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公元490 年,孝文帝亲政,这位具有汉族魂的杰出君主,坚决摒弃民族偏见, 加快了全面改革的步伐。公元493 年,为了便于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进一步 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并实现一统天下的夙愿,他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 同市东北)迁到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洛阳。孝文帝说过:“此间(指平城) 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孝文帝不愿仅仅做“夷狄”君王, 还要做中国人的君王。要想做中国人的君王,自然要把国都放在中国正统的国都所 在地。 当时平城地处苦寒,人满为患,孝文帝召集群臣,以解决粮食供给为由讨论迁 都洛阳。大臣纷纷反对,最激烈的是任城王拓跋澄。孝文帝退朝单独召见拓跋澄, 跟他说:“我觉得平城是个用武的地方,不适宜改革政治。现在我要移风易俗,非 得迁都不行。这回我出兵伐齐,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机会,带领文武官员迁都中原。 你看怎么样?” 经过耐心说服,拓跋澄终于同意魏孝文帝的主张。公元493 年,孝文帝以南征 为名,携鲜卑文武百官士兵20万,及80万百姓,从平城出发,连夜行军到达洛阳。 正好秋雨连绵。足足下了一个月,到处道路泥泞。但孝文帝仍下令继续进军。 当大臣们苦苦哀求阻拦,孝文帝说:“这次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给 人笑话。如果不能南进,就把国都迁到这里。同意的往左边站,不同意的站在右边。” 在帝王的决绝意志下,洛阳终于成为北魏王朝新的都城。 孝文帝又亲自到平城,说服贵族老臣。孝文帝说:“要治理天下的,应该以四 海为家。今天走南,明天闯北,哪有固定不变的道理。再说我们上代也迁过几次都, 为什么就不能迁呢?” 迁都洛阳,遭到了相当一批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孝文帝为此还颇费了一番心 计,甚至付出了失去太子恂的代价。太子恂“不好书学,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 意每追乐北方”。反对派乘机策反元恂,唆使太子北奔,并在恒、代地区发动军事 反抗。孝文帝震怒,重杖元恂,废为庶人,后赐死,参与叛乱的鲜卑人也格杀勿论。 钱穆先生说:“为自己一种高远的政治理想,引起家庭父子惨剧者,前有王莽,后 有魏孝文。”为了缓和鲜卑贵族的情绪,孝文帝允许他们一些人冬天居洛阳,夏天 到平城,时称“雁臣”。 大雨歇息的第二天,天空朗朗,洛阳成为这支鲜卑部族的第三个故乡。从八百 多年前,这支鲜卑部落就不断迁徙,每一次迁徙都带来一种新的生活形态。他们的 命运将会如何?他们能否在这次迁徙中获得新的辉煌?对拓跋弘来说,他已经不是 为一个鲜卑民族追寻光明,他要迅速地把一个塞北的游牧民族,一气呵成地整体汉 化,以适应统一中华大任的需要。他有更宏大的目标,向南,向南,向南,他要获 取重建一个伟大帝国的光荣与梦想。 洛阳城,自周公建洛邑以来,就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都城,如今已破败不堪。 太和十七年(493 年)十月,“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 源源不断的工匠、官吏和劳役涌入,经过短短数年,就已粗具规模。它继承了周法 “前朝后寝”、“匠人营国”、“宫苑区划”、“市肆设置”的基本格局,但又改 变了秦汉的多宫制和东汉南北官的分散布局,把宫城集中建设在大城的中心位置。 这种以宫廷为中心的建筑格局,体现了北魏皇权的至高无上和中心地位。它奠定了 中国封建社会成熟时期都市规划的基础和规范,“后来的唐宋元明清的国都规划形 制,无一不留有北魏洛阳城的痕迹”。 根据北魏司马杨衙之的《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人口共计60余万,原先十 五六里,经过几次扩建,达到八十余里。洛阳东西南北四个集市,极为发达:“是 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楼观出云,车马服饰, 拟於王者。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 在如棋盘式的里坊,错落交织着众多官吏的豪华豪宅。