统计人口31000 ,农业人口占95%,镇政府所在地有城东、城西、 城南、城北四个行政村与一个居委会,人口超过4000,集镇规模在本市建制镇中属 于中等以上。像所有有着一定的自主产业结构的小城镇一样,除农业经济外,边城 以棉花加工业为中心形成了它的自然经济构架,这也是边城地方经济的特长。棉花 (尤其棉纱棉布)生产与乡镇经济的形成以及面对的现代经济问题,这方面以江苏 南部乡镇企业为典型对象,有大量的叙述分析。我这里举出边城的棉花加工业,不 会进入这种典型分析。我不是社会学家也非经济学家,无此分析的必要。我仅仅说 明边城镇通过棉花加工业,保证了它在本地区的自然经济性质,以及对边城镇地方 经济发展中的持续作用。这既是2000年之前边城镇的经济标识,也是地方政府从财 政上认可边城镇为重要乡镇的理由。而作为一个普通乡镇,边城显然从这种地方性 经济中产生了它的自我规定性,而且它所要求的也是通过自我规定性的强化,以维 护乡镇经济的自主存在,而非与城市均质化。我在边城时,边城人表现出对曾经引 以为傲的边城轧花厂、边城棉布二厂、边城脱脂棉厂破落的不满,恰恰是对于自主 性丧失的一种心理反应。 我不准备用太多篇幅描述边城,更不准备使用统计数据以求描述的精确。接下 来,我想在对边城所作实地的观察中,择取一处地方介绍,加深对边城的感性认识。 这处地方为镇东老区的顾五巷。我是11月30日早晨参加完原边城镇胡官庄村长选举 全程后,第二次来边城镇,主要来看顾五巷。顾五巷旧为由东到西五条平行巷道的 总称,五条长约八九十米的青砖巷道,呈栅栏形,构造了昔日边城镇的主体。边城 人认为,没有顾五巷,就没有边城镇。他们这样说首先因顾五巷曾为边城大姓顾氏 族居的地方,一个较大的群体及其居住区,往往是乡镇形成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因 素,顾五巷的顾氏拥有的这五条巷道,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其群体可以代表边城 原住人口和族群的生活,或者说边城人社会结构及其生活方式,是由顾五巷与其居 住者定型的。其次,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顾五巷不仅作为一个居住空间,而且作为 集市空间,集中了边城大部分手工业和它们的生产者。乡镇与单纯的农村村庄的不 同之处,在于手工业的密集与专业化。正是通过手工业,体现出乡镇经济的程度, 也决定了乡镇经济的自然与自主性质。乡镇商贸也借由密集的手工业生产展开,并 给该乡镇带来利益和财富,以及体现其中的乡镇生活观念和内容。现在的顾五巷只 保留了其中一条完整的街道,在街道一侧我与毛家旺、张文祥走进一家手工作坊, 作坊主人恰好姓顾。顾师傅生产炒米机,他有一台老式车床,顾师傅讲是上世纪40 年代制造,至今还在使用。顾师傅的作坊只有他一个人,每年生产一两百台炒米机。 我小时候在农村常看到挑着炒米机担子的人,走村串庄,现在很难见到了。炒米机 购买量显然不会有多大,但顾师傅的产品也还能行销,问顾师傅原因,他说全中国 可能只有边城生产这种老式炒米机了。顾师傅差不多六十岁出头,对他的制作工艺 非常自信,但这样的作坊能够维持多久,他也没有准信。作为边城镇手工业一个难 得的样本,顾五巷里顾师傅和他的炒米机生产作坊,我相信对边城而言可能别有一 种含义。而更巧合的是,离开顾家作坊,绕过顾五巷出来,正好碰见顾存宝。同行 的毛家旺马上对我介绍说,这位是边城顾代表。顾代表今年已经六十三岁,身体矮 瘦,面容红黑,是我们这一带典型的肤色。多少年前,这里尚为海边盐场时,人们 的皮肤在海风和盐碱气中成为酱色,至今尚见遗传。顾存宝选任本镇人代会代表, 超过五届,在边城,一般没有人叫他的名字,都尊他为老代表。老代表现在顾五巷 开商店,他代表边城镇商贸界。人民代表与乡镇商人之间有什么样的身份转换且不 论,顾存宝作为2000年3 月反对边城撤并的五个发起人之一,现在仍然利用在任代 表身份,从事恢复边城的活动,这使他在本地的政治威望远超商界。我在一份关于 边城地方名望之士的名单上,已经看到顾存宝代表的名字,现在又见其人,应该说 对边城的认识将更完整。 《关于乡镇撤并的有关思考和建议》,出自边城镇中心小学校长、兴化市政协 委员万建农,“恢复边城”的地方意识在这篇文字中得到明晰化。该文成文时间为 2009年,实际上是2000午后万建农作为市政协委员,在历次政协会议期间提案的总 合。与邻市一位乡镇中学校长直接组织领导抗议撤乡并镇不同,万建农更多理性地 通过参政渠道来表达地方诉求。 