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离开韩家窑,我感到发现乡镇社会正当性与归属感,不仅使我在以戴窑窑业为 经济与社会特点的历史观察理清了思路,而且对乡镇的现实思考有了一个总结性的 概念。 我在戴窑镇遇到的问题,前面已有透露,即在经济单极发展和资本竞争压力逼 迫、控制之下的乡镇政治性和社会性焦虑。这一点,在戴窑地方政府则可以解释为 一种“发展的焦虑”。戴窑镇新到任党委书记王晓秋在与我谈论他履任后的施政计 划时并未掩饰。王晓秋去年年底从安丰镇调过来,此前我和他在安丰镇有过交往, 所以讨论戴窑经济发展时,彼此比较放松和坦率。王晓秋把戴窑目前的经济状况描 述为“井架”,他说,就如同戴窑周边东西南北四条高速公路形成的井字,将戴窑 围在其中一样,“井字架中的戴窑”,经济发展很难走出封闭不通的困境。 按照各兴化市乡镇经济总量排名,戴窑第十六位,处在中等位置,与戴窑地区 历史上排名三、四位相比,特别是与当年齐头的戴南镇强大的财政收入相比,全年 财政只有其四十五分之一的戴窑镇,显然已沦为本地区的三流乡镇。“发展的焦虑” 就是这样产生的,也就是这样无可避免地左右着戴窑镇在下一轮经济指标考量下的 施政措施。按照王晓秋上任后的调查,戴窑过去已有企业,包括曾在1990年代“红 火”的“板桥药业”,在改制中全部失败;至于窑业则早在多年前由于供求萎缩, 现在年产砖瓦量只有两亿,而且因为土壤成本高(本地土壤限制使用,土壤需往沿 海购买)、产品利润少,在戴窑地方经济增长中已无足轻重;唯一具备规模的是戴 窑粮食加工业,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运行,到2010为止,年加工量达到115 万吨, 但这样的“企业”,对戴窑地方经济发展所起作用微乎其微,尤其对增加地方财政 几无帮助,除了日夜行驶在戴窑乡镇公路上的超大型卡车,显示出一种繁忙景象, 这种没有多大经济效益的加工业甚至成为制约戴窑本地经济发展的“瓶颈”。此外 王晓秋还担忧,重载卡车造成境内公路大幅度损坏,影响了本地的资本投资与运行 环境,在经济利益上得不偿失。显而易见,戴窑要想从“井架”中走出来,在新的 “五年计划”内达成经济强镇的目标,除了复制像戴南镇这样的“工业化”模式之 外,以及出让土地引进资本扩大投资以外,似乎没有其他选择。 半年过去后,2011年7 月,新一届镇党委与镇政府联合提交给上级政府一份《 经济工作情况汇报》,该报告对于本镇经济发展势态列出了一组详细的数据:“今 年上半年完成地区生产产值6.2 亿元,同比增长13.8%,占年计划50.3%。其中农 业增加值1.09亿元,增长4.3 %;工业增加值1.61亿元,增长14.5%;建筑业增加 值0.58亿元,增长10.9%;服务业增加值2.9 亿元,增长18%。工业总产值28.39 亿元,增长27.8%,占年计划50.2%。工业开票销售收入3.39亿元,增长43.2%。 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上半年完成财政收入6480万元,比上年同期净增加5069万元, 占年计划196.9 %。其中,一般预算收入1261万元,同比增加465 万元,增长58.4 %,占年计划66.4%;入库税金1655万元,同比增加632 万元,增长61.8%。”这 组数据表明戴窑镇正以最快的速度加入到未来五年新一轮乡镇经济发展竞争之中。 其支持本镇经济快速增长的方式,在这份报告中亦以“招商引资”、“项目扩建”、 “工业园区”、“市场规模”等加以说明。以“招商引资”来看,戴窑镇仅半年时 间,即成功吸纳建成“仓储”、“电子”、“化纤纺织”等三个项目2.6 亿元,三 个项目共用地120 亩,另外还拟定了2 个项目,下半年亦将如期完成。