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距离和父亲告别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努力要求自己记住四个字,孝子不哭。3 月15日,到北京医院为父亲起灵时,护送父亲的灵柩赴八宝山时,接待与感谢各界 前来为父亲送行的领导同志朋友时,我都没有哭。当姐姐和我搀扶着母亲进入告别 室,亲属们排成两行,肃立在父亲遗体前,我仍在心里默念:孝子不哭。但是当告 别大厅里低缓地回响起被改编成哀乐的《在太行山上》,那一刻,我的一切心理准 备、一切自我控制顷刻瓦解,热泪夺眶而出。透过泪水,望着我那“一声炮响上太 行”,又“一肩行李下太行”的敬爱的老父亲,静静地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父亲的青春年华是在大行山度过的。战争年代的太行山革命根据地,条件十分 艰苦,但在革命大家庭里,父亲意气昂扬,风华正茂。不少回忆父亲的文章中都写 到,当年的李庄,身材高大,文质彬彬,从容不迫,平易谦和。在抗战初期就因发 表了不少抗日将领访问记而“声名鹊起”。母亲的文章中则朴实率真地写到她初识 父亲的印象。那是在1945年整风结束后的一次文艺演出场合。台上一高一矮两个人 在表演,高个子说话磕磕绊绊,矮个子站得歪歪扭扭。母亲问她的太行联中的同学, 这两人是谁?同学答,高个子是鼎鼎大名的李庄,矮个子是归国华侨杜展潮,都是 《新华日报》记者。从那时起,父亲的影子就留在了母亲心中。 如果将一个人的才华从文学和艺术这样的角度来划分,父亲的才华应该主要在 文学而非艺术方面。父亲读书极为刻苦,文学历史修养深厚,才思敏捷,文笔利落。 但他不善言辞,连母亲都说他说话有点磕磕绊绊。他很少唱歌,至少我从小到大几 乎没听他唱过歌;而他高兴起来不时哼唱的京剧段子,我又全然听不懂,当然这绝 不是说他全唱跑了调,而是我一点儿都不懂京剧。如是,在他的艺术活动中,他有 限的喜欢唱又能唱的歌曲,我能记得住、说得出的,就是《在太行山上》。 红日照追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看吧! 千山万壑,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气焰千万丈。 听吧! 母亲叫儿打东洋, 妻子送郎上战场, 我们在太行山上, 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 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 这样一首雄浑舒缓、豪情万丈的歌曲,通常会在阳光之下,以阳光的心情来唱, 可我所经历的最难忘的一次,是和父亲母亲一起,夜半更深之时,在与别人共住的 屋顶下,声音压得低低的,轻轻地、悲壮地唱了一遍又一遍。 那是在1976年初。当时,“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十个年头。父亲正在经历他 参加革命以来鲜有的痛苦感受。父亲的一生,为人正直,厚道持重。对组织上,他 可真称得上是“驯服工具”,忠心耿耿,矢志不渝;对同志对战友,他总是诚心实 意,和睦相处。战争年代,他一直在根据地,没有经历白区工作的压抑或被捕入狱 的磨难;和平时期,建国之初的几次政治运动,他也没有被错批错判。因而,他心 情最压抑的时期,应该是在十年浩劫期间。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19岁的父亲离开家乡,舍弃优裕的生活环境,寻找 抗日救国的道路。1938年在太行山参加革命后,先后在《民族革命》半月刊、《胜 利报》、《晋冀鲁豫日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太行版)、晋冀鲁豫《人民 日报》、华北《人民日报》工作。中共中央从陕北转战到西柏坡后,决定恢复党中 央机关报(1947年中央撤离延安时,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即予停刊),将华北 《人民日报》升格改组为中央机关报,父亲由华北《人民日报》编委进入组建班子, 参与组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是《人民日报》创始人之一。建国后,历 任《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编委、副总编辑、总编辑。父亲在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特别是抗美援朝期间,采写了大量被广为传诵的著名战地通讯。如《为七百万人 民请命》、《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复仇的火焰》、《汉江南岸的日日 夜夜》等等。