万建农1980年毕业于江苏高邮师范学校兴化分校,如里下河高、宝、兴所有回 到乡村的师范毕业生一样,经过多年从教,大部分人会成为乡镇一级学校领导,万 建农先在家乡任教,1994年调到邻镇边城中心小学并任副校长,五年后升任校长。 以乡村知识分子的身份参与乡镇政治,一般说来需要具备一定条件,如万建农,1996 年后推选为本市政协委员,无疑为他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可能性。然而,万建农的政 治主动性以及他参与边城的“恢复”活动的深度,并非简单的政协委员这一身份所 使。而是有另外解释。简要地说,师范毕业生回到乡村,在现代中国政治史上早已 形成参与地方政治的传统;而乡村教师不仅仅从事教育,由于在乡镇社会处于权力 与利益的中间地带,往往成为特殊的政治角色,在乡村社会争端中出任协调者;作 为乡村知识分子,他们又是乡镇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乡镇社会环境 里代替过去的“乡绅”阶层;乡村政治活动中,需要道德力量的干预与平衡,资深 乡村知识分子特别适宜被视为这种道德力量的代表。以上所说各点,如以万建农为 例,还可充分展开。处在政治边缘的乡村知识分子,是否可以利用传统与现代政治 资源,在新的“乡村自治”中发挥作用,这是我在以后关于乡村政治的叙述中,作 为可能性讨论的问题,此处略去。总之,无论从师范生出身,还是乡村教师职业, 还是他积极在边城镇传授知识服务教育十五年之久获得的良好的道德声望,我们都 可以把万建农想象为“恢复”边城的关键力量。 在和万建农对谈中,他给我的印象是言语木讷、内心热情,这符合中国传统评 价中“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标准,实际上在乡镇社会,还能保存这样的个人品 质,只能说传统文化在这里继续起着潜在影响。这份意见书,篇幅不长,但对边城 撤并后乡镇的现状与问题,以及如何应对乡镇撤并后的处境,做了细致调查与分析, 可以看出万建农不只徒发议论,而是将强烈的责任心用于实际运作。这里不能具引 万建农意见书全文,可以归纳为:第一,撤并后的现状,边城原有的经济优势未能 发挥,工厂大部分倒闭,人才流失,人口锐减,商贸萧条;原来规划中的乡镇基础 建设及配套设施基本停止,乡镇政治功能丧失,群众的生活需求无法得到应有的满 足;社会矛盾扩大,群众与政府对抗情绪加深,给乡镇治理带来更多困难。第二, 鉴于撤并产生的问题,需要应对的善后措施,调整合并乡镇之间的经济关系,实现 资源共享,同步规划同步发展;加强被撤乡镇原驻地的功能作用,建立它在本区域 内的工商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地位,提高其乡镇规模;在加强制度化和法治 化的治理过程中,实现被撤乡镇社会的政治重建。 就这两点看,万建农的意见书不仅具有客观依据,而且体现了一种比较全面的 乡镇建设新思路。这种新的思路,我理解为是对地方政府已行乡镇政策的边城式的 抵抗,实际所指在于恢复边城,但不求重回边城的行政建制,而重在重构边城的集 镇功能,也就是让边城的存在回到小城镇的本义。我不能不赞赏,这里面包含了乡 镇建设的历史和现实的理性要求。但令我更感兴趣的是,万建农的意见书还显露了 边城关于乡镇自治的可能性。他在思考撤并后主要的政治后遗症——被撤乡镇的治 理边缘化时,涉及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作用,当时撤并方案没有通过边城镇人代 会表决,这种违法的行政命令,造成了边城被撤以后的治理空心,那么当边城需要 重建时,最必要的是治理的法律支持,政府的行政既已退出,那么解决边缘化的处 境,就是“自治”。也就在这里,万建农暗示了边城的地方意识的核心和政治含义。 事实上。如果没有真实的乡镇自治,那么边城的恢复就没有政治保障,也就没有实 践成功的可靠保证。 万建农今年54岁,按规定明年要退出校长位置,随着任职结束,他的市政协委 员也会另有人接替,所以政协任期也就可能到本届为止。因此,万建农告诉我,明 年的市政协会议上,他将把这份意见书作为解决边城问题最后一份提案送交会议, 尽管与往年一样,这份意见书仍然可能流于一纸空文,但万建农还是希望尽最大努 力与政府之间就边城问题达成积极的协议。当然即便不能够达到目的,也不影响他 受到的信任,以及他在恢复边城的活动中继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