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几乎每个时代都有些为艺术而艺术的人，那是文化生态使然，校正着文坛单一
化和功利化的一面。20世纪20年代末的一些文人以美为极致的存在，且顶礼膜拜，
是有种类似宗教的冲动的。他们认可泰戈尔的宁静里的肃穆；热爱白郎宁夫人的赤
诚；欣赏波特莱儿“性灵的抒情的动荡，沉思的纡遛的轮廓”；礼赞罗艾尔诗中的
印象色彩。大凡有神圣灵光的艺术之作，悉入眼中，不分中外，既引介域外诗神，
又研讨传统诗文，给人宽厚的感觉。《新月》派里的人热衷纯粹之美，对杂色与晦
暗殊不满意，以为是乱世之音。本来他们可以接自己的思路平静地走下去，无奈有
几个作者耐不住寂寞，遂引来一些论战，在文坛的声势反而更大了。梁实秋在那时
是《新月》的理论家，许多看法集中了众人的观点，但又自成体系，精神从其老师
白璧德那儿过来，把古典主义美学情调加大了。他在杂志上发表的系列文章，都有
着针对性，把左翼思潮看成自己的对立面。而且将精神源头直指法国思想家卢梭身
上，以为其大有偏颇之处。这引起了鲁迅等人的不满，两人便交起锋来，遂留下了
文坛的一段旧怨。

    鲁迅看不上《新月》派，由来已久。因为那里的作者多是从《现代评论》派过
来的，胡适、陈源、徐志摩等，他都不太喜欢，要么拿其打趣，要么与之交恶论战。
当梁实秋出现在上海文坛时，鲁迅似乎看到了陈源当年的余影。

    1927年底，鲁迅看到了《复旦旬刊》发表的梁氏的《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时，
觉得颇可商榷，遂写了篇《卢梭的胃口》，谈到评价历史人物时的尺度。梁氏以个
人胃口来取舍历史人物是不确的。这篇文章并无什么恶意，真真是学理的交谈。梁
氏却对此大为不满，遂作出自己的反应，与鲁迅的交锋就这样开始了。

    他们论战的焦点有三：一，文学是否有阶级性；二，翻译中的硬译问题；三，
关于批评中的态度。

    1929年，梁实秋在《新月》上发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从人性论的角
度抨击左翼文学的问题。应当说，有一些现象的把握，未尝不准，但立论却大有漏
洞。鲁迅在《文学与出汗》中进行了反击，那文章写得很妙，为一般文人所写不出
来的。梁氏认为：“文学就没有阶级的区别，资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都是实
际革命家造出来的口号标语，文学并没有这种区别。”这等于说，人性是不变的，
没有异样的统一体，而鲁迅则看到了人的进化与多样性，即社会属性。他说：“自
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
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会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
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鲁迅还用归谬法，指梁氏“作品的
阶级性和作品无关”、“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等看法的破绽。梁实秋
明明主张文学无阶级性，但却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无疑是站在了阔人的立场
上，故其文字也有了阶级性。人性的话题，要说清楚的确太难。要做超阶级的文人
固然不可，但屁股总要坐在板凳上。而这板凳有人就座不起，身份不同也。《新月
》那一派人，其实是有产阶级里的雅士，他们的趣味，未尝不是艺术精神中的一类，
但以为文坛只应有此而无彼，气量就显得小了。

    关于硬译现象，乃是一个学术问题，鲁迅和《新月》诸人未必看法一致。这是
一个文字学与接受学的话题，观点分歧是自然的。梁实秋和徐志摩等人都喜欢翻译
中的化境，即让人读得懂其意，达到中西合璧之效果。胡适看到《新月》上梁实秋
谈翻译的文章，持一种赞赏的态度，并也参与讨论。不过梁实秋并不像胡适那么宽
容，他对鲁迅的翻译大不以为然，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里，先引用鲁迅的
恶敌陈源的话刺激鲁迅，遂又以鲁迅为例子，射其躯体，认为其译文离“死译”不
远了。“有谁能看得懂这稀奇古怪的句法呢？”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
性”》一文中回答了挑战，坦言之所以不像创作那样的流利的笔法进行翻译，乃因
为要改变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我们国人思维的不精确与语法有关，输进一些新的语
法与叙述结构，对改造国人思维上的糊涂多有益处。两人的论辩，其实是两种人生
境界的摩擦，《新月》派的人起初并未意识到鲁迅批评的要义。只是后来闻一多在
身处绝境时，方感到鲁迅的深切，那已是后话了。

    围绕人性与翻译诸问题的争论，后来大伤和气，渐次升为血气的厮杀。许多左
翼文人也卷入其中。冯乃超等人撰文讥讽梁氏是“资本家的走狗”。梁实秋在《
“资本家的走狗”》一文答辩说“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我还不
知道自己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作
为一介书生，梁氏的表白，或是真话，但鲁迅却认为这正是“资本家走狗”的活写
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
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鲁迅在《“丧家的”“资本家的
乏走狗”》一文中显示的力度，是梁氏无法招架的。也成了其一生的心痛。梁氏曾
暗喻鲁迅拿了卢布，语意狠毒，可谓发难于前，鲁迅深知来意不善，便还手于后，
杀伤力远过前者，文风之峻急、冷酷，使《新月》的理论家大为难堪。那年月的雅
士、君子，遇上了软硬不吃的斗士，难说不是一种境遇的窘态。

    其实，鲁迅与梁实秋为理论代表的《新月》社诸君的分歧，是对社会与人生的
态度。梁氏在《论批评的态度》上，批评文坛一些人“不严正”，“我觉得中国人
比较的不大能领略幽默讽刺，严声相骂才是中国人的擅长。”鲁迅在《新月社批评
家的任务》一文却说：“新月社的批评家，是很憎恶嘲骂的，但只嘲骂一种人，是
做嘲骂文章者。新月社的批评家，是很不以不满于现状的人为然的，但只不满于一
种现状，是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这大概是理解鲁迅与《新月》社诸人冲突的
根本点吧？喜欢平静纯美的东西并不错，但在一个混乱的年代，要纯而又纯，不允
有反混乱、反压迫的斗争壮举，侈谈“公理”，侈谈超阶级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无
论动机如何，实际上是起到“维持治安”的角色作用。《新月》派人物的天真与固
执，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文坛，有时是有点尴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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