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新月》杂志创刊前的五年，即1923年。徐志摩在北京发起了“新月社”。
关于“新月”二字的来源，说法不一，我觉得，大概是从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
转用过来的。因为那一年徐志摩曾热情地陪伴泰戈尔在中国访问，对其推崇备至。
据说“新月社”创立的初衷，只是提倡戏剧。地点在松树胡同七号。成员有胡适、
张君劢、丁文江、林长眠、林徽音、闻一多、丁西林等。这个圈子的人以教授为多，
受过西学的熏陶。在氛围上有着别的文人团体不同的韵致。似乎都深爱学术，钟情
唯美主义或古典艺术，绝无《语丝》社的“匪气”和《莽原》社的清冷之风。从欧
美留学归国的人，在精神气质上大异于留日归国者。绅士的遗风多少伴随着众人，
阅读习惯是学院派式冷观居多，不太注意民间性与当下性。学问趋于纯，是规范的、
象牙塔式的。他们在行为上重节制，以含蓄为美。纵然有徐志摩那样以爱为上的诗
人，可也天真得可爱，内心没有黑暗的遗存。可爱与可笑均在，不分彼此。许多年
后创办的杂志《新月》，倒是这群人意识的注释。文学的梦和精神里的维度，都于
此可以看到的。

    一个流派要在文学潮里形成气候，至少有两个因素：其一是创作上有相近的倾
向，审美的向度可造成一股余力，渐次影响文化的进程；其二乃是有理论上的自觉，
精神有着自主的轨迹，或为一哲学的呼应，或是旧传统心理的一种转换。这两者互
为依存，在态度上近于一致，从感性的层面到理性的高度皆自成调式，引人进入新
奇的园地。《新月》派是松散的团体，作家的气质几乎没有乡俗与市井的印痕，说
其有贵族的气韵也是对的。闻一多诗歌的精英笔法，梁实秋散文的华贵气味，沈从
文凝重的神异之趣，胡适温文尔雅的语态，徐志摩浓艳的抒情句式，陈梦家诗句的
含蓄有力，不仅较《新青年》当年的风尚很远。与20世纪20年代末太阳社的浪漫之
舞简直是别有天地，没有神似的地方。以梁实秋为代表的理论家，在精神上似乎比
胡适更能给《新月》注入新血。《新青年》解体之后，胡适的独语已经结束，再也
释放不出新的内涵。梁实秋因为新从美国归来，头上又戴着新人文主义的帽子，恰
好点到徐志摩诸人的穴位，力主宽容而非暴力，静观而非冲动，个性的独思而非庸
众的盲从，把胡适的实验主义过渡到白璧德的古典人文主义。前者是哲学的沉思，
后者乃审美的漫游，而这漫游在文学上进一步深化了贵族文人的情境，为分散的、
零乱的写作个体找到了聚光点，于是一股幽玄儒雅温润的作品汇聚在一起，和新生
的左翼队伍分庭抗礼了。

    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在那时心灵中的天性，透出精神的单一，旧文人的阴
暗、诡谲在其身上看不到的。他们有时单纯得通体透明，像未曾染尘的湖水，涵蕴
着清澈的情思。奇形的、晦暗的、无序的思想之流在心里没有位置，或说受到了抑
制。他们倾吐了苦水，却未跳入苦海；嘲笑了黑暗，却有意逃逸了鬼影。在最残忍
的画面后，却可体察到一种安宁的美。例如沈从文，笔触未尝没有尘世的阴影，可
心绪抑制不住对善意之光的捕捉，以至把故土的一切单一化和唯美化了。徐志摩写
己身的经历，亦常有悲腔的运用，别离之怨与失恋之语，有着童贞的气味。但毕竟
是稚气的、浅层次的诉求。未去黑暗的王国进行心灵的追问，清词丽句之间，照例
脱不了贵公子式的缠绵。至于陈西滢，讲学理与诗文，与梁实秋较为接近，只是绅
士的架子未落，端着面孔，文章未尝不是戴着面具，激进的青年大概不会亲近于他，
可一般青年读者，从那舒缓有致的文风里，窥见了天下的一种常识。学问深切的潘
光旦，写起文章毫无废话，他那时注重民俗与国民性的研究，泼墨之间，有着逻辑
的张力，《新月》上的文章，让人窥见了社会学家严明的思维，其谈论日本与德国
民众气质的长文，不设虚言，材料丰富，显示了那代学者的气象。20世纪20年代末
的学术较为活跃，流派亦多。《新月》里的面孔，是高贵的教授之影，不是布衣的
对白，你绝听不到粗野的国骂和神经质的仇语。他们穿着西服或长衫，有一条深深
的沟，把饥色和忧郁民众隔开了。

    与《新月》杂志相亲的作者与编者，在态度上沿袭了大学讲台上的学人不苟言
笑的风气，言必谈修养，行必讲姿态，知耻，有礼，且止于规矩，绝不让非理性的
魔影袭到面容上，于是一些价值走向相近的人如邵洵美、陈梦家等均步入其中。徐
志摩还亲自邀请从法国留学归来的邵洵美编辑《新月》和《诗刊》。徐氏的看中邵
氏，大约是审美上的一致吧。他们办杂志，意在提倡高尚的趣味，摈弃低级的倾向，
邵洵美有一个看法，“雕刻家都变成了裁缝，这是中国文学的根本症象”。他在一
个人的谈话中，高度赞赏了胡适与徐志摩，原因无非二人是高尚者而非低级者，在
中国文坛，需要的恰是这样的人物。他说：趣味的高尚与低级，在十九世纪的法兰
西有极热烈的讨论，大家对他们作各种的讥笑。最近摩拉在《批评的序论》一文里
又反复中说对高尚趣味的要求，因为它和文学有根本的关系。我也觉得人总是人，
而人又总是半神半兽的；他一方面被美来沉醉，一方面又会被丑来牵缠。譬如说。
无论什么通俗的娱乐，去的人意识地或潜意识地一定有一种要看人家好看的心思。
所以高尚的娱乐不只是感观的享受，它有一种宗教的力量，它会给我们一种生活的
秩序。

    当然，所谓高尚的趣味又是不容易找到定义的。有高尚的趣味的人，对于一切
都极诚恳，都极认真：他能知道自己的力量；他能佩服人；他不说含糊的话；他不
爱有使人误会的装饰；和天才一样，他不比较便能判断；他简单。

    胡适之先生现在能不写小说不作诗，便是因为他有高尚的趣味。志摩能不做官，
也便是因为他有高尚的趣味。

    也有人把高尚趣味，和学究态度，当做一样的东西：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不
过，多读书，的确可以养成高尚的典型；但是所读的书却应当有最严谨的选择。

    高尚的趣味也没有道德观念，因为它不被社会习俗来转移。道德的标准是跟着
时代交易的。它也没有阶级的区别；无论你代表哪个阶级说话。低级趣味总是要鄙
弃的。

    高尚趣味是建设的。低级趣味是破坏的。邵洵美的看法，几乎和徐志摩、梁实
秋一样，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末发出的声音，有着浓浓的针对性。即不愿意被粗糙
的、杂乱的、仇视的声音淹没了自己的生存世界。这些留过洋的绅士阶层的文人，
渴望以自己的耕耘，种出剑桥与哈佛的绿地：到处是葱翠的草坛，木栅的古色，桥
边荫下的绿梦，群雕下诗人的晚钟……中国布尔乔亚的梦幻，在这一群人中一直隐
现着。由于此，一时也吸引了众多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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