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让我再回到兴姜河。兴姜河从兴化城出城向南，到达茅山镇，转了一个钝角，
然后斜行向东，通往姜埝城。现在的镇政府，在兴姜河西岸，位置差不多在这个拐
角处。向北可以看到河水从远处穿过河堤上白杨树梢一直流过来，树梢上不多的喜
鹊窝，给人在水中流动的错觉；向南可以看到兴姜河通过一条支流，连接着一片大
水，那里叫茅山西大河。在水势上，茅山西大河像兴姜河的一个回潴，其水界比兴
姜河要宽阔，这应该是浚理兴姜河后水流畅通蓄储的结果。

    一年一度的“茅山会船”节在农历清明如期举行。这一天，周边几十个乡镇、
村庄插有各种旗帜具有装饰性的“会船”，通过兴姜河主、支各河道，聚集到茅山
西大河，盛大的水上船会，使茅山镇显示了它作为地方文化中心的号召力。被命名
为“茅山会船”的这一乡土民俗活动，尽管有明确的地方文献记录，但固定在茅山
西大河，却是最近几年的组织与邀集。茅山镇为了扩大规模增强影响，到2010年已
将政府投入资金增加到100 万元，而新的一年则扩大一倍达到200 万，可以看出政
府在复兴地方文化传统上面的力度。

    与“茅山号子”这种单纯表达集体生活情调的民间艺术不同，“茅山会船”为
大型民俗活动，具有区域性特点。其形成时间，很难确证，清代有关文史资料，已
有对“茅山会船”的歌咏，但也只是地方文人对乡土风情的即兴写作。方志或有记
载，亦多依靠乡老传言，不具备历史的严谨，而人类学、文化学或民族志一类田野
调查研究，还难以到达茅山。中国地方庞大复杂，风俗殊异，即使一个小小区域，
也会因其历史长久的沉积而形成特定习俗，过去的说法是“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
风”，倘若没有专门的调查和叙述，几难得以真实辨识。兴化地区各乡镇，形成历
史都有千百年，如此漫长时间中出现的风俗习惯，如“茅山会船”一类民间活动，
确实很难厘清来龙去脉。茅山所在地区的“会船”活动，1980年代后期在本地区各
乡镇逐渐恢复，与乡镇社会空间开始自主开放密切相关，同时也因为这一活动的恢
复，可以看到乡村宗族社会的自我复苏。比如，我出生的村庄，包括我们费姓家族
在内的几大家族，通过“会船”活动，重新恢复了“会船”这一以姓氏宗族为组织
的族群活动。“会船”作为一种沿传已久的仪典，它是本地区族群原生情感的集合
表现之一。这一活动的历史延续，主要是族群记忆，是关于姓氏与血缘的记忆，它
借助于清明节祭祀这样一种伦理行为，加以一种仪典化的呈现，并世代相传。茅山
镇有关材料上为这一民俗活动编排了“传承谱系”，并且列出代表性的“传人”，
比如现在茅山镇东西二村的冯晴春、金秀存，都为六七十岁的老人，这种说法的牵
强附会之处在于“官方”有关规定中按图索骥。所谓“传人”准确地说，是本地一
些著名的活动领头人和组织者。“传人”之说，尽管仅属于枝节问题，但对“会船”
的解释则是引起曲解的一个关节之处，至少它混淆了民间习俗与民间技艺之间的差
异。

    分析“茅山会船”，主要有如下几个要素：1 、姓氏宗族祭祀。以村镇姓氏大
族为组织聚会，用传统的伦理礼仪集体祭祀本宗祖先，参与者为各家族的主要男性
成员，这一“会祭”方式本地亦叫“上坟”。

    2 、环境和交通工具。因本地多河流，组织聚会行动，水上船只，是必需的运
输工具。

    3 、历史影响。“会船”的仪典程式，依据不同时期的民间社会生活方式、思
想观念加以程式化，这些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往往又通过本地相关的历史传说影响
叠加而成。

    上举三种因素，第一种，观察现在部分村庄宗族自发进行的“会船”活动，均
以清明节会祭祖先为先导，“撑会船”是在完成了祭祀礼后举行，“会船”之后还
有同族成员的“会饮”。“会祭”、“会船”、“会饮”构成活动整体。第二种因
素，只要了解兴化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即可知，甚至在此前二十年，船行仍是必不
可少的主要交通方式。第三种因素，关系到“会船”作为民俗仪典的形成以及它的
象征意义，这需要通过对地方地理、历史诸方面的知识梳理，才能明了。“茅山会
船”重新恢复并在最近几年受政府支持与利用后，由于意识形态原因，对于其历史
影响的解释比较混乱，不仅对认识这一民俗的形成不利，而且对彰显和发掘它的社
会功能意义尤其不利，所以我有必要作专门探查。

