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3 月1 日边城镇正式摘牌前一天,边城曾争取与政府进行对话,并且试图通过 群体力量给政府实施撤并政策施加压力。按照通常方法,边城镇七十多岁的老党员 张世杰与以资深入大代表顾存宝等为首的边城人,决定越级到大市泰州市政府集会 上访。这是民主政治在今天可以选择的一个行为限度。边城的行动在公开中进行, 他们在全镇张贴《告边城人民书》,确定“还我边城”的主题要求,并且书写成标 语。这样有组织的群体行动消息,不用说受到政府方面的注意,为阻止这一群体性 事件发生,地方公安受命预先控制了边城镇通往泰州的公路交通,但参加集会的人 们化整为零,一部分人前往邻近乡镇搭乘私营客车,一部分人连夜步行六十公里, 至2 月28日上午11时,老少男女共800 多人,来到泰州市政府门前广场。 已退休的前边城镇供销社主任、集会上访行动的策动人之一蔡照明的回忆录, 部分还原了这次规模较大的集会请愿活动的现场。他长达八个页码的手写回忆录, 用了一个语法奇怪却颇有意思的题目《忆边城撤乡并镇释情》。无须解释,这次行 动成为这位老边城人情感深处的一个永久性的记忆。这个记忆的重点落在:政府行 为失信于民。当时达成的协议是政府对是否撤销边城镇进行调研,集会人员结束该 次行动返回边城,然而政府未能践诺,这让他与所有边城人感情上受伤很深,时虽 过,境未迁,他们还很难释怀。 与政府对话失败,“还我边城”的诉求在第二天宣告落空,这不仅表层上激发 了3 月1 日边城镇政府暴力事件,同时也因这一刺激,凝聚了边城的地方情感,从 而促使一直被统一行政遮蔽的地方意识重新萌发并迅速生长。这样,“还我边城” 的政治诉求,就转换为深层次的“恢复边城”政治欲望,以此应对现行的乡镇撤并。 我在比较发动与参与边城集会主要人物,以及事发后本市公安局拟行政拘捕的 20多名人员的身份资料时,主要不是从利益群体的角度,而是从乡镇政治社会角度, 理解他们所代表的地方性力量。略不满足的是,没有边城镇区以外行政村里的农民, 但这可以从乡镇社会与单纯农村社会之间的差别得到合理解释。中共党员、人大代 表、私营业主、本镇耆宿、家族长老、文化人士等等,他们集合在一起,并转换为 地方共同体,具备一种不一定合法但能体现地方社会团结的政治力量。这种乡镇政 治力量可能形成对政府某种程度的对抗,然而不会产生与政府的分裂。对他们来说, 这个共同体将承担关于边城的重建,也就是“恢复边城”未来会以突出的地方共识 成为他们的政治任务。不过,这些还只是边城事件后的想象性和可能性,就目前而 言,我还没有把握就这个隐态的乡镇共同体的政治前途作出判断,因为事实上假如 他们以共同体显现于乡镇政治结构中时,不用说会在实践中遇到许多麻烦。 实际上,恰恰因为这种共同体想象在现实中的未知性,提醒我只能更多注意作 为边城意识的地方意识。前面说过,我发现边城地方意识萌生于边城镇撤并带来的 刺激,这是从它的消极意义上认识,因为这种地方意识具有明显的心理代偿性;从 积极意义上看,边城地方意识则源于地方共同体的不确定性,以及源于恢复边城这 一共识结果的不确定性,他们需要从地方意识开始,主动建构其地方认同基础。 因此,我有必要在这里介绍讨论事关边城存续、恢复策略的另一重要文本《边 城寻古》。 2009年10月在边城发表的《边城寻古》,作为与《关于乡镇撤并的有关思考和 建议》同时相互呼应的文本,无论在消极意义还是在积极意义上,都体现了边城地 方意识的建构意图。《边城寻古》从原生情感、地方知识等方面,重新连接了边城 的历史和文化空间纽带。这一类似于地方政治志的书写,涉及地缘区域、生活习俗、 族姓关系等,多层次地揭示潜在于边城人心目中关于边城的原生识别结构。这篇文 字,在边城撤销十年之际,正如张文祥编者前言所写,让边城这块土地上的人心情 激荡,对于把失去边城镇视同被剥夺家园的边城人来说,很容易从里面找到归属感, 当然也容易激起深邃的历史之情。所谓“寻古”之努力,其用意和取向在于,识别 和确认一个人文的边城。所谓边城地方意识,说到底归结于边城的人文意识。检讨 十年前边城撤并事件中政府政策的失误,与其说在于单纯的经济考量,还不如说是 人文因素的忽视与缺失,撤并乡镇带来该地区人文传统的断裂,这一会从根本导致 乡镇变质的可怕后果,必然引发地方意识的强烈反弹。因此,借助于《边城寻古》, 我最后对边城的叙述,将集中于边城的人文历史语境之中。 