这样的招商 力度,似乎还不够快,规模还不够大,为此镇党委和政府订立了严格的责任措施, 除建立强劲的招商团队外,要求本镇主要负责人每月必须有十天时间在外招商。 “招商引资”既成为今天乡镇经济发展的通用模式,是因为这种模式能在最短 时间内产生最显著的效果,我们不能一般地认为这是地方政府出于政绩需要,而是 要看到今日乡镇走上了一条绝对化的道路。真实的原因在于,“发展”是乡镇的唯 一要求,而“发展”的唯一途径和目标则是“资本”,以及资本集聚后产生的财力。 所以对今日乡镇经济来说,其实已经为“资本”所左右,“资本”改变了乡镇经济 的内在要求与发展路径。在此语境中,乡镇一级地方政府在其“经济人”的角色演 变中,实已成为一个“公司”,所不同的是它有掌握和支配乡镇所有资源特别是土 地资源的权力,可以直接用来作为资本的交换与运作。所谓“土地财政”,并非单 纯的土地转让与出售带来的资金,往往都是加入资本运作,从而转为地方政府的财 政收入。像本地区其他乡镇一样,戴窑镇的土地财政占本镇全部财政收入的60%以 上,主要就是通过土地转售进行商品房产开发所得。由于乡镇有着如此掌握和使用 本地资源的权力,因此“招商引资”中出现的恶性竞争、项目重复、资源浪费、环 境破坏等情况,不仅势所难免,往往在所不惜。(就我所知,乡镇一级地方政府, 在“招商引资”上其实十分矛盾,他们不仅知道“招商引资”在操作层面上的负面 性,而且也知道“招商引资”带来的深层危机,他们甚至不想“招商引资”,但乡 镇被强制性地执行“经济发展”指标,为了达到这个指标,他们不得不去“招商引 资”,这叫“被逼无奈”。再说,乡镇要发展,这是实情,可地方政府却得不到制 度和资金的支持,国家要承担要统筹要负责,要有长久策略的事,却让各乡镇承担, 乡镇自谋发展,“我们不硬着头皮走‘招商引资’的路行吗”?当地一位乡镇官员 如是说。) 我在这里不可能全面描述戴窑镇的经济发展措施和势态,只是有限地利用相关 的第一手资料,举证这个有着自己经济传统的乡镇,被强大的发展要求纳入普遍性 资本经济模式之中,从而失去了乡镇经济的本源性和主体性,以及支持和决定乡镇 社会性质的内发能力。当然,并非只有戴窑一镇一地是这样,至少我所走过的兴化 地区各乡镇都面临同样问题,之所以将这个问题放在戴窑的观察中提出来,则因比 照前面所述戴窑特殊的窑业经济历史,更有助于加深对乡镇社会未来进程的讨论。 再回到戴窑的窑业史,补充我的一点想法。戴窑窑业不只体现为历史文化价值, 在其乡镇社会经济的意义上,它实际上还提供了手工业在乡镇经济结构中的经验和 范式。传统乡镇经济的基本内容,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土地与粮食经济,其次是借 助于土地与粮食经济生长起来的手工业,而后者随着乡镇社会的需要又以超出土地 与粮食经济的能力,成为乡镇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持(乡镇手工业在最近二十年已基 本退出经济舞台,但有关手工业和手工艺人在乡镇社会的消长,我准备另作专题)。 戴窑窑业(它在手工业时代属于古老的陶业),尽管是在土地与粮食经济发展不足 的情况下,作为替代性经济生产出现的,但亦未突破乡镇经济结构的范式。尤其戴 窑窑业因手工业本身的技术进步,在砖瓦烧制中发展出了延传五六个世纪的砖雕艺 术,从而扩大了它的经济价值,加强了戴窑地区的社会经济能力,亦说明手工业之 于乡镇经济之间的建构关系。当然,戴窑窑业作为特殊的手工业,其构建乡镇经济 的过程与历史不能也不必重复,但其中经验仍是我们认知乡镇社会的本源性和主体 性的依据。我想,韩德粹、史进、袁幸福,包括镇长袁卫国等,对戴窑窑业那么充 满热望,正因于这种共同的本源性和主体性的社会意识。 