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戴窑全名戴家窑,更早的地名叫灶产。 当南北串场河通浚,连接并划出了河东十三个盐场的地区位置后,河西是否还 继续保有一定的盐业生产,由于缺少资料记录,已难说清。戴窑地处北串场河西南 端,对面有草埝和丁溪二盐场,再远一点在南串场河还有十三个盐场中最大的安丰 场。安丰场的著名,还因为十六世纪阳明学派的传人王艮十九岁以前在这里当过烧 盐的灶丁,由于王的学生韩贞从戴窑出发,前往安丰场受教,因而戴窑与安丰场亦 有特殊联系。根据近海地区的地缘变化,戴窑烧制海盐的历史(地方志认为在唐代), 显然先于安丰、丁溪、草埝三场,至少戴窑的盐灶,与这些盐场起于同一个时期。 “灶产”之名,即记录了它的制盐史。 显然,串场河的意义不仅仅为盐运交通所需,同时影响和改变了该地区的社会 和经济结构。一河之隔,对面为宋、元两朝官盐集中生产基地,这边经年燃烧的灶 火一天天冷却而灰飞烟灭。推究自然环境的变易,当安丰场与其他盐场仍在源源不 断出产海盐,原先同为“灶产”的戴窑,则渐渐褪去了盐卤的成涩,在隔断了的海 潮声中,这里的土地日渐积淀为新的原野,不再适合盐业生产。串场河的地形地势 划分,实际上即根据相关的自然变化而定。当淮水东泄冲带沙泥顺流而至,新的土 层积盖之下,早前的海滩与芦苇、荒草以及灌木腐殖而成了旧土层,土壤黝黑发亮 而且富有黏性。昔日的“灶产”之地,势必成为垦殖之所,村镇形成,盐民及其社 会也当易为农民及农民社会。但越过“灶产”期的戴窑,是否就具备了优良的农耕 条件,还不能肯定。“海潮倒灌,东乡尤甚”,《兴化小通志》水利志到十九世纪 初,仍然这样忧心忡忡地描述这里的土地状况。事实上海潮对这里土地持续性的 “碱化”威胁,一直是戴窑地区垦殖中的问题,它使戴窑成为良田的历史显得艰难 而缓慢。即使从十二世纪以后兴化地方政府不停建筑拦阻海潮的圩堤,然而东乡的 戴窑离富饶的鱼米之乡其实还旷日持久。至于淮水下泄,以及本地水涝造成的灾害, 较之海潮倒灌,更为频仍。纵贯兴化中腹两条河流车路河和白涂河的下水口,都正 当昔日戴窑。淮水泛滥在上游高邮决坝时,通过兴化全境的洪水至少有一半从这两 条河泄入东海。水势到达戴窑一带后,由于地势低洼,流速缓慢。据资料说,在这 块地区,每当洪涝期,积水最长时要五六个月才能退尽。(我在镇政府看到了戴窑 镇2011年防汛、度汛各联圩示意图,时至今日已无淮水之忧,水害仍为该地每年防 范目标。)因此,“无水发碱,有水浸渍”,不难想象戴窑在向农业社会转移时遭 遇的自然逆境。那么“灶产”后重新改名为戴家窑,就有其变更的理由了。它其实 反映了戴窑社会经济发展取径的曲折过程。 乡镇的形成以及乡镇社会的运作,都须有特定的经济力量支撑。当兴化地区借 助于水利之兴,东防海灌,西阻淮水,大部分乡镇开始步入稳定的农耕时期,并且 通过加大粮食生产,积蓄乡村经济社会力量,戴窑却不免受制于地理条件,折入了 另外一种经济生产方式——窑陶制作。(即便在一个狭小的地域,这个事例,也能 佐证一种地理经济理论。)我在戴窑接触了当地多位文化人士,他们对于戴窑“窑 史”的津津乐道,尽管出于目下正在流行的乡土情绪,却也不难感到其中包含了他 们的一种历史与社会认同。 然而,戴窑的窑业从什么时间开始,即使像韩德粹这样的“窑工传人”(关于 他的身份稍后有介绍),也未能确切知道。在韩自编的一本《戴窑窑文化》小册子 里,主要采用了民间记忆中关于窑业的历史故事。当十四世纪,离这里三十多里外 的白驹场私盐贩子张士诚和他弟弗等十八人举事时,首先响应他造反的则是戴窑窑 工。当地流传的说法是,“十八条扁担下戴窑”,“齐上戴家窑,一路兴化村”。 张士诚沿北串场河南行到达戴窑,在窑工中组织了他最初的武装队伍,因此元末的 这次农民大起义,应该说从戴窑正式开始。方志上说,起事初张士诚的武装迅速达 到“万人之众”,数字或有夸大,但既以窑工为主体,那么其中人数一定不少。如 果这个记忆贴近历史事实,那么可以肯定,这一时期戴窑已具大规模的窑业生产, 否则很难想象有这么强大的武装队伍形成。比较能够得到实物支持的时间考订,是 其后不久的明代初年,也就是1369年至1375年间。戴窑产出的大砖成为明王朝建设 都城南京的主要建筑材料。大砖形制为,长44厘米,宽21厘米,厚12厘米,砖上印 有相关监制官员和制作人的职务和姓名。显然,今天尚存于南京明城墙上的这些砖 块,不仅记录了当日生产地点,同时还证明戴窑的窑业,其生产规模完全能够满足 官方长达七年的建筑需要。