高门华屋,斋馆宽畅, 草木葱茏。杨衙之栩栩如生地记载了富贵人家的优美所在:“西北有楼,出凌云台, 俯临朝市,目极京师,古诗所谓:”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者也。楼下有儒林 馆、延宾堂,形制并如清暑殿,土山钓台,冠於当世。斜峰入牖,曲沼环堂。树响 飞嘤,阶丛花药。怿爱宾客,重文藻,海内才子,莫不辐辏。府僚臣佐,并蚜俊。 至於清晨明景,骋望南台,珍羞具设,琴笙并奏,芳醴盈罍,佳宾满席,使梁王愧 兔园之游,陈思惭雀台之燕……“ 在魏孝文帝的手里,洛阳发展为中古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城市。 在同一时期,北魏洛阳城的规模堪称世界之最。罗马帝国极盛时代的首都罗马 与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的面积之和,仅为洛阳的26.4%。此时的伦敦的面 积,也不过是洛阳的14.4%。 就在定都的当年,另一座伟大的石窟艺术宫殿,在倾全国赋税一半的财力支持 下开始营建。这就是洛阳龙门石窟。龙门石窟的开凿,是鲜卑民族存留于中原大地 最璀璨的文化乐章,是鲜卑民族留给中华文明最壮美的文化记忆。 魏孝文帝雄才大略,他发动的全面汉化运动,是中华帝国历史上一场伟大的文 化革命,这场革命的价值不仅仅是提升鲜卑民族的整体素质,还在于它深刻地把握 到了文化统一的方向性意义。孝文帝重建洛阳后,分裂二百年的北中国再次形成了 文化凝聚的中心,加上江南建康城这一文化中心的响应,统一时代中国文化空间凝 聚、交汇、发散的支点呼之欲出了。 孝文帝恢复了孔子的“素王”地位,以儒学治国,禁穿鲜卑服,禁止三十岁以 下官员说鲜卑话,他自己带头改姓,将拓跋改为“元”。鲜卑本是等级观念淡薄的 松散社会,但他规定鲜卑八姓与汉族士族四姓为高门,从而全面与汉族的门阎制度 接轨。最根本的一点,他鼓励鲜卑人和汉人通婚,迎娶崔、卢、王、郑以及陇西之 女入官,并强令六个兄弟娶汉族高门之女为正妃,导致中原鲜卑人很快就被汉族融 合。 与此同时,各项在平城实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在洛阳,则更大规模地 实施开来。依托中原腹地的辐射力,在偏安江左的南朝各汉族政权逐渐走向衰落的 时期,汉文化却以一种崭新的姿态,茁壮生长于黄河两岸,使“隔江而治的南朝已 不再是正统的代表,恰恰是北魏统治下的中原才是传统文化的中心”。 公元554 年《魏书》的最终落成,更是从思想上为拓跋鲜卑在百年汉化宏图添 上了正本清源的最后一笔。这部《二十四史》中唯一专门记载少数民族历史的史书, 详细记载了北魏从四世纪到六世纪中叶的历史,描述了拓跋部族从兴盛、统一北方 到实现封建化、门阀化的过程。 《魏书·序纪》开篇说:“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 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序纪》明确表示鲜卑族祖先 是黄帝正妃嫘祖所生的第二个儿子昌意之子,因为昌意封地在北方,封地内有大鲜 卑山,所以因之名号为鲜卑。 《魏书》创设《序纪》最主要的意义,在于通过血统的梳理,实现对中华文明 的认祖归宗。既然鲜卑与汉人都是黄帝的子孙后代,那么都有资格以华夏族的身份 承继中国文化的大统,这种历史叙事为拓跋氏入主中原提供了历史理论依据。 长期以来,南朝士子对野蛮人统治的北朝非常蔑视,自以为长江以南才是文化 正朔。《魏书·序纪》的诞生,为各族尊奉中原政权为正统提供了理论依据。一个 强盛的中华民族,无所谓汉人还是鲜卑,只要拥有正义和道德,都可以继承文化和 政治的大统。自此,南朝彻底失去了与中原政权抗衡的文化能力。 《资治通鉴》记载,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魏北海王元灏回洛阳,宴席上陈庆之 放言“魏朝甚盛,尤日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当他亲眼目睹洛阳恢弘的文 化气象,深为震撼,不得不承认“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 目所不识,口不能传”。 这些大刀阔斧的政策,将鲜卑民族彻底融入了中华文明的演进体系,是北方各 游牧民族陆续进入中原后民族融合的一次总结,是中华文明历史转向的一个最坚实 的支柱。 自秦始皇一统以来,中国唯一一次有可能出现南北永久性分裂的时期就是南北 朝时期,南北不但地理阻隔、统治民族不同,甚至在风俗思想等方面也一度走得越 来越远。但魏孝文帝消弭了这一切,汉化之后,南北政权之间只剩下地理的阻隔, 统一成为历史的必然。 