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定都平城后，拓跋鲜卑俨然以征服者自居，徙山东六州及高丽杂夷36万人，百
工伎巧10万人，充实到因战乱而荒芜的首都，并在四方四维设置八都帅，劝克课农
桑，征集税收，这一措施恢复了早熟中国政治制度中由皇帝直接向农民征免的传统。

    在符号的亲汉性方面，拓跋珪的开山力作就是议定国号。

    公元398 年6 月，太祖拓跋珪下诏议定国号。群臣大部分都主张以“代”为号，
因为“代”具有封国和地域的双重意义。但是，在东晋皇帝司马德宗遣使来朝时，
用什么样的国号来与东晋交往，意义就不同寻常了。拓跋珪舍弃群臣之言，选择汉
族士人崔玄伯的意见，决定以魏为国号，以与东晋争正统。国号称“魏”，其意义
有二：一是“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表明拓跋氏占有中原，理居“正朔”，
使东晋标榜的“正朔”失去依据；二是拓跋珪以魏为国号，报书于东晋，等于宣称
北魏政权才是曹魏的合法继承者，而夺取曹魏政权的司马氏建立的晋政权是非法的。
以正朔自居，旨在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这不仅迎合了拓跋珪贬抑晋主的需要，
也反映了北方汉族士人恢复魏晋典章制度文化传统的愿望。

    定国号为魏，确立了拓跋王朝接续东汉、曹魏之后的文化正统地位，表现出北
魏统治者深远的战略眼光。北魏由于掌握了军事和文化的双重制高点，一统江湖的
旗帜从此飘扬。公元426 年，北魏续任的统治者攻克统万，结束了赫连家族一统万
邦的野心；公元439 年，灭亡了北方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凉。至此，持续分裂达一
百三十多年的黄河流域，归于一统。

    公元443 年，中原之主、万王之王的拓跋焘，在平城接受各方朝拜。史书记载，
乌洛侯国来朝，乌洛侯国“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其上下湿，多雾
气而寒，民冬则穿地为室，夏则随原阜畜牧。多豕，有谷麦……其国西北有完水，
东北流合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巴尼大水，所
谓北海也”。

    这个额尔古纳河东南的古国，在唐代就已消失。但它却因为下面一段与拓跋焘
的对话，屡屡成为钩沉的对象。乌洛侯国的使者朝见拓跋焘时，说：“石庙如故，
民常祈请，有神验焉。”

    鲜卑民族传说，当年鲜卑民族蛰居在大兴安岭时，在崖壁上凿出了一座巨大的
宗庙。乌洛侯国使者说的这个石庙，并不只是拓跋鲜卑一族的宗庙所在，而是当时
三十六个鲜卑部落生活聚居、祈祷神灵的地方。听说鲜卑民族的宗庙依旧香火繁盛，
拓跋焘命令中书侍郎李敞，远赴大兴安岭参拜祖先，为远在千里外征战的拓跋臣民
们祈福。

    公元443 年7 月25日，由乌洛侯使臣做向导，李敞率二百名将士过长城，越燕
山，涉难水，风餐露宿，日夜兼程，一直走进莽莽苍苍的北方大森林。在一座大山
的万丈悬崖前，李敞终于找到了那个鲜卑民族集体记忆中的嘎仙洞。他们摆上马牛
羊之牲，在山洞前举行了隆重的祭祀大典。此时，南部的代北草原还是鲜花遍地。
秋风瑟瑟，他命令石匠在洞壁上刻下了201 字的拜祭祝文：“聿来南迁，应受多福。
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边、庆流后胤……”

    在鲜卑后裔锡伯人的语言中，“嘎仙”意为“故乡”。鲜卑民族在公元二世纪
下山之后，东到辽东，西到祁连山，鲜卑人遍布中国北部边陲。李敞苦苦追寻的这
个嘎仙洞，从此成为所有流落世界各地鲜卑民族的精神故乡。