而当地民谣传唱:“戴家窑,戴家窑,南北三座桥,七 十二座窑,朱洪武南京筑城墙,一道圣旨到戴窑。”并非创作,而是有史可征。至 于这七十二座窑,传言是此一时期官方专令所建,是否确实已不重要。 总之至14世纪中叶,当大大小小的砖窑碉楼一样分布在车路河下游两岸,这块 数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因窑业而凝聚起它的地方性总体特征。其中大戴庄戴氏窑业 由于位置居中,以及窑群数量最大,为韩家窑(26座)、北窑头(24座)、景家窑、 计家窑等众窑之首,在该地区获得代表性的命名,从而以“戴家窑”代替“灶产”, 在日后乡镇版图上,成为新的经济与社会实体。所以,也可以说戴窑以“窑”立镇, 正是肇基于窑业生产,由此戴窑在经济和社会人口上发展壮大为兴化地区十大重镇 之一。 那么,“戴窑”为何能够以窑业为胜?或者说,为什么窑业会成为戴窑建构其 乡镇经济社会的主选?这就又要回过头来说这里的“土地之利”。前面讲到戴窑土 地性质与特点,由淮水冲泄积层之下的土层,不仅厚度达到十几米,而且是含有大 量有机质和矿物质的高性黏土。我见过这样的土壤。那是缺少燃料的七十年代,我 们那里的农民有几年在境内东、北部荒田到处寻找挖掘这样的土壤,农民们称为泥 炭,运回家生火做饭。新挖出来的土壤,在阳光下闪着油光,甚至在一些尚未破碎 的土块中,还能发现完整的草叶与树叶的脉纹。戴窑的老窑工们都知道,这样的土 壤烧熟以后,颜色深青,质地坚硬,制成的砖瓦非常适用于中国传统建筑。发现此 土之宜于制作高品质的砖瓦,或许最初的技术来自于盐灶的烧炼经验与启发,但真 正发展成窑业,则显然出于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经济前景的预期。在“前 工业”时代的乡村,经济发展无非建立在土地资源自然利用之上,戴窑窑业作为手 工业生产,亦只是“泥土作业”。但“因地制宜”中,却表明戴窑的选择在当日发 挥土地资源作用所能达成的可能性。事实上,戴窑为他们的选择投入了长期而耐心 的努力,才出现后世所描述的无庄不窑、“云蒸霞蔚”的景象。 先看从事窑业的窑工数量。根据现在可供查考的资料推测,戴窑窑业兴起后的 十四世纪以降,砖瓦窑总数应该不下于二百座,以每座砖瓦窑平均需要十到二十个 劳动力来统计,那么窑工人数将达到三四千,如果再加上辅助劳动力,以及那些直 接为烧窑制作工具的人员,保守地说戴窑也有近五千人从事窑业。14世纪左右,当 社会从战乱中趋于安定时,在长江下游中国南方人口密集地区,一个乡镇的人口总 数还不到今天的十分之一,今日兴化地区各乡镇平均人口大约五万,戴窑镇合并了 相邻的林潭乡后人口达到7 万2 千,对照起来,戴窑窑业套用今天的话,不能不说 具有“做大做强”的“集约化”效能,由此也可见乡镇社会本身所具有的内发力。 尽管我们知道,在一种贫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状态中,生存性的选择高于其他的经 济选择,然而戴窑的“窑业”选择,却具有社会组织和经济结构意义,因而能够在 利用土地资源的过程中构建持久的乡里经济社会基础。 人工之外,支持窑业持久的因素则是烧制技术及产品。关于烧制技术,《戴窑 窑文化》的作者,通过访问老窑工,详细收集了这方面的知识,对整个烧制技术过 程有分门别类的说明。其中包括“取土”、“造泥”、“制坯”、“造窑”、“装 窑”、“烧窑”、“窨水”等七大技术环节。而这些环节中尤以“造窑”为最高技 术,因为一座窑的大小与形制都关系到产品完成的质量,“好不好烧”以及烧出什 么样的砖瓦都取决于窑作本身的设计与构造。当地把造窑叫做“打窑”,如同木匠 做家具叫“打家具”一样。在这一点上,戴窑窑业的强项是拥有一批世代承传的打 窑师傅,他们将造窑技术推进到了当时能够达到的最高技术水平。其次为各种砖瓦 形制的创设,例如在砖坯或瓦坯上刻制花纹图案。这种具有工艺性质的制作技术, 是提高砖瓦品质和扩大销路的一个重要因素。戴窑的窑产之所以千百年以来远近闻 名,不能不说是如此精工细作的结果。至于窑产品,与其时其地的建筑需求密切相 关。扬子江下游沿江两岸地区,相对来说经济富裕,特别是这里的城镇社会经济积 累一直比较厚实,与此相适应,城镇不仅建筑数量大,而且更讲究建筑水准,在下 江一带大部分砖木结构房屋,包括士绅的高堂广厦,商人的深院大宅,以及中产人 家的普通民居,都体现了财力的支持。