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站在兴姜河北岸，身后是茅山镇文化站。

    文化站建成不久，三层大楼，包括一个可容纳近千人的剧场，其他是文化陈列
室、图书室和几个活动室。大楼临河，前面有一个数百平米的广场，从环境上说这
是全镇最好的地方。兴姜河从门前向东流淌，下游视野一片开阔。

    兴姜河茅山镇这一段，保留了足够的宽度，河面也还清洁，那些在本地区河道
里常见的肆意孳生的水花生、水葫芦一类植物，显然在入冬前被清理过，趁着冬季
的平静，水色亮了出来。这使荒废已久的兴姜河，稍稍恢复了多年前通航时期的生
态。但这种清理工作，一般也限于集镇周边，自从公路交通取代水路后，人们对河
流已经失去倚重，不会再花费人力财力维护，差不多二十年时间，水道淤塞，水质
降低，流量缩减。近年在集镇周边进行河流清理，与整治乡镇环境有关，或者因
“新农村建设”的要求需要达到验收指标。茅山镇的清理河道工作，则可能还与本
地恢复“会船”水上民俗活动有直接关系。兴姜河由西北向东南，流经以前的老茅
山镇北，现今则从扩容的茅山镇中间穿过，将新老镇区分为两片。本镇每年一度的
清明“会船”大小船只，需要在河面展开追逐，所以河道通畅是最基本的条件。详
情后面再叙。

    这是2011年1 月，一个稍觉寒冷的冬日。风大，只有一点太阳影子。脚下的河
岸，其实很久以前我就非常熟悉。我十五六岁时，曾不止一次拉着装满粪肥的纤船
从这里经过，到达临镇的这一段时，坐在河岸歇脚，看对面镇轮船码头上客下客。
后来，直至38岁时，装载我父亲遗体的木船，经此去下游数公里的茅山火葬场，我
送完他最后的归程。当时这里还是土地和庄稼，河岸只是弯曲的土堤，土堤两边冬
春种油菜或蚕豆，夏秋种豇豆、黄豆，现在，当然没有了。

    只有文化站老站长蔡永明在一边指点我的眼光。越过河面，正对面一带是杨树
与房屋，蔡站长说，那是曹家舍，茅山号子的发祥地。曹家舍，其实是一座已经不
存在的村庄。兴化地区居住人口较少的村庄通常叫“舍”，有的“舍”甚至小到只
有几户人家。曹家舍原是挨着茅山镇东边的自然村，像该地区大部分村庄由河流划
定边界一样，曹家舍并入茅东行政村后作为自然村的空间消失了，其标志是与茅山
镇之间的一条小河被填平。但幸运的曹家舍却未像其他被兼并的村庄那样湮灭无闻，
近年反倒越加有名，只要知道茅山，就一定知道曹家舍。

    茅山镇在以“茅山号子”获得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前后，曹家舍作为
当地一处重要的文化领地，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至少茅山本地党政文化官员对
曹家舍怀有特殊的记忆和关注。“茅山号子”为民歌之一种，其特点是专为田间劳
作时的集体歌唱，当地农民称为“打号子”。按照地方文化专业人员分类，“茅山
号子”通常根据劳作形式分为栽秧、踏水车、碾场、挑担、掼把、薅草号子，歌唱
者为男女青壮劳动力，曲调大体相同，歌词均以一种发力时的呼号之声起头，以下
内容不确定，有固定的传统戏文故事，亦有随口编就的即兴新词、村言俚语，每歌
多为一人领唱，众人应和，分节反复，每节最后又以呼号之声为结。根据劳作时的
环境与人数，也有对唱和轮唱，却非一般民歌的对答，而是彼此起承转合，唱完一
个完整的段落，再循环往复。在我的经验中，“茅山号子”在所有民歌当中其实属
于最简单的一种，从它的声调上可以推断，它应该是由“嗨哟”派直接发展而来，
至于茅山镇文化人士乐于将其源头考索到两千多年前秦王朝修筑长城时，由探亲的
孟姜女口授，可以理解为民间经常在没有历史资料支持之下的想象，只是传奇，真
实与否无关紧要。不过1950年代，随着“新民歌”在国家民族文化中地位的提升，
为“茅山号子”从田野进入庙堂提供了更多机会。