孝文帝在位十五年,北魏国力达到鼎盛。但是,一个似乎并不严重的细节,葬 送了北魏的大好前程。这个细节,就是孝文帝身体力行推动的门阀制度。 门闯制度,指的是根据家族出身而不是才干来选拔官吏。它直接来源于两汉的 察举制、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到两晋时期盛极一时。门阀制度,出了不少让后人心 向往之的风流人物,谢安、恒温、王羲之,使“才出于门”几乎成为公论。 不过,拓跋鲜卑自有其族,从来不是一个依靠家族出身授予权力的传统。早期 的部落联盟时期,只有那些才干杰出、道德表率的英雄,才能胜任部落首领的地位。 即使依靠家族势力侥幸上位,也很快被惨烈的内部斗争和外部压力所淘汰。可以说, 在鲜卑民族代代相传的英雄传统意识中,门阀制度不存在合法性。在历次对外战争 中,拓跋鲜卑民族是靠上下一心、不分贵贱的奋勇精神,才能实现以区区几十万人 驾驭着一个庞大的北方帝国的军事奇迹。 作为一代英主,孝文帝不可能不知道鲜卑民族的成功秘诀。但他作为一个胸怀 大志的君王,也意识到这种带着原始部落遗风的军事体制,不可能长治久安。如何 以少数人驾驭多数人,维系一个帝国的常规化统治,是这位年轻君王日夜忧思的难 题。他所能得到的直接借鉴,就是汉民族的政治权力分享体系——门阀制度。 根据汉民族的政治经验,君主和贵族之间始终是一对相生相克的力量。君主和 贵族力量共同治理一个国家,如果君主的力量过于强大,贵族难以制衡,则政权往 往会因为君王的横征暴敛而迅速灭亡;如果君主力量过于弱小,贵族力量过于强大, 国家可能陷入政令涣散、软弱无能的局面。一旦面临天灾入祸,政权往往因为找不 到合适的首领出面应对危机迅即瓦解。门阀制度就是一种皇权和贵族力量折中的产 物,它要求豪门阶层按照一定程序提供给皇帝合格的人才,实现皇权与豪门贵族权 力的分享。这种有效维系双方平衡的政治体制,对孝文帝来说不啻是一剂完美的解 决方案。 魏孝文帝与太尉李冲曾经有一段著名的对话,反映出孝文帝在汉化传统中的门 阀主义和鲜卑传统中贤才主义路线上的摇摆不定:高祖曾诏诸官曰:“自近代已来, 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一以为可,复以为不可。宜相与量之。” 李冲对曰:“未审上古已来,置官列位,为欲为膏粱兄地,为欲益治赞时?” 高祖曰:“俱欲为治。”冲曰:“若欲为治,陛下今日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 才之诏?” 高祖曰:“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假使无当世之用者,要自 德行纯笃,朕是以用之。” 冲曰:“傅岩、吕望,岂可以门见举?” 高祖曰:“如此济世者希,旷代有一两人耳。”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深受贵族文化影响的孝文帝,已经决定非常鲜明地站在门 阀主义的立场上。公元496 年,他下令选拔鲜卑八姓和汉族四姓,作为最显赫的十 二大门第。这种门第制度的改革,直接打开了帝国的毁灭之门。 事实上,不管历史上的门阀制度曾经有过多少风流人物,但孝文帝始终没有注 意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不管北魏的国家制度建设如何完善健全,但它始终是建立 在以鲜卑军团为核心的暴力基础之上,一旦那些寒门鲜卑士卒被门阀主义的选拔制 度隔绝了上升通道,鲜卑帝国就丧失了基本的保卫力量。 如果北魏王朝能成功地借助门阀来替换原有的支撑阶层,也能维护长治久安。 但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历代事实已经表明,凭借门阀制度,那些高门士族拥有身份上 的保障。他们无须建功立业,只求保持地位的稳定,世道的不变,让绝大多数世家 子弟在无所事事的状态中,堕落成徒具其表的腐朽社会阶层。和唯才是举的观念相 比,贵族主义的门阀制度是一个极度的倒退,其弊端不值一哂。 孝文帝汉化改革后,北魏出现洛阳汉化与六镇鲜卑化两大集团。钱穆先生指出, 其时“政治情势大变,文治基础尚未稳固,而武臣出路却已断塞”。陈寅恪先生曾 说:“自宣武以后洛阳之汉化愈深,而腐化乃愈甚,其同时之代北六镇保守胡化亦 愈固,即反抗洛阳之汉化腐化力因随之而益强,故魏末六镇之乱,虽有诸原因,如 饥馑虐政及府库待遇不平之类,然间接促成武泰元年四月十三日,尔朱荣河阴之大 屠杀实胡族对汉化政治有意无意中之一大表示,非仅尔朱荣、费穆等一时之权略所 致也。”他认为这是“中古史划分时期之重要事变”。 以魏孝文帝“惊如天人”的智力,未必看不到门阀制度的弊端。