在此社会需求之下,虽然戴窑窑业产品究竟 有多大的覆盖范围,今天很难得到准确数据,但收缩一点说,里下河地区许多乡镇 使用戴窑制作的砖瓦,这应该不成问题。戴窑的砖瓦产品,品种多样,从官方征缴 用于城墙建筑的特制大砖,到一般建筑物所用小砖,以及用于铺地的方砖(民间习 惯称罗底砖),专用于水井、厕所、墓穴的榫头砖、企口砖,装饰性的花砖,等等, 在本地的所有明清建筑物上都能常见;而板瓦与筒瓦和瓦当,亦不仅从形制上提供 了官用与民用的不同建筑用途,而且具有明显的地方适用性。例如一种两顶头有榫 接头的长瓦当,其长28厘米,宽12厘米,重达1 公斤,这是为多雨水的里下河地区 房屋出水专需而制,而滴水瓦当甚至连烧制的花纹图案(荷花莲子藕结),都有着 明显的地方风情特色。可以这样看,与其说当时的社会需求,促进了戴窑窑业的发 达,不如说戴窑以其窑业的技术与产品优势,在满足本地区社会需求的过程中,形 成了它自己的窑业生产优势。这样的优势,在“前工业”时期里下河地区乡镇经济 中,可以说一枝独秀。 这里,我想特别要提出的,是由戴窑窑业生产所影响或者所主导的里下河地方 建筑风格。在我这两年的乡镇社会调查中,居住和建筑空间也是一个观察点。我认 为传统乡镇的瓦解,明显是从居住与建筑的变迁上开始的,尤其最近十年的撤乡并 镇与撤村并居,带来了乡镇居住空间的急速改变和消亡,其首要变易就是体现乡镇 社会居住特点的建筑遭到大规模的毁弃(有些地方是拆去了真正的乡村建筑,而新 造了假的建筑)。乡镇对于“城市”同质化的追求与模仿,使乡镇建筑彻底改变和 放弃了传统,而且这个趋势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失去乡镇建筑特征,将来用什么作 为乡镇标志?这不能不是一个疑问。但这个疑问不是我这篇记录的主题,故存而不 论。然而尽管如此,兴化地区乡镇一些残存的以及出于乡土文化保护而留存的民居, 给我留下的印象,却让我在观察和叙述戴窑时产生了必然的联想。例如我第一篇文 章所写的沙沟镇,那里相对完整的明、清民居建筑群,它由“青砖黛瓦”构成的建 筑风格,如果不是来自戴窑,那么还会有别的地方吗?从下官河一路往南,向东转 入车路河,这一百里水路,是沙沟镇去戴窑的舟行通道,当时四方交通多有阻难, 不用说购买戴窑的砖瓦是最近的选择,若说戴窑建造了沙沟,虽然只是在比喻的意 义上成立,却也难以否定这其中的关系。事实上,《戴窑窑文化》作者收集的戴窑 明、清时期生产的大量砖瓦实物,其青沉黛重的色调,则可充分印证里下河地区乡 镇建筑风格之源。要说这些由土壤的自然质地与火工造作技术相结合提供的基本建 筑材料,构成并延续了里下河地区数百年来乡镇建筑厚朴质实的风格,且与地方性 格和气息合为一体,戴窑无疑具有创设之功。这一点,或为戴窑窑业的开创者不能 预料,当年那些辛苦勤劳的窑工们,并没有想到他们“掘土而作”,会产生这样历 史和文化性的结果。这也是《戴窑窑文化》的作者叙述戴窑窑业历史,不着眼它的 经济特点和作用,而是将它“上升”到“传承文明”的文化高度的原因。地方文化 及其形式,有其建构原点和基础,或许我们的正确做法就是从戴窑的窑业历史中指 认这个原点,并提出可信的历史解释。顺便回应我们现在听得最多的一个说法,即 地方政府屡屡提出的“打造文化”,如果用戴窑窑业及其在地方文化中的作用来衡 量,可知这不仅是浅薄的功利主义行为,而且也是对文化不切实际的曲解。现代以 来,传统的砖木建筑日渐为水泥钢筋建筑所替代,窑业大幅度萎缩,不再在建筑上 占据主要供应位置。近二十年,随着地方“文化复古”风气的兴起,戴窑唯以烧制 “古小砖”而列为“传统建筑”专供,或许这可视为戴窑窑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在 时间上的延伸。 戴窑既以“窑”立镇,在乡镇社会有限的经济条件下,从盐碱水渍的土地上终 于发展为一个乡村工贸型市镇,其中除大规模窑业生产外,自然还有其他因素,1998 年新修《兴化地方志》说,戴窑“砖瓦业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这种对历史的 简化表述,显然未能展开其中的曲折和内涵。在目前关于乡镇社会的叙事中,如何 避免将历史空乏化,实际上涉及对乡镇社会的重新认识,所以撰写乡镇地方志书, 尽管可能在今天多为一种流行需要,却也不可不在客观谨严的要求下做到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