边城14世纪中叶由当年在兴化安丰场举事的张士诚占据。这位私盐贩子,把这 里当做他最初的立足点,堆土筑城,招兵买马,壮大势力。边城也就是在这时候, 1356年作为与朝廷战斗的边沿地区,获得正式命名。这里作为张士诚在扬子江北部 最早的乡村根据地,虽然说不上有城市规模,但这支声势正旺的农民军驻扎在这儿, 并与王朝军队对垒,无论如何都表明了它的重要性。事实上,张士诚当日踌躇满志, 已在边城这块小小的版图上开始裂土封官,首先得封赏的是他手下的十三个重要头 领,分别为萧、倪、唐、郭、施、仇、童、张、冯、王、陈、刘、胡,每姓一份领 地,便有了十三官庄,拱卫边城。显然,以边城为中心区域,我们看到了这个在14 世纪确定的军事空间的存在。而后当张士诚与另一位反叛的军事领袖争夺王权并败 亡,这里便演变为张士诚和他部下的后代们群居的社会空间。据说边城十三官庄环 绕的边城地区,曾经以其不屈服的信念与精神,与新王朝统治者暗中对抗,十三官 庄共同行动,决定不向新王朝纳税,虽然只有区区千人力量,但这一行动却是对新 王朝合法性的否认。边城的暴力抵抗,直至明王朝派遣军队前来血洗为止。而边城 在它经历了最后失败后,藏匿有张士诫当日手书“等我来”三个大字,亦表明他们 仍然有东山再起的信心。现今保存在边城大同村清华庵的张士诚手书木匾,在边城 人看来,无疑是边城通向历史的一个路标。 边城与周边邻镇的关系,或者说它在周边的文化位置,亦由上面的这个历史故 事造成。《边城寻古》考释了边城周边八镇清明节“撑会船”风俗的由来。因为要 躲避官兵追剿,十三官庄大周的第二代们,快船长篙,在河荡沟汉间与朝廷周旋, 有时遭遇官军,装有尖头铁钻的长篙,就是作战武器。后来抵抗失败,英雄黄土, 大周后裔们在清明节这一天从隐伏的乡村星夜集合,又是撑着快船,秘密前来这里 的一个叫“高坟头”的地方,祭扫集体埋葬在这里的亡灵。后来就演变成清明节 “撑会船”的地方习俗。这一习俗的独特而重要的内涵在于,它将所有集体参与者 置于一种显著的假定亲属血缘关系之中(关于这一点,我会在其后对茅山镇民俗活 动的描写中再加申述),这种假定的亲属血缘关系,与上述由历史事件确定的地缘 关系,对一个地区空间的形成一样重要和不可缺少。而就习俗本身而言,一个区域 的习俗,往往代表了这个区域存在的优先性和样板性。《边城寻古》的作者即持此 观点,所以文中不无骄傲地把这一习俗作为书写重点,既是把它当做该地区文明和 文化的创造者和承担者来对待,同时也是努力于从亲属血缘关系的历史遗痕中,发 现边城的原生价值,以证实边城存在的合法性。 边城的历史,是边城地方意识、人文意识的温床。当《边城寻古》主要通过张 士诚举义故事及其文化演变而对边城进行历史确认时,这里面体现出来的是边城人 的集体归属感,并由此升温为热烈的精神感召力。正如张文祥在前言里期望的那样, 边城的历史感召,赋予这个乡镇所有人光荣的使命。我有一个有意思的假设:《边 城寻古》作者张从义、张培元以及文章编者张文祥,他们是张士诚在边城的后代吗? 如果我的这一假设,能够通过家族谱系的查证得以成立,那么我所说的归宿感和精 神力量产生于这样一种亲属血缘的关联之中,不正是一种必然吗? 近读现代以来直至梁漱溟50年代有关乡村政治若干著述,深知中国乡村政治的 特殊性和例外性。置身现实的乡镇政治语境之中,仅以“乡治”理论来看当下乡镇 的处境及未来走向,却也难得明白,亦不易发现有何适用的方案。以边城镇观察, 由于撤并而激发的地方意识复苏,提供了一种政治信息,当边城镇在政府治理中被 边缘化和空心化以后,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政治地形(现在的边城社区,但社区这个 概念显然不合适),这确可给乡镇自治带来新的契机,进而为保存和发展乡镇社会 创立政治条件。但这仍属两难,因为现在无法回避经济一体化和城市化对乡镇存在 的强大威胁,这个威胁的实质在于当乡镇空间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城市化瓦解后,乡 镇自治就是一句空话。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两难之中的边城是否可以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