    从政治的手段看，拓跋焘追寻精神故乡的举措，固然出于思乡之情，但显然也
有加强鲜卑军团内部团结的向心力的至大功用。原因在于，鲜卑军团南下中原的最
重要初衷，并不是如中原帝王那样，以统一和实现和平为目标，而主要是掠夺财富。
每攻一国，都要计算所获多少，战胜之后，也要将财宝和牲口赏赐给将士，因此，
整个军团才能上下一心、誓死效力。在“我鲜卑常马背中领上生活”的生活模式中，
中原不过是权宜寄居索取之地，北方大草原才是他们真正的归属。

    统一北方后的拓跋焘，更是多半时间率领军队在草原游弋，甚至经年不返。拓
跋焘闻听刘义隆试图进攻北魏，特意给他写了一封充满游牧气息的劝函。其中云：
“今闻彼自来，设能至中山及桑干川，随意而行，来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厌其区
宇者，可来平城居，我往扬州去住，且可博其土地。”

    鲜卑军团的这种游牧本性，使得早期的北魏统治者对中原文化没有深刻的认同
情怀，而多半出于一种功利、实用的态度选择性使用。他们对汉族的人才虽然求贤
若渴，却强烈反对鲜卑本族被汉人所同化。鲜卑人贺狄干出使长安，“因习读书史，
通《论语》、《尚书》诸经，举止风流，有似儒者”，拓跋珪“忿焉，既而杀之”。
拓跋硅命令仿造汉族创制的庙堂音乐，全部是汉人不知所云的鲜卑民歌，和庄严拘
谨的晨钟暮鼓完全大异其趣。这种“便宜行事”的文化态度，固然有点粗疏不堪，
但同时也使得拓跋帝国可以保持一种开放性的文化态度，清理涤荡掉陈腐落后的汉
文化，功不可没。

    中华帝国在度过少数民族入主后的汉文化危机后，同时还需要面对另一个容易
被忽视的挑战，就是佛教的传播。

    大约公元一世纪前后，发源于印度的佛教，越过兴都库什山和亚洲中部台地，
在西域地区逐渐兴盛起来。到十六国后期，在立国于天山南麓的几个割据政权的倡
导下，已经成为了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宗教信仰。城中贵人无不耗巨资修建庙宇、崇
法礼佛，佛教在统治阶级上层和普通民众中拥有众多的信徒和无与伦比的影- 向力。
北魏末年，北方各地有佛寺三万多所，僧侣二百多万人（占总人口约6.7 ％），形
成于这一时期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也无一不显示出那个时代佛教对中
国人生活广泛而深刻的渗透。

    公元439 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征西域，攻灭北凉，将大批的西域贵族和僧
侣、工匠迁到首都平城。这些新的移民，也将他们的信仰与文化带到了当时北方的
统治中心。同时，中原地区持续的战乱，也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早在东汉明帝时期就传入中国的佛教，就这样在统治者、贵族移民和贫民的三方推
动下，迅速地兴盛起来。

    佛教的兴盛，无疑对北魏政权产生了直接的威胁。在历史上，宗教和世俗政权
统治竞争，历来是你死我活，非常惨烈。这种潜在威胁，在万里之外西方基督教对
西欧世俗政权的破坏中已经成为现实。基督徒狂热地打开城门，欢迎北方皈依的野
蛮民族进城，罗马帝国已经名存实亡。正如费正清先生所言，拓跋王朝不仅要消除
刀光剑影的威胁，还必须应对宗教在亚洲的挑战。

    幸运的是，一位叫法果的宗教领袖提出“君即如来”的主张，将佛等同于现世
的君王。这种神权和皇权合一的宗教思想，固然是保护僧徒的权宜之计，但它对中
华民族的融合起到一个难以估量的作用：不管种族、肤色、年龄、性别、阶级，每
个人在宗教信仰上都具有沟通和理解的可能性，这大大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和各
种社会冲突，有效地辅助了北魏世俗政权的统治。

    公元453 年，一个名叫昙曜的高僧奉旨赶往平城，一天，这位风尘仆仆的法师
正行走在大路上，文成帝拓跋溶出巡的车架迎面而来。导行的御马竟然直接走到昙
曜面前，将他的袈裟用嘴衔起。非常之马，非常之举动，让文成帝对眼前这位法师
刮目相看。这就是《魏书·释老志》中记载的“马识善人”的故事。故事的真伪已
不可考，但佛教的这段佳话，却开启了云冈百年营造的序幕。