《为七百万人民请命》刊登于1946年5 月15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 创刊号一版,受到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同志的表 扬。新中国成立前后,他第一批进入北平参加军事接管工作,接着采访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一天一篇通讯,发表了《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等系列 报道,忠实记录了新中国的诞生。他撰写的《任弼时同志二三事》一文,几十年来 一直被选入语文教科书。朝鲜战争期间,他受命担任中、英、法三国记者国际采访 团的领队,在美军仁川登陆前就进入朝鲜,多次出入汉城,深入到朝鲜半岛南部采 访,是中国新闻工作者抗美援朝战地采访的第一人。 父亲从朝鲜回国后,根据组织上的安排,长期值夜班、编报纸。除了五十年代 末期被派到苏联工作的几年外,不论当部门主任,当副总编辑,还是当总编辑,都 在值夜班。这样黑白颠倒、损身体、不顾家的工作,父亲全心:全意,乐此不疲, 一做二十余年。 “文化大革命”还没正式开始的1966年春天,父亲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兼总编室主任,照旧值着他那常年的夜班。在奉命删节转载为“文革”造势的《解 放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改动,引起了毛泽 东的震怒,老人家对《人民日报。》由来已久的不满更加溢于言表。当时主管意识 形态的康生因“《人民日报》删改社论事件”大发雷霆,责令报社作出深刻检查和 处理。父亲被立刻停止了副总编辑的工作,开始作起永远通不过的检查,成为“文 革”头一批牺牲者之一。作为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他虽然始终在努力理解毛主席 关于“文化革命”的思想和指示,但也始终对这一运动有着自己的看法,一直不曾 投靠或屈服张春桥、姚文元之流,那么,在以“文化革命”为标志,以夺取新闻舆 论权为先声的浪潮中,他的命运和由之而来的我们一家人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或许是民主氛围加文化氛围的共同作用,人民日报社运动的形式还不像社会上 一些单位那样残酷,这样,我们一家便没有悲惨到家破人亡的地步,但却实实在在 地“四分五裂”了——那时,我姐姐去了内蒙古插队,我哥哥去了云南插队,我去 了陕北插队;当我们的父母都在北京时,这个家是“四分”,若父母中一个人去了 干校,这个家便“五裂”了。 在那动荡的岁月里,我们家已不具备中国老话说的“一家人关起门来过日子” 的条件,因为造反派认为我父亲这一层次的“走资派”住房宽敞脱离群众,便在每 户人家里插进一家“造反派”。一家的房子两家住,且一“走资”一“造反”,那 日子可想而知地不好过。于是我父母不怕担着沆瀣一气、同流合污的名声,与另一 家“走资派”共同申请合住,居然获准同意。于是在“文革”十年中,《人民日报 》前副总编辑李庄与前副总编辑王揖,“两家人关起门来过日子”九年之久。 1976年1 月8 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政治形势又一次紧张微妙起来。当时, 我经历了延安种地、内蒙古放羊之后,穿上了绿军装,正在解放军铁道兵学院当兵。 大事当头,部队领导希望掌握尽可能多的信息。于是派我出差北京,让我通过家庭 交往的渠道,了解一些“政治动向”。 于是,我得以在北京度过了终生难忘的一周。那几天,大家都在为国家的前途 和命运忧心忡忡。我们家的话题与大家一样,在紧紧围绕时局的同时,还多了几分 更加深切的忧虑。 1 月15日,十里长街送总理后,我告别父母回部队的前夜,父亲、母亲和我, 关起屋门,坐在床上,披着被子,彻夜长谈。从我的跌宕起伏的青年时代——正是 党和国家多事之秋的十年,说到他们的波澜壮阔的青年时代——正是中华民族生死 存亡的十年,说到他们留下青春年华的革命根据地太行山。漫漫长夜里,父亲、母 亲和我,禁不住一同唱起《在太行山上》,慷慨,悲壮。父母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 带着我深夜低唱《在太行山上》,是以这样一种特殊方式,回顾自己走过的艰难而 光荣的峥嵘岁月,倾诉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担忧,表达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感情。 3 月15日,当告别仪式上一遍又一遍地回响起这支乐曲时,吊唁的人们忍不住泪下 沾襟,而母亲与我们兄弟姊妹,更深深知道(在太行山上》对父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