    田野时期的“茅山号子”其覆盖地域不出兴化南部地区两三个乡镇，以茅山为
中心辐射范围仅数十平方公里，我小时候在家乡田头常听到生产队里的男女打“茅
山号子”。我们村庄在茅山东面七八公里，再往东就没有这样的号子了。这样一个
微小地区的民歌能够在中国无数民歌中获得一席之地，主要原因在于它被选参加了
1956年世界青年联欢节，在北京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青年代表
演唱。“茅山号子”作为草根文化，至此达到辉煌的顶点。而曹家舍以“茅山号子”
的“原生地”资格，成为当地文化的骄傲，则因1956年进京八人演唱小组中的主唱
者朱香琳为曹家舍人。从历史的功利性选择看，如果没有这样的演唱，“茅山号子”
很可能淹没于民间，而正是这次具有“庙堂”意义的演唱，使“茅山号子”有了它
的历史，而这个创造历史记录的机会偶然地给了曹家舍这个仅有数十户人家的村庄。
当我了解朱香琳时，得到的情况不仅简单而且说法不一致，连名字是朱香琳还是朱
香莲，也混淆不清。在“茅山号子”民间传承谱系中，朱香琳是可以确认的两个最
早的传承人之一（另一人为纪赛山，男性），但她见诸记录的歌唱活动仅在1951年
到1956年之间，在北京演唱后不久似即离开本地去了上海，有人最后一次见到她是
在“文革”时期，偷偷回来又偷偷离去，以后杳无音信。她在曹家舍没有近亲，据
说婆家在1950年代初镇反时主要成员被杀，其他则外迁，她本人亦有可能因此不能
在茅山长久生活，所以远走他乡。两年前，茅山镇为落实“保护文化遗产”措施，
寻找这位“茅山号子女王”，但几经调查，甚至查阅了她可能居住地区的户籍档案，
结果未见下落生死不明，失踪的女歌手给热切的茅山镇留下了不小的遗憾。有关材
料上说朱香琳现在86岁，如果这个年龄确实，她55年前被征选入京一展“茅山号子”
明亮舒缓而成熟的歌喉时已31岁。她不是所谓的艺术家，茅山乡村里一位普通妇女
的歌声，只不过代表了一种民间情调，为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做一下点缀，所以她
的未来生活没有受到重视与保护，是可以想见的。即便能够载入史志，亦与她个人
无关，她的结局只能在远远的不为人知的所在。

    我在茅山的工作，并非专门调查研究“茅山号子”。事实上“茅山号子”已由
当地文化站完成了初步搜集整理，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1980年代中期，由镇政府
和县文化局任命的文化站长蔡永明，几乎将他工作的最后十年时间和精力都花在
“茅山号子”上面。蔡永明2009年退休，他的个人事业，也因这一年“茅山号子”
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而功成名就。这一点，在文化站荣誉陈列室，面对挂
在正中位置由国家文化部发放的铜质牌子，蔡永明的语气和表情里显露无遗。蔡永
明的站长职位由他的儿子蔡爱方接替，他继承了父亲对“茅山号子”的热爱。

    1990年代中期，我曾应《上海文学》约稿，就乡镇文化站做过一个星期的采访，
访谈了兴化、高邮和宝应三地多位文化站长，对于乡镇文化近三十年历史现状以及
文化站长们的处境，搜集了第一手材料。以往的经验，促使我对文化站的动向予以
新的注意。今天的乡镇文化站，其动向不仅与乡镇文化的走向连接在一起，而且通
过文化站可以看到乡镇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1990年代中期我从文化站以及文化
站长们那里得到的印象是，乡镇文化凋敝零落，二十年后的现在，发生了显著变化。
从眼前茅山镇文化站的建筑与设施，即可感受这种变化的成果。显然，乡镇文化站
的功能与作用得到了当地政府重新认识和评估，文化站长不仅恢复了在当地的文化
权威，而且成为地方发展与治理的必要参与者与可以发挥的力量。茅山文化站现在
本镇地位突出而稳固，与1990年代的乡镇文化低谷时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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