    首先要依据河流，划出该区域的历史空间。兴化境内有一条由西向东流入东台
市的河道，叫蚌蜒河。蚌蜒河起初或为一条西水东泄入海的自然河流，在民间传说
中它是一个成了精的河蚌，为赶约会，一夜之间由东向西拱行而成。历代治水者，
或治河工或筑堤圩，不止一次整理过这条河道，但仍然遗留了河道蜿蜒曲折的形态。
有确切文字的记载则为，清乾隆十一年（1746）浚河；清嘉庆十九年（1814）东台、
兴化两县再共同疏浚；光绪十四年（1888）于沿河南岸筑堤，以挡泄海洪水南侵。
以河为界，南面部分习惯称作兴化圩南地区，在未撤乡并镇前，圩南地区有张郭、
唐刘、戴南、顾庄、茅山、边城、周庄、陈堡八个乡镇。茅山镇处于该区域中心。
1949年以前，圩南地区行政归属不太确定，既属过海陵（泰州旧称），亦属过东台。
但这总是近代以来的行政区划了。在历史地理版面上，这个区域还有一个特殊的空
间，其标志是茅山镇周边的“九寺十八堡”。这个14世纪中后期在蚌蜒河一带建立
起来的空间，对该地区的文化形态意义非同寻常，在地方知识谱系形成过程中影响
深远。像这样以“堡”为地名，又如此集中于一百多平方公里范围，在中国南方地
区可说是仅有的现象。它反映了明王朝初期该地区的特殊政治与社会情势。我在上
篇《边城镇》里已叙述过，元王朝末年，兴化盐民张士诚举义，并在边城茅山一带
建立了他的第一个乡村根据地，后来张士诚与另一位军事首领朱元璋争夺统治权失
败，当朱明王朝建成后，这里便成为一个危险地带。张士诚主要部属都为本地人，
其后代在张士诚失败后隐伏于这个水泊地区，靠地形之偏僻复杂，得以躲避新政权
的迫害。而新政权则视这一地区为张士诚势力可能再度崛起的地方，为了防范，特
设“十八堡”军事基地驻军镇守。“十八堡”为：孙家堡、穆家堡、蔡家堡、裘家
堡、吴家堡、梁家堡、陈家堡、东里堡、西里堡、史家堡、朱家堡、吉家堡、杭家
堡、孔家堡、郭家堡、柯家堡、卞家堡、许家堡。后世军事堡垒转变功能成为村庄
或集镇，仍然保留了“堡”名。十八堡大部分在现在的蚌蜒河南岸，只有两个堡在
北岸。这一出于政治考虑之下的军事严制管理，既使这个空间变得安全，也强化了
这个空间存在具有的反抗性意义。而且，不仅如此，当明王朝立政不久，朱元璋又
将张士诚占领江南苏州期间，支持张士诚激烈抵抗朱元璋的苏州居民，强行迁居该
地，目的似也为了惩罚和监管，这个空间在社会群体结构中，原住民以外又添加了
新的“政治移民”因素（包括我家族在内的众多本地家族都有从苏州移民的谱系可
查，但我在写本文之前，一直还不很清楚为什么明王朝将苏州居民一定要迁放到这
个地区）。而“九寺”则是以茅山镇北宋时期的景德寺为首的九个寺庙建筑群，明
初奉朱元璋命令或拆毁重造或另行新建，亦为压制本地“王气”之需要，这可以说
是明王朝对该地区的“文化”镇压。正是在这个可资查考并且比较可信的历史空间
里，一种被称之为清明节“会船”的民俗活动产生并延续下来，只是十八世纪无名
氏纪事诗里记录“会船”时，并未说明这一民俗与这一特殊的地方历史的知识关联。

    在可供选择的多种地方历史知识中，我倾向于“茅山会船”作为宗族祭祀组成
部分之一并形成仪典的源头，在于该地区14世纪末期张士诚部属后代们对父祖辈先
烈的秘密“会祭”。借我在《边城镇》使用过的材料，还原当年张部后代血亲们
“会祭”的情景：他们全体壮男壮丁，每年要从附近各个村庄，会聚埋葬父祖遗躯
的“高坟头”（旧边城十三官庄中心一块水上高地），进行年度祭奠。显然，在驻
守十八堡的官军如此密集监视下，祭奠不可能公开进行，张部后代们选择了夜间行
动，凌晨集中祭献后即刻分散。清明前夜，无数木船，装载着牺牲，疾行各条河道，
一条条竹篙握紧在祭奠的热血男儿手中，积蓄着力量，带着抵抗的热血和伦理的激
情，在夜色笼罩下，化作船舷边一道道波浪，涌向两岸。这个春风沉醉杨柳依依的
夜晚，整个水乡都充满了激动和不安。这样的故事，便成为“会船”风俗的基本素
材，木船、竹篙，不再是单纯的工具，而是与祭祀的伦理情感内容一起，合成了
“会船”仪典，人们把它命名为“篙子会”，从此就将这段往事，在十八堡所在地
区，年年上演了。“篙子会”是“会船”简朴的前身，却也是这一民俗活动最具形
象和隐喻之义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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