可惜魏孝文帝 年仅33岁就病逝,来不及解决激进改革所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后世接任的统治 者和统治集团,渐渐酣睡于一派繁华的歌舞升平中,直到它如同一朵美丽的毒菌, 貌似甘甜,却不知不觉地麻醉了一个军事帝国的神经,它悄悄地寄居在这个军事帝 国的肌体中,耐心地等待毒性发作,眼睁睁地将自身毁灭。 洛阳中原汉化集团与北方六镇鲜卑化军人集团的冲突一触即发。 公元523 年春,戍守北魏边镇的鲜卑军队叛变。十一年后,北魏帝国瓦解。 一朵美丽的毒菌,不经意间摧毁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北魏帝国。 雄鹰飞过草原,却突然折翼在高空。 在南北朝的文化和制度竞争中,北魏虽然胜出但是也付出了极端的代价,就是 一个民族的消亡。这种以飞蛾扑火的精神,举王朝之力彻底自我灭绝的行为,在中 国甚至世界上都极为罕见。 拓跋鲜卑西辞故乡,经历了三次大迁徙:由大兴安岭到呼伦贝尔草原;从呼伦 贝尔草原到代北匈奴故地;从平城到洛阳,在历史上画出一道漂亮的弧线。这几次 重大历史事件,拓跋鲜卑的精英们,用心智和生命完成了精神层面西辞故乡的三大 迁徙,使北魏一朝实现了由弱势到强势,由分裂到统一,由胡族到汉化三大关键性 转折。 中华文明从此走上了一条与西方文明、中亚文明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游牧族群进入到两个文明帝国之后的命运,其实是相当不一样的。西方罗马帝 国随之瓦解,然后形成了很多小的国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些游牧民族, 他们的文化其实并没有很快地融入罗马的传统里,所以欧洲产生了漫长的、黑暗的 所谓“中世纪”。中国虽然也经过两三个世纪相对来讲比较纷乱的时代,但是最后 这些游牧部落经过各种形式,最后都融入了汉族。 吕思勉的《中国史》做了如下的解读:当时诸族之中,最淫暴的是胡、羯;鲜 卑、氐、羌,都比较文明些。这个也有缘故。汉朝的征服异族,对于匈奴用力最多, 所以当时的匈奴虽然降伏,还时时存一怕他复叛之心,养之如骄子。看《前后汉书 ·匈奴传》,便可知道。至于氐、羌两族,却又不免凌侮他。只有鲜卑,住在塞外, 和汉族的关系较疏。既不受汉族的压迫,也不能压迫汉族。两族的关系,虽然也有 时小小用兵,然而大体上,却总是通商往来的一种平和关系。所以匈奴因受优待而 骄;氐,羌两族,又因受压迫,而不能为正当的发展。只有鲜卑人,最能吸收汉族 的文化,所以他们灭亡的时候,也是不同。胡、羯是暴虐不已,终于自毙的。鲜卑 却是吸收了汉族的文化,慢慢儿同化的(氐、羌人数较少,所以和别一族融合较为 容易)。 面对这扑朔迷离的变局,费正清感慨万端:“中华帝国最终得到了重建,而罗 马帝国却成为了历史的陈迹。入侵中原的胡人希望能代替汉人统治他们已经征服的 帝国,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入侵罗马帝国的蛮族并无二致,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终 于达到了目标,在5 世纪中叶几乎是复制了秦汉帝国,并最终在7 世纪建立起更为 强盛的大唐帝国。这与罗马帝国渐渐消亡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也成为亚欧 两大民族发展上的分水岭。”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孝文帝不实行如此激进的汉化改革,更为审慎地甄别 出腐朽的贵族文化,以一种更为务实的态度治理,那么北魏最终统一中国并非什么 意外。不过,一个少数民族军事体制的瓦解,为汉民族国家重新走向一个富有活力 的帝国传统打开了关键性的大门。后代的隋唐采用科举制,解决了寒门向上流动的 问题;满清王朝采取满汉分治的方式,也有效地保证了政权的正常运营。 1961年深秋,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应邀到内蒙古访古,最北端走到了鄂伦春自 治旗阿里河镇。这是他唯一一次到大兴安岭。在阿里河,看到如此寂静的松林和清 冽的湖水,翦伯赞赋诗留念:“无边林海莽苍苍,拔地松桦亿万章。 久矣羲皇成邃古,天留草昧纪洪荒。“ 翦伯赞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中,认为拓跋鲜卑起源于嫩江以北的大 兴安岭。但是他到阿里河时,也许还不知道十公里之外有一个嘎仙洞。他更想不到 的是,20年后,发现了嘎仙洞的考古学者米文平,帮助他补证了他的推断。 从寂静清冷的嘎仙洞到雄浑粗犷的云冈石窟,再到气势宏阔的龙门石窟。随着 一个民族悲壮旅程的谢幕,隋唐的大门开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