    被奉为帝师的昙曜乘机要求，在京城西武州山开凿五座石窟，凿开石壁，开窟
五所，为北魏自拓跋硅以下的五位皇帝各造大像一座。公元460 年，文成帝下令：
“诏有司为佛像，令如帝身。”正式开始了云冈石窟的营建。

    云冈石窟，在大同的武周山麓，依山开凿，绵延一公里。地理学家郦道元在《
水经注》中，曾有过令人向往的记录：“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状，世法所
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

    由昙曜主持、凉州工匠参与开凿的五座石窟，从第十六窟到第二十窟的这五尊
高13.8米到15.5米的巨大佛像，分别代表着北魏建国初期的五位帝王，以塑造过去
佛、现在佛、未来佛的三世佛为题材，史称“昙曜五窟”。

    昙曜五佛，是西域造像艺术东传的顶级作品。这些高鼻深目，眉眼细长的大佛，
不仅带着佛性的睿智，还融合着帝王的威严和恢弘。它们是北魏五位帝王的化身，
分别代表了文成帝拓跋溶、景穆帝拓跋晃、太武帝拓跋焘、明元帝拓跋嗣、道武帝
拓跋珪。在能工巧匠的手中，这些帝王的灵魂似乎从宫廷阴谋和战争杀戮的肉身中
升华，以悲悯的眼光俯视台阶下往来的芸芸众生。

    云冈石窟前后总共五万多尊佛像，耗费如此巨大，对于一个以马蹄和长刀起家
的部族来说，这显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艺术欣赏和信仰的需要。这些石窟造像能够
修建得如此迅速和宏伟，根本的原因在于它宣扬神权和皇权合一的观念，从而获得
了统治者的全力支持。对祖先住在山洞的拓跋氏来说，将神安置在由人凿出的洞窟
里，和将祖先放在山洞里没什么不同。能以中原之物力，祭祀历代祖先，这既解决
了鲜卑军团的精神向心力问题，又可以晓谕人民，移风易俗，平息干戈，何乐而不
为？

    从这个侧面来说，云冈石窟的开建，以一种永久性的方式，将鲜卑民族从嘎仙
洞的草原梦想中彻底钉牢在中原大地。同时，它开凿得越宏大，雕刻得越精巧，越
预示着一个鲜卑民族以劫掠和游牧为基础的军国体制的瓦解。

    得益于解决了汉人合作与宗教这两个“费正清困境”的问题，到拓跋弘时代，
北魏已经从占据塞北的一块苦寒之地，迅速膨胀为占据整个华北平原的一百多万平
方公里的土地的中原政权。经历了连续54年战争，开国时精锐部队和贵族将领消耗
殆尽，民族矛盾日益尖锐。

    根据统计，道武帝24年中，有起义8 次，明元帝15年中起义14次，太武帝29年
中起义15次，文成帝14年中起义7 次，献文帝6 年中起义5 次，孝文帝29年中起义
34次，其中公元445 年，关中卢水胡人盖吴起义，参加人众达10万之多。

    一次次的政权危机，让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这个运行了百年之久的军国体制，
已经难以支撑进一步对南朝战争和统治整个北方的任务。怎样才能不重蹈一度统一
北方的前秦淝水之战后迅速溃败的覆辙，也是从道武帝到太武帝的一道久久未解的
命题。如果不想退回到气候苦寒的北方，只有一条路可走：继续改造以军事为目的
的掠夺体制，借鉴汉族政权统治经验，改革鲜卑旧俗，加速汉化。

    鲜卑人在汉文化的边缘小心地探索着，即将迎来一次伟大的变革。

    拓跋鲜卑选择了全面转型的道路。著名的冯氏文明太后垂帘听政，从政治制度
上全面去鲜卑化，促使一个松散的游牧部落向一个各族共同治理的中央集权统治转
型，大大稳固了鲜卑政权的统治。这就迎来了鲜卑时代的第三个阶段：由军国体制
彻底转向国家制。

