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由于这套铜版组画的成功，乾隆皇帝就将此后一系列的征战，均以同样的方式
做成铜版画印刷，留存于世，以显示他的文治武功。清代乾隆时的宫廷铜版画除了
《圆明园图》册20幅外，其余均为“战图”，计有《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战图》册
16幅、《乾隆平定两金川战图》册16幅、《乾隆平定台湾战图》册12幅、《乾隆平
定苗疆战图》册16幅等6 组共62幅之多。

    其中引人注目的是12幅为一组的《乾隆平定台湾战图》，那是在《平定准葛尔
回部得胜战图》的直接启示下，由中国的艺术家完成的。这套组画反映的是乾隆年
间，清军镇压台湾林爽文反叛的历史事件。12幅组画，每一幅上并无图名，而且，
画面上也印有乾隆皇帝的题诗。《乾隆平定台湾战图》具有明显的中国绘画风格，
无论人物、山石、树木、海浪，都体现了传统中国绘画的手法。由此，人们推断这
一组铜版画很可能出自中国艺匠之手，如果这样的话，就说明中国的艺匠很可能已
经消化了技术性很强的铜版画制作技法。

    很显然，乾隆皇帝非常钟情西洋版画，并且到法国印制版画宣传显示自己的文
治武功。《中国皇帝出行图》也肯定是乾隆皇帝钦定后，送往法国制作的。具体过
程，还需要专家梳理考证。当然，这幅画的意义与上述战图的意义有所不同，它展
现的是乾隆皇帝巡国归来的威仪和豪迈。印制的目的，在国内外彰显的意义比较明
确。从时间上来看，这幅画有可能是乾隆皇帝第一次通过版画来显示皇帝和清帝国
的神采。

    在宫廷西人画家中，郎世宁最著名，也最受乾隆皇帝的推崇，对于中国绘画艺
术的影响也最大，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他的画在今天的拍卖市场
上也炙手可热。

    郎世宁（1688-1766 年）是意大利人，生于米兰，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
到中国，随即入宫，曾参加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历经康、雍、乾三朝，在中
国从事绘画达50多年。由于郎世宁带来了西洋绘画技法，向皇帝和其他宫廷画家展
示了欧洲明暗画法的魅力，他先后受到了康熙、雍正、乾隆的重用。他是一位艺术
上的全面手，人物、肖像、走兽、花鸟、山水无所不涉、无所不精，成为雍正、乾
隆时宫廷绘画的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品有《聚瑞图》、《嵩献英芝图》、《百骏
图》、《弘历及后妃像》、《平定西域战图》等。近几年，在海内外拍卖会上，郎
世宁的作品迭创佳绩。1999年北京翰海曾征集到郎世宁12开《山水人物册》，估计
120 ～180 万元，对于此画，专家看后赞不绝口，最后经过激烈的竞争，以300 万
元拍出。2000年，香港嘉士德又推出了郎世宁的力作《苹野秋鸣》，受到了海内外
买家的青睐和追捧，以1764.5万港币被海外一位收藏家收购，不仅创造了郎世宁作
品的最高价，而且为中国画第二高价。

    从这幅画印刷与1786年来看，当时在宫中的西方画家有，意大利人潘廷章、法
兰西人贺清泰、波希米亚（今属捷克）人艾启蒙。

    潘廷章（公元？—1812年之前）原名JosephPanzi ，耶稣会修士。于公元1771
年（乾隆三十六年）来华，次年入宫供职，直至乾隆末年，大约卒于公元1812年之
前（嘉庆十七年）。潘廷章擅长作油画肖像，曾为乾隆皇帝绘制油画肖像。他在公
元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画的《达尼厄乐先知拜神图》受到蒋友仁的推崇，认为
精妙不在朗世宁之下。存世作品极少，现所见到的仅有半幅，即故宫博物院藏《廓
尔喀贡马象图》卷，是其与贺清泰两人合绘，后面所绘两匹马，是现知潘廷章的唯
一真迹。

    贺清泰（1735—1814年），原名Louis Poirot，于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来
华，不久便进入宫廷供职，卒于北京。擅长山水、人物、走兽，曾奉命作油画，存
世作品不多。他除绘画外，还精通汉文和满文，很得乾隆帝的信任。贺清泰的绘画
水平较为平常，用笔细腻，基本是西洋画法，但鸟兽的形象欠活泼生动。故宫博物
院藏有其所绘《贲鹿图》轴。

    从绘画风格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法文注解来看，《中国皇帝出行图》出自
潘廷章、贺清泰之手可能性很大，但只能说是可能性。因为现在没有证据说明就是
他们创作的，我们只能猜测。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画中的法文说明，应该是贺
清泰撰写。贺清泰是法国人，是乾隆宠信的西方画家，乾隆不可能再到宫外找法国
人撰写，也不可能找精通法语的中国人撰写，更不可能画中原来是汉语，送到法国
后，由法国人把汉语翻译成法语。贺清泰既是宫廷画家，长期待在中国，又精通汉
语，更深刻领会乾隆时代的皇家文化。撰写这个法文说明，贺清泰肯定是最好人选，
也天经地义。从这个角度来说，贺清泰作画的可能性要比潘廷章大。

    为了宫廷装饰艺术的需要，乾隆皇帝于1751年下令“着再将包衣下秀气些小孩
挑六个跟随郎世宁等学画油画”。按这段清档记载，乾隆十六年的诏令并不是头一
回，否则无“再”可言，所以，随郎世宁等习油画的中国人有数批，丁观鹏、张为
邦是其中的一批。除王幼学、丁观鹏、张为邦外，乾隆时期宫廷随传教士学油画的
中国学生还有班达里沙、八十、孙威风、葛曙、永泰、王儒学、于世烈等人。中国
皇帝的艺术赞助促进了油画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传播，当宫中御用的最后一名传教
士油画家潘廷章在1812年故去之后，清代宫廷油画的发展主要是靠传教士画家训导
的“包衣”来薪火传续。

    乾隆后期，清朝虽然依然保守，但是，中西贸易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已经有了
较大的进步。《中国皇帝出行图》应该是乾隆钦定的画作，是用来进行中西文化交
流的，本质上是用来向西方国家显示清帝国强大和荣光的，可惜的是乾隆盛世已经
到了尾声。《中国皇帝出行图》应该是乾隆帝国日益空虚的一个标志。晚年乾隆丧
失理想，生活日渐奢靡和腐败，大兴土木，六下江南，不理朝政，帝国由盛转衰，
大清帝国面临深刻的危机。

    一些铜版画，是1900年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时，从大内西苑紫光阁中掠去的。在
2005年10月的嘉士德拍卖公司在巴黎的拍卖图录上还有一幅长40厘米、宽24厘米，
出于法国赫尔曼公司18世纪印制的“乾隆皇帝祭祖图”的铜版画拍卖。

    我实在没有想到，在遥远的里斯本圣班多街，能够意外地回购到描绘乾隆第六
次南巡回銮的艺术珍品《中国皇帝出行图》，并据此对铜版画进行了一番研究。沉
睡已久的历史由此还原为鲜活的记忆。青山依旧，世事沧桑，结束这段精神之旅时，
竟生出些许莫名的惆怅，萦绕心头，挥之不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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