那么,基于以资本为运作方式,通过工业、企业、现代商贸业以及房产业等 “现代经济”方式,强制推行的乡镇经济发展,对乡镇社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只 要到那些“经济”发达的乡镇走一走就很容易看到。以我之所见,本来“贫穷落后” 的乡镇社会,确实需要通过发展经济得到重新建设,因此乡镇建设与地方经济发展 是在共同目标之下同步进行的,可在实际情形中,两者之间却背道而驰,经济快速 发展之下的乡镇社会不是得到建设,恰恰是趋向于解体,经济越发达,则解体越快。 兴化地区的戴南镇,大约十多年时间,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不锈钢工业中心,地方 财政是戴窑镇的45倍,其结果也就是造就了一个新的“工业基地”,而这个“工业 基地”则以绝对强大的经济能量取代了过去作为乡镇社会的戴南。问题在于,假如 只有一个戴南镇影响还有限,但当下几乎所有乡镇其经济发展都朝着这个方向“转 型”,那么这种导致乡镇社会瓦解和消失的前景就十分令人担忧了。 进一步分析,我还要指出,现行的乡镇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与乡镇建设背道 而驰,实在是因为它与乡镇社会建设本身并没有关系。因为现代资本在乡镇经济中 的运作,充其量只是利用乡镇资源再获取资本,而非为增强乡镇经济社会力量。受 制于此,地方政府即使怀着振兴乡镇社会的愿望,却不由自主偏离了地方经济发展 的轨道,成为资本的同谋,不自觉地出卖或抛弃了乡镇社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 由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乡镇经济发展”中,看不到作为乡镇社会最重要基础、本源 性经济的农业有什么改观和强大的迹象,也看不到乡镇社会那些自主性经济的保存 与激活,更看不出如何能够让传统的乡镇经济与现代经济真正接轨的努力(即使所 谓“高效农业”,也只是在资本计算之下的利效),能看到的是“撤乡并镇”后向 “城市化”集聚造出来的现代繁荣,或“撤村并居”后在新建楼群后面土地流转出 来的丰厚利益,当然还能看到那些生活在乡镇社会的农民一天一天被改变他们的身 份,成为不再耕种他们的土地而年年领取各种土地置换金的人(这个身份居然还被 命名为“新农民”)。总之,当任由资本占据了乡镇经济空间,当本源性、自主性 的乡镇经济完全失能时,假如没有切实的更改和挽救措施,那么乡镇社会的命运在 “发展”中消亡就只剩下时间了。 而目前乡镇社会所面临的情势,无疑将我们的观察和思考,最后推到保护和坚 持乡镇社会存在的“正当性”这一终端问题上。我前面说到,乡镇社会有着它的历 史“正当性”,这种正当性既包含了一种经济理性,也包含了为一种生存理性,以 及社会伦理,依据这样的正当性,乡镇社会才能持续并得以发展。同时,生活在乡 镇社会中的人们,也依据这个正当性获得安全与保护,并且由此产生归属感。出于 这样的认识,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提出必须维护乡镇社会的存在,也才有责任在乡 镇社会濒临瓦解之际,提出中止和结束这种灭亡式的“发展”。让乡镇归回乡镇, 宁可零发展,也不要硬发展。 最后,我也把对戴窑的观察和叙述,放在对乡镇社会的“正当性”的保护和坚 持的要求之下,虑及这个有自己社会特点和经济个性的乡镇所面临的存亡之难,我 作为观察者和写作者有责任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有句拗口的名言说:“一切还 没有结束,结束还没有开始。”处在这个时间的夹道中的戴窑,何去何从,虽然困 窘,但没有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