    与武则天一样，私生活的绯闻不足以抵消冯氏文明太后的卓越。这位诡秘的汉
族女子，聪明少疑，办事果断，“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她在中华帝国面临艰难
选择的时刻，天才地觉察到了用先进汉文化改造一个落后民族的重要性，她坚定地
将汉文化的种子深深植入拓跋鲜卑的历史血脉里，使中华帝国统一文化的曙光隐约
可见。冯氏文明太后改制的重大意义在于先于全国统一而设计和局部实施了一套新
的国家制度，并为以后的隋唐沿袭或改造，同时奏响孝文帝全面变革的先声。

    约束军事贵族的“班禄酬廉”制度。鲜卑拓跋部本为游牧民族，军事贵族以掠
夺为荣。北魏前期，各级官员皆无固定俸禄，随着北魏统一中原，战争大大减少，
为了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准，贪污和经商自肥成为各级官员公开的谋生手段。他们往
往是“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民怨沸腾的掠夺旧俗，严重损坏了北魏的
吏治，同时也严重损害了北魏国家的财政收入。公元484 年，冯太后以孝文帝的名
义下诏书，要求依照“宪章旧典，始班俸禄”。各级官员按季度根据自身等级领取
固定薪酬，官员如果在受禄之后还贪污，查实“赃满一匹者死”。孝文帝舅舅李洪
之贪污，被孝文帝当众斥责，然后命其家中自尽。固定薪酬和坚决肃贪的改革措施，
使得北魏政权的吏治风气大为改善。

    推行均田制。所谓均田制，就是中央政府以国家的名义，保证所统治的区域人
民拥有较为平均的土地。北魏初期，社会动荡，人口锐减，人地矛盾并不突出。虽
然富裕者可以阡陌连百里，但贫者也并非无立锥之地。问题的关键在于，北魏初期
由畜牧射猎特别是战争劫掠维持的国家财政，逐步转向依靠农耕地区的赋税收入，
这就要求中央政权掌握足够的农业人口。但是，在长期的战乱年代，农民和各地豪
强已经形成了一种粮食换安全的合作模式。他们投靠拥有武装力量的豪强门下，依
靠豪强的军事保护进行农业耕作，形成了坞堡连绵、“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坞
堡经济。《魏书·食货志》说：“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
豪强征敛，倍于公赋。”中国古代以户为单位的征收方式，使得那些大户即使拥有
“千丁”，也只要缴很少的税赋，这就严重损害了日益增长的政府日用。国家日用
的不足，使官员腐败和压迫问题成为几乎难以解决的体制顽症。由按户征收转向按
丁征收，极大解决了国家财政的问题。这也为隋唐的土地制度提供了建设性的关键
之功。均田制实施后，国家控制人口大为增加，《通典·食货典》说：“按晋武帝
太康元年灭吴，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
六十三。”如果按翻番计算，则北魏国家控制人口达到了三千多万。

    三长制。所谓三长制，就是“五人一邻，五邻一里，五里一党”的编户齐民制
度。原先的农民，多数依附于地方豪强，国家力量难以深入。如果说在军国时代，
鲜卑军团需要借助地方豪强的势力，那么随着中央政权在黄河流域的全面展开统治，
这种宗主督护制就成为一种极大的妨害。由此可见，班禄酬廉制度、均田制、三长
制是一个围绕国家政权建设为根本目的的制度，它们相辅相成，形成了一套完整有
效的管理方式。三长制的建立，打破了豪强荫庇户口的合法性。北魏后期社会经济
明显的恢复和发展，当与此有密切关系。北魏的三长制后来成为北齐、隋、唐时期
乡里组织的基础。尤其是均田制和租调制的执行，不但为继任者孝文帝积累了大量
的财富，更是为一个世纪之后的唐代所沿袭，并最终成为了唐帝国经济制度的基础。

    这些改革的措施大大稳固了鲜卑政权的统治，平城时期的大同城达到极盛。到
魏孝文帝登基时，北魏统治的人口回升到了3240万，而南朝人口仅有470 万（不舍
蜀国200 万人）。

    故而樊树志先生在《国史十六讲》中评价说：“北魏文明太后、孝文帝改革的
最大特点在于，把胡人的汉化过程纳入政治体制，使之法制化、常规化，使北方地
区的胡人与汉人的差别日趋缩小，以至于融为一体。这是北魏改革最为了不起的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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